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鲁迅写的小说作品最小，但影响最巨。他就凭着一本中等厚度的中短篇小说集，高踞在当代中国小说的峰巅，何故？

倘若从文化角度去看，这奇迹的根由便一目了然，就是他那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鲁迅是第一位创造性地使用这个文化视角，来视察、感受、认识、分析和批判生活，然后升结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来，而这种“文化人”是指特有的文化铸成的具有特有文化性格的人。鲁迅的小说中有最典型的“文化人”的形象。在鲁迅的杂文中，也有这种潜在的“文化人”屡屡出现，比如《聪明人、傻子和奴才》等等。鲁迅的这种“文化人”，不是真实的而是逼真的，不是生活的再现而是深层的表现。这既是悟性的发现，更是理性的创造。它专门是写出来供“批判”用的，而这批判为了唤起国民的自省。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这些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写过不少的回忆录式的著作。他们最热衷的话题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它成了西方人东方观的根本与由来。只要翻一翻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看一看书中那些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全面总结，就会发现这种视角对鲁迅的影响多么直接。一个民族很难会站到自己的对面看自己，除非有个对方，便能从对方的瞳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像。

由于鲁迅所要解决的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他需要这种视角借以反观自己，需要这种批判性，故而没有对西方人的东方观做立体的思辨。又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残忍与顽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将一切传统文化打翻在地，故而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当然，他的偏激具有某种时代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偏激，才使他分外清晰和强烈。可是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边隐藏着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

（摘编自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有删改）

材料二：

“东方主义”是殖民文化的产物， 它基于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涵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这一物质层面的积淀使作为与东方有关的知识体系的东方主义成为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过滤框架，东方即通过此框架进入西方的意识之中。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世界，就这样纳入了西方中心的权力结构，从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西方对东方的这种“创造”始于近代，最早到中国的一批传教士，是“东方主义”最早的“创造者”。他们根据西方的期待和需要，将一个神秘、野蛮、怪异而又充满诱惑的东方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

“东方主义”看似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其背后隐藏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本质上是政治霸权的同谋。它最终会导致两种后果：一是使西方获得了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侵略成为“拯救”，掠夺成为“帮助”；二是使东方看清了自身的缺陷，并将“自我贬损”作为自我拯救的基础。

1902年，鲁迅在日本留学，开始考虑中国国民性的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经过艰苦的思考，他提出了“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文化重建理路，这“异邦”，其实就是“西方”。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文章中，他重点批判了老子的学说，而他推崇的尼采、拜伦、雪莱等，都是西方的思想家和诗人。在具体的思考建构上，鲁迅有自己的个性，但在总体思路上，他基本上接受了东方/西方对立的二元思维。

不过，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固然与“东方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但他的思想一旦形成，就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和生命力。“东方主义”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对此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鲁迅改造国民性与“东方主义”在最终的价值指向上截然不同。“东方主义”的目的是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是为了使东方摆脱西方的控制，因此可以说，鲁迅是借助于“东方主义”的思路，最终达到消除“东方主义”的目的。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高悬于东方/西方之上的理念，它可以抵消二元对立思维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理念就是“世界”意识。“世界”观念的引入意味着中西二元对立观念的突破，而前者的确立更揭示着后者的部分解体。第二，在借鉴“东方主义”的同时，鲁迅一直激烈地批判“东方主义”。在有关《月宫盗宝》和《上海快车》两次“辱华电影事件”中，鲁迅在讽刺中国人自欺欺人的同时，也对“饱暖了的白人”拿落后民族取乐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摘编自张全之《鲁迅与“东方主义”》）

