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国西南部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或汉族杂居的地区，自元明以来，统治阶级就采取土司制度统治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制度是兼指土司与土官两种统治制度而言。前者包括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这些官爵职称虽受封于中央政府的皇帝，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后者包括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是按照汉族地区行政建制设立的府、州、县中由少数民族头人所担任的官职。这种土司制度，是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交通梗阻条件下，中央政府在军事征服或政治招抚之后所实行的“羁縻”政策和特殊的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在创建之初有可行的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更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从明朝开始，便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区，改用流官代替土司，实行和中原地区完全系统的行政制度，这就是“改土归流”。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有限。明清时期，统治者推出一些有利于普通地主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措施。明太祖设立通政司处理臣民的章奏，规定除田土、诉讼之争，一般民户皆可上书言事，算是为政治表达开了一个方便之门。清朝前期，为解决大批“士者”出路，政府允许纳货捐官，并不断扩充科举录取的名额。在西方的冲击下，维新派办报纸、书局，组织社团。……甲午战争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警告“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戊戌变法是政治体制改革，但因触犯权贵的既得利益，仅行百日即被废止……庚子祸乱后清上层几乎没有谁再反对改革……1908年，清廷开始筹办地方语议局、中央资政院，以选举民意代表、“博采群言”并发挥其“舆论总汇”的功能。“皇族内阁”的结局使这一民意机构走向政府对立面。摘编自徐军《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袁刚《民心尽失的历史警示》等材料二中世纪后期，欧洲的许多国家产生了等级会议，如1265年英国的“等级会议”

以及后来法国的“三级会议”等。从政治参与上看，英国政治在10世纪时政治参与主体扩展到王权和世俗、宗教贵族；到了12世纪以后，扩大到工商业主（新贵族）骑士，以及从理论上，所有具有一定财产的自由民。随着议会地位的提高，由资产阶级、市民组成的下院的作用逐步增强。“光荣革命”后，真正由选民选出的议员组成的下议院才形成，但这仍然是一种包括性别、年龄甚至是身份、财产的有限参与。20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普选权。

——摘编自陈楚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参与的历史沿革》

材料一   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身统治，制定并实施治理边疆的政策，以实行有效的管理。两汉时期，在边疆设立了众多郡县和属国，又在辽阔的西北边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管理民政、军政等事务。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军镇兵力多则数万，少则数千。唐朝政府安排边疆民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并将众多汉文经典书籍颁赐给边疆民族。元代，在边疆设立了宣慰司，“有招讨、安抚、宣慰等使，品秩员数，各有差等”；任用大量土官，因俗而治；建立了从首都行政中枢到遥远边疆地区的驿站制度。清代，雍正皇帝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乾隆皇帝表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清政府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上层采用封爵、给俸、年班朝觐和联姻等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清末，随着边疆危机的深入，边疆建省呼声日益高涨。有人提出在西藏等地建立行省，实行直接统治，去掉那种在新的国际规则下往往授人以柄的“藩属”关系。1884年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885年建台湾省，1907年建东北三省。在新的国际形势之下，晚清政府改变了传统的治边理念和统治方式，昭示中国对边疆的主权。

——摘编自但兴悟《“大一统”中国的重新塑造：近代边疆危机与建省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