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批评的历史几乎跟戏剧本身一样久远，它在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广阔的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将杂乱无序的欣赏体验条理化、理论化，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戏剧批评的对象，首先是上演剧目。每有新戏上演，或旧戏重排，往往跟着一大堆评论发表。 很多戏在每轮演出过后，往往都要根据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做些调整与改进。许多经典剧目都 是在批评家和观众的千锤百炼下，经过一改再改才形成的。如曹禺的《雷雨》，最初发表时本来有序幕和尾声，但极少被导演采用，批评家也普遍认为它削弱了原作的悲剧效果和批评力量，因而在后来作者自编的各种版本中就都被删除了。但剧作家、导演、演员对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应该择善而从，切不可盲从。《茶馆》首演于 1958 年，最后以沈处长的三个“好”字结束，而到了1963 年在批评家的指导下《茶馆》多了砸教堂、贴标语、抓学生等情节，全剧以“红大专”收束，改变了原作的情调和主题，直到“文革”后夏淳重排时才改正过来。

戏剧批评也是观众交流欣赏体会的高级形式，所谓“高级”，是说戏剧批评是理性的分析，而欣赏则是感性的。感性经验既鲜活生动，见仁见智，带有很大的个人局限性，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避免主观偏见。观众不仅要看戏，还应该读评论，听听别人的意见，也许会发现许多意想 不到的东西。如“反右派”运动之后，田汉作《关汉卿》，塑造了一个为民伸冤、反抗强权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次年郭沫若出版《蔡文姬》，写的是一个女诗人“归汉”的故事，歌颂了曹操文治 武功。表面看起来，两个戏各具特色，是由于导演的关系，后者的舞台艺术还超过了前者。但是，如果联系到两位作者的品性和他们在反右中的经历，恐怕就分出个思想高下来了。所以，我们需要读读有关评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科学的批评能够澄清思想、解除疑惑，提高观众的审美能力。

戏剧批评更像是一座桥梁，一边连着创作和演出，一边连着读者与观众，两头都得熟悉，但却不属于任何一方。它是一项独立的认识活动，其使命是在艺术跟生活的结合处发现人，发现美。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判断’，意思是‘做出判断’；因而批评就是‘判断’。”判断什么？当然是各种艺术现象的是非优劣，来龙去脉。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批评家对现实的认识。 别林斯基认为：“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于现实的认识。”

鉴于此，今天的我们需要的仍然是独立自主、不溢美、不阿世、实事求是的戏剧批评。

（节选自《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

公德培育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国人需要不断加强公德意识和涵养。早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就提出国民要修养公德。他指出，没有私德，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没有公德，就更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私德不可缺少，但仅有私德还不够。人要有益于自己所处的那个群体，就是说你要去做好事，你要做到助人为乐，帮助他人。没有私德的人不称其为人，因为一个人没有道德，只靠法律加以约束，其言行有可能钻法律空子。一个人既要有法律的底线，又必须受到道德的约束。按照梁启超所说的，没有公德，就不能“团”，就是不能团结，无法凝聚在一起，不能与别人、与社区、与国家和谐相处，友好相处。从道德的公德和私德两个类别来讲，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人只有私德，是否表明就具备了高尚人格呢？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我们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既不能完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也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把中国传统和西方伦理加以对比，我们便能够了解在传统道德的所谓公德重点，就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即所谓“五伦”。儒家重点讲这“五伦”，是讲如何搞好自己的修养，就是对君要忠，对父要孝，对兄要悌，对夫要顺，对友要信。这是中国旧伦理中所面对的主要社会关系。

今天我们面对的公德建设是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家庭伦理，即怎么与家庭、家庭成员相处？第二个是怎么与社会相处？即社会伦理。我们面对的社会，已经与古代社会完全不同。同学关系怎么相处？与社会怎么相处？与单位领导、同事、下级怎么相处？与社团的其他人怎么相处？与小区邻居怎么相处？与社会上的陌生人怎么相处？与自己的国家怎么相处？于是，我们便很有逻辑地想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等三个层面的问题。富强、文明、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国家和社会层面是公德；个人层面就成了私德。那么，在当代中国社会，公德建设已经迈开步伐，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令人欣慰的。