材料一：

为酒而生

刘庆邦

①在农村老家当农民时，我种过高粱，锄过高粱。高粱成熟后，我打过高粱叶子，用钎刀钎过高粱穗子，还用一种特制的镢头铲子连根砍过高粱秆子。当然了，我自己也曾在高粱地里躲藏过，穿行过，唱过歌曲，流过眼泪，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②听我母亲讲过，在大饥荒年代，由于青黄不接，人们等不及高粱完全成熟，就开始吃。高粱的成熟是至上而下逐粒逐层地实现。高粱成熟的标志是发红，嵌在高粱壳内只露出一半的高粱颗粒，由青变白，由白再变红，等到整个高粱穗头变成一个红脸关公样子的时候，这棵高粱才算彻底成熟了。母亲说的吃高粱的办法，是把高粱秆子扳得倾斜着，用剪刀把高粱穗子顶部先红的尖子剪下来，脱下高粱的颗粒，放进石头碓窑里砸碎，再下到锅里熬成稀饭喝。我喝过用几乎还是水仁儿的高粱米砸成的糊糊熬成的稀饭，但只能喝一个水饱儿，很快就饿了。我还吃过用高粱面做成的贴饼子、高粱面掺和别的面粉擀成的面条，吃起来都有些硬，有些涩，口感不是很好。

③从老家走出来后，我走南上北，遍尝全国各地的好酒，才知道了酒与酒之间的区别，才知道有着悠久历史的泸州名酒主要是用其本地所产的红高粱酿成的。

④八月的泸州郊区，站在乡村公路放眼望去，大面积的高粱已经红了，红云一样向天边涌去，映红了天际。如果单看一棵红高粱，虽说也很好看，但不能让人眼界大开，给人以震撼的力量。而无数棵红高粱集合起来呢，它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冲击就大了，那磅礴般的壮观不能不让人感叹！在田地里，我见到一棵高粱满脸通红，像是喝酒喝高了。这个情景让我想起著名画家石鲁所画的一幅画，他画的是一大片高粱。他画高粱画得极有特色，因为他不仅把高粱穗子画成了红色，连高粱秆子和高粱叶子全都画成了红色，高粱从上到下，从根到梢儿，红得彻头彻尾。这是什么画法？高粱的秆子和叶子不是绿的嘛，他怎么全给画成了红色呢，这真实吗？这符合“现实”的逻辑吗？这样的画虽然给了我艺术的享受，也给了我心灵的冲击，我对画家这样画一直不是很理解。

⑤在泸州见到此红高粱，就想到了彼红高粱，我突然有了觉悟，终于对石鲁先生的高粱画有所理解。在石鲁先生的想象里，高粱身上是有血液的，同时高粱的血管里也有酒在流淌。血液是红色的，而酒和血液一结合，高粱不满身通红才怪，不热血奔涌才怪，不激情燃烧才怪！

画家的画法是拟人化和人格化的画法，表面上画的是高粱，其实画的是他自己。他在画中注入了自己的血液，是自己的灵魂在高粱身上附体。试想，如果画家把高粱的秆子和叶子都画成绿色，那就没什么新鲜的，那只能是写实，而不是虚构；只能是客观，而不是主观；只能是照搬，而不是艺术。好比同样是看红高粱，如果只看到了高粱的食用功能，看不到高粱的酒用功能，观点就没有得到升华，等于没有看到高粱的精神性和艺术性。

⑥我们知道了高粱和酒之间天然、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再看到红高粱的时候，就是同时看到了酒。在我的幻觉里，高粱本身就是一个酒的载体，或者说高粱穗子就是一尊盛满酒浆的红色的酒杯。高粱已经把“酒杯”高高举起，仿佛在说：我在此等你很久了，来，我的朋友，让我们共同干杯！一阵风吹来，满地的高粱叶子哗哗作响，这像是掌声，像是欢呼声，又像是在盛大无比的酒宴上，万千高粱在和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共同干杯。

⑦一方水土长一方庄稼，据介绍，这个地区的高粱叫糯红高粱，做出的食品比较软，比较黏，含糖量比较高。我吃到了多种由本地的高粱加工成的食品，包括用新高粱米做成的沙拉，比我们老家的高粱食品好吃得多。可是，不管吃哪种高粱食品，我都没有从中吃到一点儿酒味。这表明，酒是在高粱中潜伏着，没有被提炼出来。我觉得酒才是高粱的核心价值所在，做成任何食品，都是小打小闹，不能真正地体现高粱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粱就是为酒而生，高粱变成了酒，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

⑧但红高粱变成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得痛苦一点，高粱变酒的过程也是历经磨难的过程，它至少要渡过碾压、掩埋、发烧、蒸煮、窖藏等多道难关，最终才能变成酒。

