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严复（早年与沈葆桢、中年与李鸿章、晚年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用西方的“天赋人权"，成功地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的权力观和国家观，并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深刻命题。但严复的本意，只是以此说明自由和人性解放之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而不在于以此来颠覆现政权的统治。他解读了西方人权学说后立即转了个弯，说：“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主张先开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大力开发民智、更新民德、培植民力，以此为过渡，最终"悉听其自由"，臻至完全的民主体制。

——据《严复集》等整理

材料二   孙中山也从西方"天赋人权"理论寻求依据，来建立自己的"民权主义"学说。孙中山所解读的人权，重点不在于个体的自由，而在于作为平民对国家政权的"共有"。他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民对政权有“共有”的权力。依靠“不良之政府”的改革，逐渐获取人权的想法，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谬想"。国人是具备享有民权的能力的，在实现民权的前提下，以“异常的速度”建设，“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

——摘编自许维勤《严复与孙中山思想之于中国社会变革》

材料一   严复指出: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日: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1955 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

——摘编自林育川《建国后毛泽东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实践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