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既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又善于识变求变应变，紧紧扭住关键，积极鼓励探索，突出改革实效，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一明确要求，既揭示了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服务大局的内在逻辑，又提供了抓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方法论，对于我们做好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察势者智，取势者赢。“势”是一种客观存在，标示着事物发展的形势、态势、趋势。身处变动不居的时代环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无论是谋划改革还是推动发展，都离不开对“势”的认知与把握。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就是要敏锐把握“势”的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积极主动作为，或积厚成势，或蓄势待发，或谋势而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任何新事物的发端、兴起、壮大，都需要一个过程，惟有持续积累，方可积厚成势，最终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从小岗村的红手印拉开农村改革大幕，到自贸区上海启航后推而广之，渐进式的改革，是一个发现规律、积累经验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从小到大、从点到面的积势过程。当信息化的快车加速到5G时代，当大数据的积累推动智能化的浪潮，以合乎规律的取势、占得先机的顺势，让新事物健康成长，让新动能加速壮大，才能以更多“小趋势”汇聚成磅礴的时代大潮、发展大势。势能积累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喷薄而出、不可逆转。弹簧压得差不多的时候，也正是势能最强、弹力最大的时候，积厚成势、蓄势待发，正需要把握时机、一鼓作气，果断决策、坚决推进，乘着“千里快哉风”，中国改革的巨轮一路劈波斩浪。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改革让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今天我们有了更丰富的经验积累、更雄厚的物质条件、更成熟的制度基础，正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让中国巨轮驶入更开阔的水域。

“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顺势而为、谋势而动，风雨无阻向前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持续深入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多项改革措施接连出台，推进，展现中国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更彰显改革者的眼界和胸襟。事实证明，察大局，谋大势，就能站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把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善战者，求之于势。”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决战脱贫攻坚时不我待，决胜全面小康重任在肩，改革依然在路上，亟待我们重视“势”、善用“势”，厚积而薄发，乘势而有为。在实践中奋力积势蓄势谋势，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我们必将创造更多改革增量，释放更多改革能量，书写更加激动人心的发展传奇。

（摘编自任平《善于积势蓄势谋势》，（人民日报）2020年07月09日）

美术是美感认知的重要实现途径和表达手段，美育主要靠美术教育来体现和完成。当下“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论断深入人心，我以为这其中深隐着四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美术教育与美育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二是美术教育是美育的基本体现；三是美育是美术教育的精神旨归；四是当今美术教育缺乏美育精神。

美育和美术教育的过程，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也是情感积淀的过程。当情感积淀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审美愉悦，这就是美育之结果。

美术教育不能脱离对艺术与美的起源的探究。艺术起源于对美的认知。人类在鸿蒙初开之际，即发现了美，因而要用艺术来表现美。没有脱离了艺术的美，也没有脱离了美的艺术。我们所要研究的美，主要还不是指大自然的美，而是艺术的美。当然，艺术美离不开对自然美的体悟，或者说，艺术美源于自然美，但不等于自然美，艺术美是对自然美的提炼和升华。只有在自然美基础上的艺术表达，才可称为具有美学价值的美。自然是客观物象，而美是人的意识的能动体现。没有脱离了人的美，也没有脱离了追求美的人。因此，美育还应重视培养对象的感悟能力和艺术语言表达能力。懂得美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表现美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人都知道辽阔的草原很美，但并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去表现草原之美。美育，还需要培养对美的艺术表现力——不论是用美术、音乐、舞蹈，还是用文学、戏剧等形式。美育和美术教育，需要使人学会如何对美进行艺术化表达。

美术教育不能缺乏情感的贯注。现在我们所理解的美术教育，更多的是侧重于技能教育，而非情感教育。很多人将美术教育等同于职业技术教育，这样培养的是美术技能，而非认知美的能力。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情感的贯注。情感是认识美、研究美的基础，没有情感则无以言美感。美术教育若缺乏情感和趣味，则徒成为一种纯知识或纯技能的教育，必定会背离美育的本质。如今，随着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的蓬勃兴起，美术教育呈突飞猛进之势。只是，现在美术院校的美术教育，多侧重于“术”的教育，而忽视“美”的培育。一些美院学生只知道画画写生，却不知道去思考美、研究美，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思考美、研究美的能力。事实上，对美术教育工作者而言，“美”才是本源，“术”只是手段和途径。