在社会交往中，一个人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在公共生活中遵循什么样的道德，事实上是一个人的私德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表现。比如，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在公共环境不随意丢纸屑，外出旅游不在文物古迹刻上某某某到此一游，这些都既表现为私德又表现为公德。在这个过程中，内在的私德表现为外在的社会公德。西方人遵循公德，以免受到宗教制裁、法律制裁和社会制裁。这三种制裁跟中国古代的制裁有所不同，中国古代违背公德的人，可能受到家族制裁、社会舆论制裁和国家制裁。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提出不要把适合于私人生活或个人关系的道德标准用于政治行为，还有很多学者不赞成把公德和私德截然分开。事实上，它也不可能截然分开。作为个人修养的私德，表现在公共生活领域所展示的就是公德，一个私德修养很好的人他有可能在公共生活中表现为良好的公德，当然也不尽然。有一些所谓谦谦君子，洁身自好，似乎与外界没有关系，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摘自果老《新时代“公德”建设的思考》）

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

早在1979年，邹衡先生就语重心长地指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先生其实是在告诫我们，探索夏文化，“方法”远比“发现”重要。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表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夏代。毫无疑问，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现了偏差。

回望夏文化探索历程，不难发现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都邑推定法”。此种方法又可粗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将某处遗址推定为夏代某都，典型者如以登封王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桀都斟寻，然后据此推定王城岗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为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晚期文化；另一类则是先论定成汤亳都所在，由此来定早商文化，进而向前追溯夏文化，在夏商文化研究中先后居于统治地位的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和偃师商城西亳说都是循此思路而展开研究的。

学者们偏爱“都邑推定法”，固然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更在于潜意识中希望能够找到一处“殷墟”般的“夏墟”，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夏文化问题。这就说明“都邑推定法”是有严苛的前提条件的，它必须寄托于王陵、文字这一类“铁证”的基础之上。试想，如果在殷墟没有发现西北冈王陵，又未发现甲骨文，现在恐怕依然会有很多人怀疑殷墟的性质，那么晚商的信史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表面上看，以都邑遗址中王陵、文字等特殊类遗迹遗物为标准来探寻夏文化是在追求更为坚实可信的科学依据，但殊不知，对于此类证据的刻意追求早已偏离了考古学的轨道——因为考古学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把这类遗迹遗物作为自己的研究主体。换言之，尽管以王陵、文字等“铁证”为主要依据的“都邑推定法”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解决夏文化问题，但它却不能算作考古学研究——道理很简单，作为一门学科，考古学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础建立在那些可遇而不可求的遗迹遗物之上。换句话说，离开了这些“铁证”，考古学真的就对夏文化束手无策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邹衡先生早就说过，有人之所以“怀疑遗址中常见的陶片能据以断定文化遗迹的年代和文化性质”，是因为“他们对现代科学的考古工作还不十分了解”。所以，在探索夏文化的过程中，刻意追求文字一类的证据，实际上是对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都邑推定法”盛行的后果就是研究者往往容易深陷于某一处遗址或某一种考古学文化，期盼能够从一个点上形成突破口，从而“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大量研究者围绕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大做文章，企图从遗址性质或文化分期上来解决夏文化问题，由此产生了诸多的异说和无谓的纷争。

这种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只不过是研究者们“用简单的方式各抒己见”而造成的虚假繁荣。他们争说夏文化，实际上是对学术研究工作的不了解和不尊重，是非常不严肃的。

（摘编自孙庆伟《鼏宅禹迹》）

唐代诗人王驾《社日》云：“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描绘出农耕时代乡村淳朴而富有情趣的田园风俗场景，这不仅是那个时代美好生活的写照，也是中华美学独特韵致的经典表达。不仅是文艺作品，中华传统造物设计也融注了中华美学。中华美学是华夏祖先以独特的生命感知和哲学理念进行文化创造的结晶，至今散发着无穷魅力与蓬勃生命力，成为我们创造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深厚滋养。

