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墓论》中说：“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侯王分土，各自为政，而皆以放恣渔猎之情，听耕战刑名殃民之说。”洋务派人物李鸿章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栽，亘古所未道，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胥：皆，都）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材料二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对欧洲大陆来说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变革时代。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

材料三   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出“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57年开始就不能正常工作，1966年到1975年几乎完全处于停顿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等著名论断。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摘编自仓可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逻辑》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孕育了众多敢于“为生民立命”、挺身为民众说话的思想家。许多统治者不仅宣扬民本论，还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

民本主义理论高度适应了农业化推广、深化的文明趋势：以力农、重农为基调的生民利民主张和平均主义的经济原则，与法家的重农抑商观念相互呼应，推动定居农业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达到农业化时代的极致水平；序上下、齐万民的教民、化民略与法家的刑治主义相互整合，极大地充实了集权体制的人文理性与实用智慧，促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升华为农业文明时代最具制度张力与弹性的集权形态；重视民情民意的保民得民理念与墨家兼爱交利思想、法家富民强兵的耕战取向相互补充，形成了管理、凝聚广土众民相对有效的农业化治理模式，帮助历代王朝蓄积起古代世界极其强大的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

——摘编自刘慧娟《论中国的民本思想》等

材料二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历史任务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洛克、潘恩、杰斐逊、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民有、民享、民治”等基本思想。

西方的民主理论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讨论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阐明了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既不可转让，又不能剥夺；论证了人们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是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工具；为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防止专制制度出现，应当实行法治，建立分权制衡机制。

——摘编自吴巨平《略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的重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