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创造的过程，也是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而美育和美术教育，就是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进而解决艺术创造和创造美的问题。

（摘编自朱中原《以美育重塑美术教育》）

有时候，儿童读物是我们趋近经典的桥梁。对于西方文化而言，莎士比亚无疑是一座文化宝库，只是小读者长期苦于没有进入宝库的钥匙。英国美文家查尔斯.兰姆写过诗歌、传奇、剧本、莎剧论文和美术评论，深受周作人、梁实秋、吕叔湘等老一代文人的喜爱。兰姆与姐姐合作撰写《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以散文体将莎翁重要戏剧做了浅白的改写，为两百年来东西方小读者初步接触莎士比亚立下汗马功劳——例如萧伯纳就是该书的重要读者。莎士比亚流传到中国，也是此书率先登陆：1903年上海达文书社用文言文选译其中10个故事，取名为《潮外寺谭》，第一次把莎士比亚的戏剧以文言章回体介绍给中国读者。1904年，商务印书馆方才出版，林纾和魏易用文言文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全译本，题名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对于中国小读者而言，起到类似桥梁作用的，还有《DK莎士比亚百科》每一章讲迷莎士比亚的一部戏剧，包括主题、主要人物、幕场安排、情节概要和历史背景与影响，并在孩子可理解的范围内做了精彩注解和主题延伸。

更多时候，文学经典本身就适合孩子进行阅读，并初步体味文化的魅力。如果说西方社会往往通过分级阅读和桥梁书接触“西方正典”，那么中国读者对于经典文学文化则更多采取直接接触。我们接触传统文化，往往从一些古典神魔小说入手，例如《西游记》。其价值绝不仅在于一个个“打怪通关”的故事，或者那些容易被“读后感”所捕捉的“人物品质”。《西游记》暗藏的文化符号博大精深，阅读的同时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解密”的过程。

《西游记》物命名与形象设计包含了传统道家五行思想。在五行学说看来，事物之间的联系，其规律就是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有学者指出，悟空被称为“金公”，既属金，又属火。悟能被称“木母”，道家称水为“木母”，认为“真汞生亥”，亥为水属猪，水能生木，悟能既是木，又是水。道家强调铅汞化合，需有土相助。沙僧别号“刀圭”，“圭”为二土相加。土使金木相交、水火调和，作用如同媒婆，故而沙僧又有别号叫“黄婆”。人物关系与五行变化呼应:悟空有金、火两重属性，性情急躁，与属木、水的八戒常有矛盾。两人之间大多数时候金克木，少数时候反过来却是水克火，其中许多时候需要属土的沙僧从中调和。

《西游记》绝不仅是佛道两家角逐的舞台，在故事流变过程中，儒家思想不断渗透其中，其忠君报国、孝悌、仁义、大同等理念在西游故事中体现得越来越明显，最终成为了隐在背后的主导观念。唐僧对唐王的“忠”，悟空等徒弟对唐僧的“忠”“孝”，以及取经行为背后的“事功”与“义”，才是小说在世俗层面广泛流行的原因。

文化积淀并非一时一地之功。一些文化符号如密码一般埋藏在孩子的潜意识深处，等待未来的机缘将它解开。成为一国合格之国民，必须让血脉丹田之中蕴藏这些本民族的“密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持续高质量的输入，终有一天会让孩子的举手投足带有文化气息，沉稳、儒雅，有君子之风。

(摘编自陈思《优秀的儿童文学，提供的是什么》)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变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至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曾遇到多次危机，其中危机之一就是书写效率低下。

早期的文字，形象性极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地写。春秋战国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汉字早期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遇到危机，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当时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潦草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在战国时期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变得平直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例如青川木牍记载的秦武王二年发布的一个关于田地的法律条文，其写法完全是隶书了。近年来发现的秦简，基本都是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篆体的味道。到汉武帝时期，隶书发展成熟。

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古今汉字的结构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很多字都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指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东汉许慎解释小篆“为”字时就不知道原意是什么了，结果他解释“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不断在动，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为”字一点也看不出和大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楷书等，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到东汉，进一步发生变化，直来直去的结果就产生了楷书。楷书的定型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即从古文字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到隶书以后汉字就从弯曲的线条变成点画的组合，虽然牺牲了汉字的形象性，但极大提高了书写效率。