中华文艺作品创造的意境之美，在世界艺术殿堂中可谓独具魅力，其所传递的审美信息，往往需要细加品味才能深切体悟，这与中国艺术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是儒、道、佛思想在艺术领域的体现。它与西方艺术多以逼真写实、鲜明色彩诉诸外在感官与视觉愉悦不尽相同。中华传统造物文化具有鲜明的心物相照、巧法造化、顺乎自然的美学特征，尊崇“天人合一”哲学理念，熔铸着“法天象地”“空故纳万境”的造物智慧。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如何赓续传统文脉，实现时空转场，成为重要时代命题。当代艺术形态、表现方式、传播手段已发生历史性变革。当今造物之设计手段、工艺流程、生产方式也不似往昔。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精神赋予我们充分的文化自信，但这种自信应当建立在对优秀文化基因甄别与提炼的基础之上。继承传统应为当代发展需要服务。文脉赓续应从具体艺术作品中感悟内在精神，阐扬新意，寻求当代表现方式。“千年石上苔痕裂，落日溪回树影深”的寂静空灵，“万里乾坤此江水，百年风日几重阳”的超以象外，“消受白莲花世界，风来四面卧当中”的活色生香等，不仅能够在现代诗歌、小说中获得延续，而且可以在影视、动漫、短视频等视觉艺术中发扬光大。《清明上河图》的数码动画呈现，实现了静态意境的动态映现；京剧表演的动画呈现，突破了舞台空间局限，推动国粹的线上传播。

大朴不雕、圆融中通的造物美学，简括中求无限、无色中显绚烂的传统设计精神，与现代设计“少即是多”的理念有诸多暗合之处。无怪乎汉斯•瓦格纳、深泽直人等当代设计大师从明式家具中汲取灵感，设计出风靡世界的现代“圈椅”和行销全球的无印良品家具。当然，古典审美与造物的现代转场才刚刚起步，肇创之初难免步履维艰。在材料技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对传统造物美学的创新转化，既要有文化自觉，不断涵泳传统造物经典，还要有科技自觉和当代视野。注重新科技手段的运用，将传统造物思想与生态环保理念相融合，赋予新技术新材料以古典气韵；关注新生活样态，创化出符合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的工业设计产品；聚焦新交往形式，在赓续造物文脉精神的同时，提升富有时代特色的信息设计水平。

意境深远的艺术创造是中华美学对心灵空间的展开，韵致悠远的造物设计是中华美学在实体空间的呈现。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对传统文化既要沉潜其中、得其神髓，又要蜕故孳新、创造转化。以中华艺文、器物之清逸意趣、精致风雅，为美好生活敷色添彩。

（摘编自管宁《古典审美邂逅现代生活》）

作为春秋文化的代表，孔子是哲人也是诗人和歌者。“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歌唱是孔子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使困厄如在陈绝粮，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此时此地，音乐不仅是情感的宣泄，它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和坚守。自信时他自命天生德于予，失意时，他寄情于笙磬。“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论语·宪问》)这个担草的老人可谓是孔子真正的知音，孔子循道日久，温温无所试，“莫己知”正是此时内心最深处的感慨。作为歌者的孔子，常常借音乐表达他内心的情怀，“歌乐者，仁之和也”(《礼记·儒行》)，音乐使孔子这位哲人，用感性的方式认知世界，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人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他的智慧，他的人生，他对“道”的追求，他对“艺”的欣赏，饱含着执着的经世精神和浓郁的诗性韵味。

孔子对音乐的兴趣与他对周礼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南宋史学家郑樵曰：“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通志·乐略·乐府总序》)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歌诗、鼓琴、击磬，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品德学养，使得三代以来的音乐艺术发展成果能够在他那里得以升华。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正乐”是孔子为纠正礼乐秩序倾颓采取的重要措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集释》引包慎言曰：“《论语》《雅》《颂》以音言，非以《诗》言也。乐正而律与度协，声与律谐，郑、卫不得而乱之，故曰得所。”《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与音乐》)