（选自《十月》，有删改）

材料二：

我们读现代散文，常常遇到“实”与“虚”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散文的“实”是有形的，“虚”是无形的；“实”指可见可感的人、事、景等形象，“虚”指这些形象未显现的部分，或渗透在这些形象里的复杂微妙的思想情绪。一方面,简洁、有力的实写会激发读者的想象，去补充、勾画潜含的一个个虚点，只有“实”十分充盈而富于暗示性，才可以向“虚”转化和升华。散文的“以小见大”，之所以能达到有限之中见无限、瞬间化为永恒的效果，就得力于这种以“实”生“虚”。

在现代散文中，调配得当的“虚”和“实”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只有“实”,即使描绘得再具体、再逼真，也只是模仿，而无生气和灵魂；如果只有“虚”,没有具体生动的形象，就会显得抽象，虚无缥缈。恰当的做法是以“实”带“虚”、“虚”“实”结合，做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这样才能够言有尽而意无穷。

（摘自《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

刘沔，许州牙将也。少事李光颜为帐中亲将。元和末，光颜讨吴元济，常用沔为前锋。蔡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官军常警备之。沔骁锐善骑射，每与骡军接战，必冒刃陷坚，俘馘^①而还，故忠武一军，破贼第一。历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在西北边累立奇效。

太和末，河西党项羌叛。沔以天德之师屡诛其酋渠^②，移授振武节度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单于大都护。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大破之。俘获万计，告捷而还。以功加检校户部尚书。

会昌初，回纥部饥，乌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汉南求食。过杷头峰，犯云、朔、北川。朝廷以太原重地，控扼诸戎，乃移沔河东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太原尹。诏与幽州张仲武协力招抚回纥，竟破虏寇，迎公主还宫。以功进位检校司空，寻改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四年，授沔太原节度使，充潞府北面招讨使。沔与张仲武不协，方征兵幽州，乃移沔为郑滑节度使，进位检校司徒。既而以疾求归洛阳，授太子太保，卒。

初沔为忠武小校从李光颜讨淮西为捉生将前后遇贼血战锋刃所伤几死者数四。尝伤重卧草中，月黑不知归路，昏然而睡，梦人授之双烛，曰：“子方大贵，此行无患，可持此而还。”既行，炯然有双光在前。自后破虏危难，每行常有此光。及罢镇后，双光息。五年，李德裕出镇，罢沔为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

惜春令

[北宋]杜安世

今夕重阳秋意深。篱边散、嫩菊开金。万里霜天林叶坠，萧索动离心。

臂上茱萸新，似旧年、堪赏光阴。百盏香醪且酬身，牛山会难寻。

鲜花献英烈，哀思祭忠魂。今天的盛世中国，是无数英雄烈士用血肉筑成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清明节，我们祭扫烈士，就是要在抚今追昔中（       ），更加坚定地向未来进发。

在今天，我们通过传承革命传统、弘扬红色基因，是给他们的最好缅怀。革命英烈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不畏强敌、不惧牺牲、舍身取义的伟大精神永远不朽。我们要在学习弘扬烈士精神中接受洗礼，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成为激励在新长征路上奋力拼搏的强心剂和助推器。未来之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如期实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他们信仰的理想正在实现，他们开创的事业正在继续，他们书写的历史必将由我们继续书写下去。”这是对革命先烈的深情告慰，也是对我们莫大的激励和鞭策。

我们认识一座城市，往往①     △ 。优秀的建筑，组合连缀成文化的长廊、凝固的乐章，是绵延不绝的时代见证。它们就像一篇篇饱含深情、富含哲理的文章，等待我们去翻阅，去研读。阅读这种建筑，不仅仅是阅读一栋一栋的建筑，乃至建筑的一砖一瓦，更是阅读我们城市里的人、城市里的文化。

②     △ 。那么，如何对建筑进行保护？我们不仅要创造性地活化建筑本身的肌理，还要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建筑的故事讲好，让建筑长久地承载历史、涵养文化。在传承和弘扬城市文化的过程中，我们适当采用“加减法”——增加公共空间，增加绿化面积，增加文化功能；减建筑容量，减过度商业化。科学秉承微设计、微更新、微治理和生态修复的理念，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更专业、更精细地推动建筑和街区有机更新和活化利用，实现“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