（摘编自黄德宽《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

历史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历史与文学也并非水火不相容。《史记》作为史学经典，能够“跨界”到文学领域，既有其内在原因，也有外部的诸多因素。

《史记》被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著作，但司马迁的审美观有“爱奇”倾向。扬雄《法言·君子篇》：“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谯周也曾说司马迁“爱奇之甚”。他们初步认识到《史记》独特的文学审美倾向，但只认识到“奇”的表面现象。司马迁的爱奇，不只是记载神话传说，更深层次的是司马迁选择了大量的奇特之人和奇特事件。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史记》的创作目的是要“传畸人于千秋”。“畸人”，即“奇人”，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倜傥非常之人”。这些非常之人，或者在历史上有非凡之举，或者在逆境中奋发有为，或者有理想，有作为但落得悲剧结局，或者出身卑贱但在某一方面有出众之处，等等。相反，一些位高权重的宰相，因为碌碌无为，所以司马迁并没有选择他们。正是这些奇特人物的出现，使《史记》成为一部具有强大力量的作品。“爱奇”的审美观不只是史学家在搜求历史资料，也是文学家通过资料发现自己认为美的对象，能体现生命力的人和事，而且不受他人约束，这就使《史记》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著作，具有了文学的传奇色彩、故事特征和审美享受。

《史记》能进入文学领域，也是由于它本身具有文学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所刻画的人物具有典型化、个性化的特征。《史记》选择典型事例表现人物个性，放大了人物一生中的关键点，如项羽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转折点。另外，《史记》描绘典型环境，让人物在矛盾冲突中表现自己；用人物自己的语言和行动去表现人物的行动；用细节描写来充实人物的个性；多侧面写人，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运用对比描写，显示人物的个性；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使《史记》插上了文学的翅膀，避免了单纯的客观叙述和呆板的生平介绍。从某种意义说，典型化、个性化是文学的灵魂和生命，因为这是经过对生活的深入挖掘而产生的。《史记》中还有一些想象、心理描写，具有文学的特质。另外，司马迁秉笔直书，褒善贬恶，爱憎分明，加之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使《史记》中灌注着他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将个人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也是《史记》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也是《史记》区别于其他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它之所以能进入文学领域，也与历代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接受《史记》有关。文学家把《史记》作为自己创作的标本进行借鉴、学习、模仿。如中国古代大量的咏史诗从《史记》中取材，还有许多词和曲也是如此。传记创作无论是单传还是类传，大都从《史记》中汲取营养。散文家如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等，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学习《史记》，而且在实践中学习《史记》的优良传统。元杂剧从《史记》中取材，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统计，有180多种。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也被历代文学评论家接受，并加以发展，如“蓄愤说”“不平则鸣说”“诗穷而后工说”等。历史著作被文学家从各方面予以接受，既显示了《史记》的文学品质，也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另外，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以《史记》为旗帜、文学教育以《史记》为教材、海外学者对《史记》文学的研究等因素，也促进了《史记》进入文学领域。

（摘编自张新科《〈史记〉何以“跨界”文学》，《光明日报》2019年12月9日）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群体在长期生活、生产、生存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思想意识、艺术、政治、宗教等。文化的产生和当时的地理环境、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系。

过去所有的文化，并不是都可以成为传统文化的。我们现在讲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指在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形成的、长期的、稳定的文化。

今天，为什么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原因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基础的变化给传统文化存续带来了危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农业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专制的价值观。这个基础变了，这种文化就难以存在下去。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在农业社会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家族世代种田，没有社会保障，而且通信和交通不方便。到了工业社会、信息社会，通信技术发达，交通便利，“父母在”为什么不能远游？远游既不影响与父母的感情，也不影响父母在有需要的时候得到医疗和其他支持。时移世易，当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时，在原来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确实会面临适用的问题。

第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宗教。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是宗教，我不赞成这种说法。任何宗教都有神，儒家谁是神？孔子是神吗？孔子自己都不信神。宗教要有一套宗教仪式，儒家有什么仪式？祭孔仪式是后来慢慢加上去的。宗教是不需要怀疑的，但孔子是接受学生提出疑问的。宗教的信仰是不需要问为什么的，只要宗教本身不发生变化，就还能够起作用。但是，儒家不是宗教，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宗教，所以是可以被质疑的，可以讨论的，可以改变的。