新诗格律问题，在主张“文当废骈，诗当废律”的极端反传统的五四时代，就有人论及。“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当时，陆志韦针对那些“为新诗运动的先生们”连节奏和押韵“这一些选择都在排斥之列”的现象，就说过“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可怕的罪恶”之类的话，认为“自由诗有一极大的危险，就是丧失节奏的本意”，“美的灵魂藏在美的躯壳里”。所以他把自己用白话而不是用文言写的既有节奏又押韵的诗叫作（   ），而不是那种既不讲节奏又不押韵的（     ）或“自由诗”。此后，有关新诗的格律和规范的探索，虽然并非都是出自陆氏的影响，但却大抵都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的。 陆志韦也因此而被人称作“徐志摩氏等新格律运动的前驱”。

如果说陆志韦的这些意见还只是新诗在草创时期未能脱尽旧胎的表现，还带有一种历史的惯性作用的话，那么随后继起的闻一多和徐志摩等创导和实验“新格律诗”，就不但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而且也带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反拨早期白话新诗过于白话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徐志摩认为新诗“迄今为止的尝试无所成就但到处都有”，他把那些“在文字里大声哭叫，而没有真情实感的诗”称之为（   ）、“坏诗”，把那些“外表是诗而内容不是诗”的诗称之为（   ）。闻一多也批评过早期白话新诗只重“自然的音节” （散文的音节）而不重经过人工“修饰”的“诗的音节”。他认为新诗已“够缺乏形式的了”，“若变本加厉，将来定有不可救药的一天”。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都如陆志韦那样，借用了“灵魂” 与“躯壳”的比喻来为他们创造新的格律提供理论的依据。徐志摩说：“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抟造适当的躯壳。”他们后来所作的“创格”（即创造“新格式和新音节”）实验和提出“三美”（即“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的理论，虽然也主要是以西方诗歌的格律（包括西诗的格律理论）为摹本，但这种追求本身却切合中国诗歌的艺术传统，因而相对于极端反传统的早期白话新诗而言，就表现出了一种回归传统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闻一多和徐志摩等发动的新格律诗运动，是借助西方的诗学的资源，完成了一次对“西化”的新诗的艺术反拨，从而也引发了一次向中国诗歌传统回归的大幅度的艺术转向。

自此而后，中国新诗开始由早期的漫无节制到有意识地接受形式的规范，后来有关新诗格律的探讨也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宝贵的理论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了新格律诗运动，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再以规范和格律为诗的束缚，而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以必要的规范为诗之为诗的形式的表征，以格律的创造为诗的艺术的最高表现。这样，也就在无形中重新接纳和认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如同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齐梁时代的审音定律的工作，到隋唐时代便出现了一个格律诗的高峰一样，现代新诗经过新格律诗运动之后， 虽然未能形成一个新格律诗的高潮，但格律和规范的概念却已逐渐深入人心， 新诗已不再是郭沫若所说的那种“裸体的美人”，而是需要赋予“美的灵魂”以一种“美的形体”。

（选自《当代诗学》， 有删改）

孝亲情感出于人生而自然生发，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性和共通性，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绵绵不息，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具有勃勃生机，中华民族在孝道与法律之间积累了数千年的经验与教训。然而自清末法制变革以来，传统法律制度已然崩溃，中华法系亦渐告解体，作为其核心价值和精神灵魂的孝道法文化也随之停止。经历清末修律、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的不断冲刷，不唯孝道法文化消失殆尽，一般孝道观念乃至道德价值亦如雨后残虹。

孝道文化的迷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观今日之社会，虐老行为时有所见，而法律的调控能力却十分有限。尽管民事法中规定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义务，但又仅限于物质赡养范围之内，而这只是孝道最低层次的要求。另一方面，对严重的不孝行为进行刑事追责，须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即长期虐待老人，或因遗弃造成老人重伤或死亡，才构成犯罪。这样的法律规定，很难真正发挥惩治不孝行为的作用。长此以往，势必对社会稳定与和谐构成极大的挑战。孝道文化属于报答文化，其中既有人情上的知恩图报，也有功利上的付出回报，一方面为代际提供温情脉脉的精神慰藉，另一方面也可消弭长辈心中老无所依的现实顾虑。因而孝道的弘扬有增进人际情感、消减人际隔阂的大功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孝道由此成为社会责任感与公德的源头。

