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生态美学兴起于20世纪初，中国生态美学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引进介绍西方环境美学为其开端。但从21世纪初起，中国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国本土传统生态审美智慧，并开始与西方对话，即进入跨文化研究。生态美学以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为其重要理论支撑，反对人类中心论，力主生态整体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家园。由工业革命时期人类为自然立法发展到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共生。

中西之所以在生态美学领域能够形成跨文化研究，是因为两者具有共同性。共同性之一是生态问题是中西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西方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之后，已经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而中国是一个资源紧缺型国家，人口众多，人均可耕地、淡水与森林等资源偏少，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渐严重，保护自然环境成为紧迫的社会问题。另一个共同性就是中西生态美学都具有某种反思性与融合性，即对传统工业革命人类中心论的反思与超越，并且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的融合性，中国21世纪初已经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其次，是相异性。相异性使得跨文化对话具有足够的空间，也使得中国生态美学得以发展。总之，中西生态美学在相同性前提下具有明显的相异性。

其一，中西方存在“生态”与“环境”之辩。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力倡环境美学，并且对于“生态”一词多有异议。美国著名环境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认为，生态批评是一种知识浅薄的自然崇拜者的俱乐部，而环境更能概括研究对象，体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性。中国学者则认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之争涉及人类中心与生态整体两种不同的哲学理念。中国学者从三个方面论证“生态”一词优于“环境”。字义上，“环境”具有“包围、围绕、围绕物”之意，是外在于人的二元对立，“生态”则具有“生态的、家庭的、经济的”之意，是对于主客二分的解构；内涵上，“环境”一词具有人类中心论的内涵，而“生态”则是一种生态整体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生态”一词更切合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而环境美学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相接轨。

其二，从生态文化的发生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文化是一种原生性文化或叫做“族群原初性文化”，是在原始形态农耕文化中形成的亲和自然的文化形态。而在西方文化中，生态文化是一种反思的后生性文化。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强调“天人合一”，因而生态文化是中国古代的原生性文化。中国哲学以“天人相和”为其文化模式，中国古代艺术基本上就是一种自然生态的艺术，山水画自魏晋以后成为画之正宗，山水诗文甚为发达。而西方古代是一种科技文化，强调科学的、比例对称的“和谐之美”，它的生态文化是20世纪产生的反思的后生性文化，是对工业革命破坏自然进行反思的产物。它也借鉴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传统文化。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论语》中的“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作为其亲和自然之依据。

其三，中西方生态美学的话语也有差异。审美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人的审美具有共通性也具有民族的相异性。西方人称“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中国人则称“生生为美”。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生态美学话语。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主要使用“阐释学”的方法与话语，英美环境美学主要使用科学的“分析”的方法与话语，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态审美智慧则使用“生生”的古典形态的特殊话语。

（摘自曾繁仁《生态美学的中西差异》，有删改）

材料二：

生态美学引发了艺术观念的生态转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艺术曾经长期占据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黑格尔甚至将美学视为艺术哲学，同时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现代美学从其主体性思路出发，通常高扬艺术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进而用表现论来解释艺术现象，将艺术视为艺术家表达情感世界的自由创造。根据这种艺术哲学，自然仅仅是艺术家用来创造艺术品的原材料，其逻辑与现代工业生产完全一致：自然事物可以由人类随意加工和改造。与此相反，生态艺术美学则认为，自然自身有着远为人类所不及的巨大活力与创造力，天才的艺术家无非是自然之子，其艺术创造活动无非是一个“代自然立言”的过程，无言的自然通过艺术家的“代言”活动而表达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与内在目的。

国内外生态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生态美学以生态学为理论范式，将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审美互动作为理论基点，将人类的审美偏好及其生态后果作为重要的理论命题，站在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之稳定与平衡的高度，探讨审美价值、审美满足与生态健康之间的矛盾及其化解之道，其核心主张是承认自然的优先性，努力将审美愉悦与生态关怀统一起来。这种形态的美学理论不但有助于反思和批判现代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有助于引导人们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生态健康的生态审美观，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摘自程相占《生态美学：迈向生态文明的美学转型》，有删改）

