材料一 刘邦称帝，初定都洛阳。多数大臣认为：“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咸皋，西有毅、渑、倍河，乡伊、洛，其阖亦足恃也。”留侯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毅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摘编自柳华《从西汉定都长安看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问题》

材料二 两京制始于西周。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

——摘编自王明德《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

材料三 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经久不衰。

——摘编自邱国盛《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

材料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并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在上海，他见到了宋庆龄和鲁迅，这引发了他对记录中国人民苦难与向往的中国新文艺的兴趣。1936年，来到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委托宋庆龄推荐名外国医生和一名外国记者到根据地来，以便将红色政权与釭色根裾地最真实的故事讲外界。双方的“一拍即合”使得斯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6月，斯诺来到保安（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后，受到了中共高层的热情接待，随后，斯诺开展了将近四个月的采访活动。10月，斯诺返回北平，并开始为外蝶和国内的外文报纸撰写有关他在红色根据地所见所闻的报道。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所有的报道写作。随后，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1月1日，《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同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由此，拉开了美国众多新闻记者赴身“红区”的序幕。

——摘编自曹培鑫《书写“红色圣地”：世界新闻史上的“中国时刻”》

材料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中央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圆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圆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逵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而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也同时在苏区流通。这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由于国民党长期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国剿”和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条件极为艰苦，国家银行在发行货币时缺少印制钞票的纸张、油墨等印刷材料。1932年5月，红军攻克福建漳州后，银行工作人员才辗转从厦门采购到彩色油墨等印刷材料。

为了统一货币，国家银行及临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又制定了一系列金融财政上的法规法令、政策章程，确立了当时红色政权统一币制的基本内容，为这一币制的实行提供了法律保证。……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并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他认识到，国家银行必须承担“驱逐劣币，回收杂币，禁用外币”的重任。这样，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就必须走出去发动群众，建立兑换和回收网点，使已连成一体的中央苏区内的广大民众听从政府的号令，团结在国家银行周围，自觉维护新生的苏维埃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强大的宣传、切实可行的兑换措施、畅通的发行渠道，使得苏维埃纸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摘编自张孝忠《中央苏区的红色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