时代变迁，需要孝道法文化与传统法律制度进行创造性转化，以推陈出新。由此，无论逻辑内容还是规范模式方面，传统孝道都需要一番扬弃。传统孝道精神可用充满人性关怀的方式，重见新意于今日之法律条文与司法实践之中。例如，子女对父母的人身伤害与精神侮辱，可否加重处罚？子女出于亲情对父母的违法行为包庇隐瞒，可否减轻处罚？对尽孝之人物、事迹，可否在精神褒奖之外再加物质奖励并将其制度化？这些问题要得到圆满解决，既需要创造性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对传统孝道精神进行深刻体悟，还需要对现代法治精神有精准的把握。目前，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工作已对此展开有益的尝试。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有关于近亲属享有拒证权的新规定。2013年开始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的规定，可以说已经迈出重要一步。这是对传统孝道法文化的呼应，也是传统法律价值的回归。

(节选自《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作者：龙大轩，有删改)

近年来，一批文化类的慢综艺节目迎来发展好时期。诗词类、成语类、汉字类等传统国学内容的节目风靡一阵之后，又兴起了一波音乐类、表演类等泛文化艺术节目，去年起热播的表演竞技类节目《演员的诞生》、今年以来的《幻乐之城》以及近期新开播的《一本好书》等，成为接力的“第二梯队”，在导向引领的同时，不断发掘文化综艺节目的可能性。

文化综艺节目不是当下的新事物，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读书类、朗读类、电影推介类的节目就曾经占据电视屏幕的半壁江山，但产品的种类并不丰富，产能有待提高。文化综艺由于背靠广阔的文学经典，可供利用的内容取之不尽；另一方面，由于传媒介质和平台的因素，文化综艺非常适合家庭“客厅化”的观演场景。这是文化综艺曾经走在综艺类节目前沿的重要原因。

而当下这波文化综艺热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毋宁说，供给侧选择文化综艺的理由，更多是对过度娱乐化、强刺激的娱乐综艺节目“霸屏”的一种排异。这种选择，在初始确实给受众带来了口味和节奏上的耳目一新，由强资源、强制作能力的机构输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等节目，的确一上来就占据了该类综艺节目能达到的品质高峰。

目前看来，文化综艺如何产生行业原创力仍需探索。社会形态和消费心理的跃迁，媒介和平台的发展，使得文娱类产品的消费场景发生巨大改变。院线、音频、短视频等形式，对内容和受众都进行了彻底的分化、切 割、重塑。读书类的内容更适合音频平台，人们习惯于在开车、家务等场景下收听；影视类的内容则偏向短视频形式，以两分钟的高频剪辑加上个性解说对内容进行“三度创作”；而弹幕和社交媒体等则改变了人们观看和消费文娱内容的目的。

上述情况在文娱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影响非常明显，以《我是演员》为例，如果对节目形态进行归纳，这仍然是一档“明星+话题”，乃至需要主动制造议题、引起舆论话题的娱乐节目。而一些没有引进竞技、制造话题等操作手法、相对静态的节目，其热度则在本轮文化综艺的浪潮中便很快地消退了。

文化综艺仍需解决文化产业原创力这个根本性问题。有的综艺形式，仅仅是将一些经典文艺作品的选段进行朗读，缺乏综艺元素的二次加工，这样一种快餐式的“知识点提炼”，能够产生多大的艺术效果是值得思考的。因此，文化类综艺，如何突破知识介绍的框架，形成与观众的有效互动，构成观众深度参与和讨论的娱乐模式，仍需要继续探索。

（摘编自沈河西《文化综艺仍需挖掘行业原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