第三，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新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历史上，中国没有真正受到过强有力的外来文化影响，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和中华文明对抗的文明能够传播到中国内陆来，原因就在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唯一曾经对中国文化构成威胁的是北方游牧民族，但他们的文化相对落后，人数较少。他们虽然有几次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建立了政权，但在文化上始终做不到“征服”。蒙古人曾经建立元朝，满族曾经建立清朝，但由于他们的文化基础薄弱，人数也少，所以军事上的“征服者”最终转化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毫无例外。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挑战。从明朝中期开始，传教士把当时更先进的文化、科学传播过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有了报纸、电报、电话、新式出版物，有了西式学校。西方文化从中国沿海逐步传播到内地。外来文化和新文化的全面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赖以存在的基础。

第四，中国原来的文化传播观念和传播手段是相当落后的。中国人从来都不愿意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即便是我们认为最开放的唐朝，也只是相对其他朝代的封闭而言的。当西方通过大量出版物传播知识、文化的时候，中国还长期没有报纸、杂志；当西方的文化通过电影、广播在传播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地方还没有这些手段。所以，等到新文化进来的时候，传统文化越来越衰弱。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用原来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传播，很多处于断绝的状态。

（摘编自葛剑雄《对待传统文化，要分清“传”和“承”》，《解放日报》2018年10月23日）

史诗概念是西方学者根据“荷马史诗”等资料归纳总结的，其要素有三：一是鸿篇巨制，二是神话故事，三是作者。这样的概念标准适用于西方史诗，但对中国汉语史诗并不适用。19世纪，黑格尔曾在《美学》中断言“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20世纪，中国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种种意见，但仍是以西方史诗理论为依据进行探讨解释，均不够准确。

汉语史诗形成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五帝时代，发展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夏、商、西周三代，繁荣于中华文明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西方史诗的内涵特征。其一，汉语史诗独立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内部，如虞族内流传的是《韶乐》，夏族内流传的是《九歌》，商族内流传的是《商颂》，等等。而西方史诗融合发展于氏族、部族血缘之间，如《荷马史诗》反映了爱琴海周边众多部族的故事。其二，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农耕生产、血缘管理等而在内容上表现为“天体日月崇拜史诗”“山川土地崇拜史诗”“祖先世系崇拜史诗”等类型的内容，与西方史诗仅仅表现为“英雄史诗”不同。其三，汉语史诗因中华文明的各种仪式、通神法器而表现为从早期的“图”“话”结合到后期的“图”“书”结合的世代传承方式。“图”是永恒不变的史诗主题，“话”与“书”则是不同时期的具体演述。

西方的史诗既可以在宗教场所演述，又可以在民间集体聚会场合演述。中国的汉语史诗在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只在宗庙社坛中演述，是宗教、政治、伦理的三合一，所表达的是血缘族群共同的集体意识。也正因为如此，原始时代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中国的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一直延续保存下来，并通过在宗庙现场的演述实践而发扬光大。而西方氏族社会的神话思维、原始意象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便不再延续。由于在宗庙里演述，包含宗教、政治、伦理等内容，所以汉语史诗又称“颂诗”“雅诗”。此外，根据甲骨文、青铜铭文可知，汉语史诗还被称为“祝”“典”“册”“史册”“作册”“再册”等。总之，汉语史诗在内涵、外延、称谓、特征等方面都与西方史诗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轴心文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代表原始神话思维的史诗被代表理性思维的哲学取代。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三卷表示，要把荷马等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指出，这是因为“柏拉图处在希腊文化由文艺高峰转向哲学高峰的时代”。而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农耕生产、血缘管理长期延续发展，宗教、政治、伦理三合一传统有很强的惯性力量，神话思维、原始意象仍有深刻影响，因而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繁盛；另一方面，社会开始转型，理性思维张扬，宗教、政治、伦理逐渐分离，出现了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哲学繁荣景象。

从五帝文明起源到夏、商、西周三代文明早期，在氏族、部族血缘内部独立发展的汉语史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融合转化，并创新形成了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些汉语新史诗、颂诗既继承了以往2500多年史诗的原始意象、集体意识等，又发展了理性精神、个体意识、哲学思维。汉语新史诗、颂诗这两方面的融合，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家国一体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深刻影响了其后2500多年间中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今天，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史诗理论，概括汉语史诗概念、术语，构建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

（摘编自江林昌《建构中国特色汉语史诗理论体系》，《光明日报》2019年10月9日）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爆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已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爆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