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历史学习贵在得法。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治史重在描述过去的变化并说明变化的成因，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谓是对史学真谛的精辟概括。王国维发展了司马迁的说法，更明确地提出“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

（1）依据上述材料概括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材料二事实上，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工业制度是由于近代科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于伽利略，伽利略是由于哥白尼，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

——［英］罗素《论历史》

（2）上述材料采用了哪种历史研究方法？运用所学说明“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这一观点。

材料三

（3）依据上图概括中国近代思潮演变的趋势，任选一种思潮分析其影响。

2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在希腊，铁器的大规模使用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中国经考古发现的最早铁器属于公元前6世纪，但铸铁与锻铁基本同时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也是空前的。约公元前800年以后，在希腊，人的地位从起初的单由出身来定，发展到由出身加财富来定，以至在某些邦里出身和财富都不再特别强调；在中国，由出身决定贵贱的情况也有了变化。

在希腊，斯巴达、雅典等邦之间的争霸斗争十分激烈，各邦内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很尖锐；在中国，春秋时期曾有五霸的争雄，战国时期则有七雄的兼并，……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与斗争。

材料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8世纪至3世纪在中国、希腊都曾有过思想文化的飞跃，是人类精神的大觉醒时期，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传统，他称之为“轴心时代”。其时的思想家们流传下了许多著名的观点或名言

材料三到了共和晚期，罗马法律的发展可说是和其他文化形态那样在务实基础上又见进一步的坚定、开阔的演进。……由于它更大的实用性与进步性，实际上就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公民法，成为罗马法律的主干。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法律和法学的实践已大大超越古典城邦的范围，开始具有古代世界范围的普施与通用的性质，不仅体现了罗马文化在这个时代特有的坚定开阔的气质，而且接近于希腊斯多亚派哲学家倡导的自然法的理想。

——朱龙华《罗马文化》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该时期希腊与中国精神觉醒共同具有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指出古希腊思想家和中国思想家在研究方向上有何异同。

（3）根据材料三所学知识，指出万民法“在许多方面取代公民法”的原因

（4）概括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法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势

材料一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化给予启蒙思想家们的影响，是与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伏尔泰说：“所谓专制或专横的政府，是指君主可以随意夺走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以法治国，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和礼仪习惯便是中国法律的基础，他们进而指出，由于这种以父权为本，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法律符合自然规律和理性，因而能将道德、宗教、习俗、礼仪和伦理为一体，在全国统一施行。使儒、释、道三家彼此相安无事，既无需按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教会，政权因而也不致受教会左右。启蒙思想家虽然从自然神论的角度把儒家思想解为一种宗教，但把它与愚弄人民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做了严格的区别。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材料－ 最初，唐太宗命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后改为礼部待郎，并增加了比隋朝多三、四倍的科目，确定以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六科为常设科目，唐太宗还规定每年十一月起，至次年三月止，为考试日期，规定所有考生，必须考以《春秋》《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为内容度贴经，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由中国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新发展的客观趋势，促成了唐太宗时期中外交流的繁荣

——摘编自赵克尧等《唐太宗传》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材料三   在推进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展现了自身的优势。新中国初期，全国各族人民以空前的热情，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各级政权建设过程中，普遍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在过渡时期不长的时间里，党和政府迅速组织起有计划的社会建设，顺利完成了“一五”计划。从1953年到1957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

——摘自王文《新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确立》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已运用数学语言并且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

—摘编自冯天输《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

材料二   赢得个性自由的人文主义者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多方面能力的个人;充满竞争的生存条件也促使他们必须具有多方面的造诣。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17世纪，也是多才多艺之人辈出的时代。当时没有一部名人传记不在主人公的主要成就之外谈到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而这些造诣总是超出一般水平。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不但要研究古代经典理论，还要研究地理、历史、文学;不但要翻译古代的戏剧，还要同时兼做导演;此外，他还可能是一名地方长官、外交家。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