桃花蝴蝶

刘诗伟

我七岁时，脑子里搁了一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半个多世纪，无数繁花在眼前流走，每当我停望绚丽，总会看见坐在桃树下的祖母，漫天花瓣为她飘零。

那棵桃树生长在我们老家的台坡口。春天，一树粉红的桃花遮云蔽天。祖母坐在柴垛旁的矮椅上，睡着了，花白的头发蒙一层桃花筛落的光斑。她的藏青棉袄泛白，颜色接近柴草；皮肤干皱，已然融入三寸小脚下泥土的灰黄与安宁。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白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

我背着书包出了堂屋，看见桃花、祖母与蝴蝶，不由愣住了。那景象让我迷狂而惊异。但我没有叫祖母，正要悄悄离开，不料，祖母喊了一声我的乳名，我即刻停下，笑嘻嘻地向祖母走去，在她膝前蹲下，把头递给她。她抬手摸过我的头顶，熟练地在我的额头亲吻一下，说：“记得，下回莫忘了。”

原来，在桃花下打盹的祖母是那只蝴蝶，在飞……

我七岁那年，祖母六十五岁。隔壁家的杨奶奶说，她见过祖母的年轻，那时，祖母刚嫁过来，一张鹅蛋脸，粉白红润，抹过油的黑头发用木簪绾在后脑勺，两只小脚走起路来像铁杵一样咚咚咚地敲在地上。

那片花瓣在空中闪闪飘下，让人联想到蝴蝶的由来：祖母头上的木簪换成了一枚蝴蝶银簪。

祖父带我去过姑爷爷家，我在那里见过这枚银簪。姑爷爷住在两里外的珠玑街上，膝下无儿无女，房屋的门楣上挂着“光荣烈属”的牌子。他们是一对怪老头，分明乐意坐在一起，可坐在一起又很少说话。姑爷爷从内衣口袋取出一枚银簪，放到祖父面前。那银簪是一只蝴蝶，祖父对姑爷爷说：“留着吧，总是个念想。”姑爷爷回应：“我这身体怕是扛不了多久，拿去给嫂子，我也落心。”接着两人都不说话，碰一下杯，不说话，再碰一下。离开时，祖父把银簪又放在姑爷爷座位前的桌上。

正月初二，姑爷爷来我家拜年，后来我知道，这是延续姑奶奶在世的礼俗。他来了，照例在堂屋的方桌上放一盒茶。然后，他走到祖母面前，拿起祖母的一只手，把银簪放在祖母手里。祖母一看，连忙大呼：“这使不得！”姑爷爷捏住祖母的手，说：“嫂子，它陪了我几十年，也让它陪陪你。”祖母再看那银簪，眼泪就哗啦一下奔涌而出。

祖母坐在桃树下，蝴蝶在她和桃花之间飞。祖母为她头上的蝴蝶银簪哭泣过。家里大人一直没给我们小孩子讲祖母哭泣的缘由，那哭泣的背后是一座静穆的山。

一天，我看见祖母身上歇了许多桃花，手里正抚摸着那枚银簪。我蹲下，祖母就告诉我：蝴蝶银簪是姑奶奶的陪嫁，姑奶奶叫刘春桃，十八岁出嫁，不满十九岁就成了烈士，祖母就在家门口栽了一棵小桃树……我听到这里，呆望着无边春天的深处。

桃树上的桃子成形了，阳雀子飞来啄桃子，祖母啾啾地驱赶。阳光照耀，祖母脑后的蝴蝶闪闪烁烁。

祖母还沉浸在从前没有回来，叹息一声说：“你的姑奶奶不满十九岁，像一朵桃花儿，又像一只蝴蝶。”我问祖母：“姑奶奶怎么闹革命的？”祖母说：“跟大姑奶奶学的。”我问：“还有大姑奶奶？”祖母说：“大姑奶奶走得更早，蝴蝶银簪就是她留给小姑奶奶的陪嫁。”我问：“大姑奶奶怎么走的？”祖母吻我的额头，让我快去上学。

