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摘自《礼记》
材料二 十九世纪末，马克思主义零星传入中国，当时人们把它当作“均平治世”的学说。节译的《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曾翻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大钊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也满怀豪情地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是热情向往的。
——摘编自王芸《从天下大同到社会主义》
材料三 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儒学的影响也相应地表现在这两方面：一是作为浸润在广大民众文化心理之中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自发发生作用，二是统治者以政策、律令形式自觉实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进，使儒学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罗传芳《儒家传统与新加坡发展模式》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家的治国理想，并举例说明其对中国近代前期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何影响？（任举两例）
（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说明“中国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是热情向往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概括儒学对新加坡现代化影响体现在哪两个方面？（不得摘抄原文）。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儒学为何能在新加坡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材料一 道德家们将中国声消苗绘为一个大家庭，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念延伸到社会领域。像朝廷一样，中国的家庭也是等级森严、父权至上和专断独裁的。父亲是一家之主，并且将家庭的领导地位传给长子。国家将对祖先的崇敬作为儒家礼教的内容加以推广，子女的孝道是家庭价值的基石。中国家庭的社会，据推测，已扩展成一个父系血缘群体，如宗族。在家庭内部，儒家的道德标准是妇女要服从男子的权威。中国的父母们重男轻女，女孩被家庭看作社会和经济的负担。明清两朝，加在女性身上的父权权威大概比中国任何时期都要严厉。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 在14世纪末24世纪初，近代学校的创办实际上表明政府已经取代家庭承担教育的责任。因此，当国家干涉家庭关系时，家族社会的政治支撑也就土崩瓦解了。在晚清和早期共和时代的新法典中，已承认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男女平等、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等。外国商品的涌入和1895年以后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生产方面享有特权，给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被剥夺饭碗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离开家乡进城谋生，同时也摆脱了家族和家庭对他们的控制，旧的家庭关系瓦解了。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基本特征。结合所学知识，试析为什么明清两朝“加在女性身上的父权权威大概比中国任何时期都要严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导致晚清家族社会土崩瓦解的主要因素。
（3）近代家族关系的变化折射出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什么特点?
材料一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罗马的法律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
法是一种自然权利，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
——西塞罗
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荀子
材料二 唐代统治者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唐律继承了古代立法传统，“以礼入法”，然后将各种法规熔为一炉，采取了刑事立法的形式，全部律条都围绕着“罪”和“刑”分别加以规定、解释。唐律规定了严惩十恶，依次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还规定如果赃证已经明确，“理不可疑”，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犯罪事实进行判决。《唐律疏议》成为以后历代刑律的蓝本，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中华法系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影响着亚洲与其有交往的各地，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荀子和西塞罗关于法律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2）结合材料一和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比较罗马法系和《唐律疏议》代表的中华法系的区别。
（3）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立法、司法更多地借鉴了罗马法而不是中华法系，根据所学，说明原因。
4 .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孔子聚徒讲学，弟子三千，其中不少学子“贫且贱”，没有社会地位。
材料二1878年，中国首次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之后1877年、1878年、1885年又三次派遣留学生赴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学习造船、驾驶、兵技等西学。1896年后，留日学生人数直线上升，1899年是200人左右，1903年达1300名，至1905年，人数增至8000人。在学习内容上，1904年，中国留日学生1300人中，学习文科的达1100人。
——摘编自《我国近代留美学生群体研究》《奏陈监管学务情形折》等
材料三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1977年9月
（1）材料一反映了孔子的什么教育主张？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孔子的该教育主张和实践给当时的教育格局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学教育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邓小平重视科教的原因以及随后十年党和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
材料一：他（孔子）知道古代传统的重建，并不仅仅是指外表上的同一。这里所倡导的是对永恒真理的温习，而不是对过去的模仿。孔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这些永恒的思想重放光彩。
——摘编自【德】亚斯贝斯《大哲学家》
材料二：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争夺。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等级）说也。
——赵清、郑城《吴虞文集·陈独秀复吴虞信》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孔子为重建古代文化所作的工作？
（2）儒家思想在汉宋两代出现哪些变化？
（3）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孔子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如何？
材料一：他（孔子）知道，古代传统的重建，并不仅仅是指外表上的同一。这里强调的是对永恒真理的温习，而不是对过去的模仿，孔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这些永恒的思想重放光彩。 ——摘编自雅斯贝斯《大哲学家》
材料二：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
——袁伟时《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材料三：“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自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
问题
（1）根据材料一，说明孔子对古代传统重建的内涵；并回答孔子的核心思想及其欲达到的目的
（2）依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说应如何理解材料二中康有为“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
（3）你如何理解材料三中孔子死后，“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自20世纪的开始以来，为什么“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
材料一（明朝中后期以来，中华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少人习惯上也将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清初几位大师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汩没人才，到这时候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件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产生的社会条件，并结合所学知识写出至少两位代表人物。
材料二 在意大利的共和国（指古罗马共和国）中，这三种权力合在一起，所以，这里的自由比我们的君主国还要少。……同一个机构，既是法律的执行者，又拥有立法的一切权力。它可以用其一般的意愿来破坏国家，又可以用它的特殊意愿去摧残每个公民。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孟德斯鸠认为罗马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其主张。
材料三 我认真读过他（孔子）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
——伏尔泰《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
材料四 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
（3）材料三、材料四对孔子的认识有何不同？其各自的出发点分别是什么？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古代中西方治国方略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