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着装有严格规范。下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服饰规范的部分内容：

——摘编自张玲《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符号内涵及制度规范》等

材料二   明代的“服妖”分为衣冠复古、奢侈僭越、男女混装和习俗禁忌四个类别。衣冠复古，即穿戴模仿前朝服饰，包括了元蒙遗风和之前其他朝代的服饰：奢侈僭越，即以下僭上，违制使用贵重饰品和贵族服饰；男女混装，即女着男装、男着女装；习俗禁忌，即与传统社会认知相违背的服饰或服饰行为，如上层人士穿戴低贱之人服饰等。

——整编自赵梦菲《明代“服妖”服饰现象研究》

材料一   有学者将交通系统列为统一国家赖以生存的首要组织，认为“交通系统之所以名列榜首，是因为它们是大一统国家赖以生存的主要制度”。

——摘编自【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材料二   晚清兴修铁路曾引起的争论

——摘编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铁路史部分》

材料一   隋文帝第三子杨俊性好奢侈，因为在并州总管任上“盛治宫室，穷极侈丽”，所建屋舍被告发“违犯制度”，后被文帝罢官召还京师软禁。面对大臣们减轻处罚的求情，文帝坚持“安能亏法乎？”结果，杨俊郁郁而死。魏征等唐代史家评价文帝此举是“父子之道，遂灭于天性”，其他杨秀、杨谅等宗亲藩王窥伺险地、轻动甲兵，正根源于此，“后之有国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据【唐】魏征等《隋书·文四子传》整理

材料二   古代法律是从不承认“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明朝时，朝廷颁布了很多教化基层的案例材料，其中有藩王皇亲违法乱纪“初犯免罪……四犯与庶人同罪”等语句。这虽是为了表明贵族有减免罪责几次的特权，却容易被民间误解为“庶民同罪”是普遍性法律。到明末，朝廷已无力维持文化专制政策，日益繁荣的小说创作中遂正式出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条谚语。

——摘编自柳立言主编《中国史新论·法律史分册》

材料一

（注：《御史台精舍碑》是崔湿在武则天朝任殿中侍御史时所撰写的，旨在借助佛教的感化力，使有罪官员忏悔。）

材料二   唐代对武则天的记载多集中于史书、野史及笔记小说，除了史书中的传记类作品篇幅相对比较长以外，其他作品多是只言片语，或是简短的小故事。记载的多是关于武则天的言行、施政措施、朝野逸事等，比较接近历史上武则天的真实面貌。晚明时期的武则天形象在文人士大夫的政论、文集、小说和戏曲中频频出现，出现了较多关注武则天与太宗、高宗的中篇、长篇作品小说，武则天形象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摘编自韩林《武则天形象的文化建构及阐释》

识宝传说是中国口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这类传说内容的核心在于有人能从凡常之物中鉴识出罕见的奇珍异宝。

材料一   识宝传说在唐代非常繁荣。这类传说中，故事经常发生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宝物的持有者多为官僚、富豪，至少是书生之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识宝者”往往是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等，他们慧眼如炬，识出了“传国宝珠”“破山剑”等价值连城的珠玉珍玩，还不惜重金买宝。

——摘编自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代以来，北方流行大量的“南方人”盗宝、“江西人”憋宝、“徽州商人”夺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识宝人凭着自己的机灵甚至欺诈手段聚敛财富。讲述这些故事的北方人背后，无疑是异乡与本地、中心与边缘、对“本业”与“末业”认知差异的折射。这些故事中的宝物，大都是北方农村中本就存在但并不显眼的用物，如山西某地“水脉”幻化的顽石、庇佑河北抚宁风调雨顺的“金马驹”等。

——摘编自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材料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蒋毓英主编《台湾府志》为清朝首部台湾府志，其记载郑成功攻克台湾时，舟师搁浅，“水忽涨十余丈，巨舰毕入”，编者认为此“非天之相此逆旅也，盖将借手以式廓国朝无外之疆域”。清军收复台湾时，则“咸水苦军士，而海岸忽涌甘泉，众无渴患。一战而澎湖克复”。

——摘编自[清]蒋毓英主编《台湾府志》

材料二   自康熙至道光，台湾府、厅、县志修成且保存至今21部，另有私人纂修志书多种。其中，有关台湾收复后社会变化的记载随时间推移而增多。如乾隆年间《重修凤山县志》记载台湾由“不粪种”“种植后听其自生，不事耘除”，到“生齿日繁……勤耘耨、浚沟洫，力耕不让中土”，而雍正年间《台海使槎录》等志书亦载台湾少数民族从“无田器”，到“耕种如牛车犁耙与汉人同”，以至“礼节近亦渐学汉人”，“骎骎乎有中土之习”。