到我七岁时，小姑奶奶已牺牲三十四年。往事中的大姑奶奶、小姑奶奶凝固在那段时空……那是充满血色的岁月，祖母不讲，外人只能简略讲述：大姑奶奶在武昌上学，因为闹革命被奸细告发，让敌人捉住砍了头，但找不着尸首。有人说是好心人把她埋了，可大雪纷飞，不断覆盖，坟墓在哪儿呢？小姑奶奶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党的地下通讯员，被“白匪”刺死在桃树下，躺在血泊中……

现在时间又过去半个多世纪，祖母早已去世，我的记录也只能如此简略。时间让繁密过往成为简史，尽管我童年时不断用想象填补那些故事。只是，这种想象反过来又常常加重对于过往的怀想。

当年，隔壁杨奶奶跟祖母是说私心话的朋友，祖母每次生病，她都守在祖母的床边；她说她来生也做祖母的邻居。她讲过一句话：“晓得历史的人值得敬重。”我从来没有发现这句话的别的出处。父亲出生后，湾子里的人送米送鸡蛋；祖父送父亲读私塾，先生不收钱；父亲学医，先生倒付工钱。

祖母极瘦。晚上她坐在竹床边，弯成一道弧线，可以清晰看见前胸、两肋和后背的骨头。我不晓得别人的祖母是不是这样，但记得父亲说过：祖母是一个不幸的母亲，他是祖母的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死了，最大的不满两岁。为什么？不单因为穷，娘吃不饱没奶水，娃儿病了买不起药；主要是为了两个小姑子，她们都是孩子，祖母要照顾她们闹革命。我看着祖母头上发亮的银簪，想起祖母必须摸过她的孙儿们的头才让他们离开……那里有祖母如花如蝶的岁月。

我一生沉迷于那幅图景：祖母坐在桃树下，桃花灿烂，祖母如土，一只白蝴蝶在祖母和桃花之间飞。

为什么是桃花与蝴蝶？在祖母的年代，平原上草木芜长，唯有这两样是世间罕有的绽放与娇艳，是生命的密语，是离世的安魂曲……它们那么轻盈而亲切，让人永远无法全然抵达和拥有。

祖母去世后，我在她的坟头栽下一棵小桃树，隔年便开出灿烂的花。

（有删改）

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学明经，后为都尉、太守功曹，举孝廉为郎，病去官，复为州从事。大司马王商辟宣，荐为议郎，后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为西曹掾，甚敬重焉，荐宣为谏大夫，迁豫州牧。岁余，宣坐免。归家数月，复征为谏大夫。宣每居位，常上书谏争，其言少文多实。是时，帝祖母傅太后欲与成帝母俱称尊号，封爵亲属。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司马傅喜始执正议，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并进，董贤贵幸，宣以谏大夫从其后，上书谏阻。上以宣名儒，优容之。是时郡国地震民讹言行筹明年正月朔日蚀上乃征孔光免孙宠何武罢侍中诸曾黄门郎数十人宣复上书，上感大异，纳宣言，征何武、彭宣，旬月皆复为三公，拜宣为司隶。时哀帝改司隶校尉但为司隶，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隶官，欲捕从事，闭门不肯内。宣坐距闭使者，亡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余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又守阙上书。上遂抵宣罪减死一等，髡钳。宣既被刑，乃徙之上党。以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长雄，遂家于长子。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阴有篡国之心，乃风州郡以罪法案诛诸豪桀，及汉忠直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时名捕陇西辛兴，兴与宣女婿许绀俱过宣，一饭去，宣不知情，坐系狱，自杀。

（节选自《汉书·列传第四十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