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梅岭山路自秦代开辟以来长久失修，基本失去交通运输功能。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奏请重新修凿梅岭山路的奏疏获准。他亲自到现场勘察，“缘燈道，拔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最终部分利用旧关道又截弯取直修建新道，缩短险峻山路15里。开工后，张九龄利用十一月的冬闲时节召集乡民筑路，民众争相出力，新道不日凿成，“坦坦而方五轨，闻闻而走四通”，横穿南岭山脉，连接广东和江西。梅关道开通以后，海外诸国向朝廷入贡的物品经由梅关道北上，梅关道成为一条贡道。同时，唐政府也将梅关道作为官方驿道，设置驿站、配置戍卒、征收商税。唐朝末年，社会动荡，大批难民经由此道迁徙到岭南地区，岭南地区人口大为增加。

——摘编自王薇《文化线路视野中梅关古道的历史演变及其保护与研究》

材料一   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经济发展到达唐代的顶峰，而南方的经济也出现了崛起势头。至天宝年间（742—756年），江南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北方，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初步具备。当时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尤其是几条海塘的修筑，使海塘内的土地免遭成潮的侵蚀，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并被用来种植庄稼。江南的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准，粮食被大量运往北方。明州及十个新县的设置，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发的大体格局在唐玄宗时已经定型。江南部分州县修筑城墙，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江南的丝绸和金属铸造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张剑光《开元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以苏、松地区为例，农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的棉花及其纺织品。“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湖地区和苏州南部在蚕桑业、丝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产量、品种增加，而且产地日趋扩大。棉作、蚕桑逐渐有了压倒稻作的倾向，使得棉花、蚕桑的丰歉，成为不少农家生计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棉作、蚕桑受市场的制约与日俱增，市镇上即有商人经纪此事。他们并无牙帖牙税负担，确可操纵市价，早晚迥别。棉户、蚕户消费的粮食中部分是从市镇购得的。当地市镇商人从两湖、四川等地购买粮食，运回销售。随着乡居地主纷纷向城居地主的转化，出现了“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的现象。

——摘编自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