——摘编自柳浪《清朝台湾地方建置与方志编纂研究》等

材料三   同治年间，台湾《淡水厅志》修成，其序言强调淡水乃“沿海七省藩卫”，“海防尤重”。光绪年间所编《恒春县志》则记载日本“觊我土地”，朝廷派沈葆桢“提兵渡台”，“以公法条约，折冲于尊俎之间”，事毕，恒春设县，而“日本之役为恒春设县之由，……不可不备录之，以符数典不忘之意”。

——摘编自《清代台湾方志汇刊》

材料一 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推。杨志坚妻见他怀才不遇，告至官府欲与他解除婚姻。时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作出判决，判词曰：“（杨妻)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者多。”最后，杨妻被判决“二十后任改嫁”。杨志坚秀才（则被)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仍令远近知悉。

——据唐代颜真卿所作判词《按杨志坚妻求别适判》编写

材料二 审得陈敏生呈控吕思义一案。本县研鞫数四,真相业已明白。此事吕思义实有不是：欠债不还，一罪也；图谋诬陷，二罪也。在吕思义意，以为欠债一事，尚在前朝，今国家已易大清，前朝所有之区区债事，何能再行索讨？自应销灭。在陈敏生意,欠债事虽在明代，而欠债者仍是吕姓之人物，不能因国家更易大清，即可置债事于不问。

按律：诬告人叛逆者，即以叛逆罪治之。姑念吕思义于大清入关时，首先归顺，转战两粤，持弓十年，应特予宽恩，免其一死。杖二百，流三千里；妻孥发配，家资入官。所欠陈敏生钱八十千，由公家在吕思义赀产中分出，拨归完案。除详报抚臬宪外，此判。

注：以上据传为清初于成龙在广西任知县时对一起案件的判词。

——据《清朝名吏判牍选》

材料一   永乐元年，获取帝位不久的朱棣，因古今事物散于众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下令解缙等翰林学士编修《永乐大典》，“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编纂完成后，朱棣亲撰序文：“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典奥。”

——据《明太宗实录》等整理

材料二   1860年，翰林院遭到列强洗劫，加上一些官员监守自盗，《永乐大典》破坏严重。1894年清点时已不足800册。庚子事变，翰林院遭到围攻使馆的国人的焚烧，其所藏《永乐大典》一部分毁于大火，一部分被劫掠他乡。1909年，藏书家董康携17册东渡日本贩卖。

——摘编自张升《〈永乐大典〉遭劫难的真相》等

材料三   表3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永乐大典》回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情况（部分）。

——摘编自陈红彦《〈永乐大典〉的收藏及流散》

材料一   “大一统”并不是简单的政治一统，而应该看作天人的一统，也就是德礼和刑政，由此构成中华文明历世不衰的政道传统。尽管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但后来的胜利者往往都会承认前一王朝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合法性。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多有侵扰乃至统治中国（中原王朝），但最终不分夷夏，都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洪流当中。

——摘编自郭晓东《中华文明何以赓续不已》

材料二   历史地看，原处于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中努力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努力寻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改革，从而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内在驱动力。边疆社会发展与中原地区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于平衡，而新的统一的条件则在不断缩小差距的过程中越来越成熟，最终实现新的更高层次的统一。

——摘编自向燕南《辽金西夏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材料三   清代，边疆在空间划分上呈现出从界线模糊到边界清晰的特征，在治理上呈现出从拱卫中央、维护统治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目标的转移，从而完成从“天下”到近代“国家”的转变，其边疆治理呈现出陆海兼顾的企图以及维护国家主权的倾向。

——摘编自吴曼《从“天下”到国家：清代的边界与边疆治理》

材料四   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进而言之，历史的连续性并非仅指线性维度上的连绵不绝，实际上具有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含义：独特的地理气候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自然基础，稳定的空间规模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生长保障，厚重的文化积累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内在支撑，深沉的历史精神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核心品格。只有从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

——摘编自王学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连续性》

材料一   1691年，康熙帝宣布停止修筑沿用了2000年的长城，长城内外即成“一体”，即成“一家”。1703年，清朝选择塞外之地创建避暑山庄，每年盛夏之际来此，接见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历经康雍乾等朝纂修的《大清一统志》，备载天下山川、郡邑、政事、风俗，旨在构建国家广阔的疆域一统观，从而在观念上来代替“华夷之辨”。

——摘编自李治亭《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等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国家转型之路与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内在的逻辑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施行的不同的方针政策，都是为了在维护中国这个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内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王健睿《传统“大一统”思想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内在逻辑统一》

材料一   晚清国内公债筹募概况（节选）

——摘编自刘杰《辛亥鼎革与财政举债：晚清民初“爱国公债”的发行与偿还》

材料二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来年发行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总额为1亿分，华东区分担45%，上海市分担华东区的66.6%。上海市组建了公债推销委员会，深入宣传，“购买公债不但还本，而且付息……是争取人民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解放日报》为公债开设了答疑专栏。工商界巨擘带头认购，群团组织还推动了公债认购竞赛，最终圆满完成目标。

——摘编自孔祥成、牛茹琪《从首笔国债发行看新中国初期中共的城市社会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