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是大家熟知的历史名著。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史记》的写作目的是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把从古到今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大势搞清楚，成为司马迁一家之言。现在看来，司马迁自我评价的这十五个字还是比较全面的，它既表达了司马迁写《史记》时的目的要求，也概括了《史记》这部书在史学上的贡献。

《史记》的写作开始于公元前104年，到公元前91年前后才写完。它的写作背景可以从西周共和执政（公元前841年）时说起，一直讲到司马迁开始写《史记》时为止。这几百年，无论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或从历史研究的发展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西周和西周以前的历史，所记录的都是王朝的事情。尽管殷商、西周都有许多藩国，但从甲骨文来看，记载的都是王朝的活动。从《两周金文辞大系》中也可以看出，西周的作品也都是王朝的作品，没有记载诸侯的作品。《诗经》里的《周颂》《大雅》也是讲王朝的东西。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很少。

从西周末年开始，王朝以外的历史记载才多起来。诸侯之国的活动，从鲁国、齐国、晋国、卫国开始，有了记载。有纪年可考的以鲁国为最早，其他国家大多从共和执政以后的历史记载才有年代可考。从这里可以看出，西周末年是个变化开始的时期。武王灭纣以后，大规模封侯建国，山东东海，黄河中下游，到处都是它的侯国。他们利用被征服的当地人民作为劳动力来开发土地，这在《诗经》《左传》里都有记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王朝与侯国之间、侯国相互之间往来逐渐增多，矛盾也逐渐多起来了。从现在留下了的史书看，如《春秋》《左传》《国语》，早从西周末年，晚到周平王末年，记载的都是有关征伐、会盟、朝聘、往来的事情。这些历史记载反映了在当时社会经济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彼此关系的复杂化。所以，从西周末年起，特别是从东周平王起，诸侯各国的历史也开始发展起来。这个时期正像通常历史学家说的那样：周天子权威旁落，诸侯掌权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秦统一了全国。秦汉之际，斗争也很激烈，发生了陈胜、吴广起义，楚汉争霸。结果，由汉高祖称帝。此后，又从汉高祖传到汉武帝。《史记》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映这些历史过程、事件和人物的。

从西周末年到汉武帝统治的七百多年间，历史的变化很大。从一个王国分封出好多侯国，其后又相互兼并，出现了战国七雄，随后秦又吞并六国，统一全中国。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变化呢？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如果说西周是封建社会，那么这七百多年的变化，就是从地方割据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如果说西周是奴隶社会，那么最晚到春秋末年，社会性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到汉武帝时，封建社会形成了，各种制度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汉武帝的活动，给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不管从哪一种分期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期。

《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不断变化的历史时期，也就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封建大国的时期。在司马迁以前，《春秋》《左传》《国语》曾将春秋时期的历史作过总结，但它们包括的时期很短，写得也不够完整。司马迁的《史记》发扬了《春秋》《国语》的传统，综合了他所见到的历史记载，对这个变动时期的历史作了总结。从此以后，每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历史著作出现，为前代作总结。

（摘编自白寿彝《＜史记＞以前的历史写作》）

红毛线，蓝毛线

梁衡

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有人得天下，有人失天下。当历史演进到20世纪40年代末，又将有一次政权大更替时，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证明。

如今，在西柏坡村口立着五位伟人的塑像，他们是当时党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领袖刚从村里走出来，正匆匆忙忙像是要到哪里去。这时中国革命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1948年5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转战一年，拖垮了胡宗南后又来到了这里。毛泽东决定在这里摆两着棋。第一着是打三大战役，他在隔壁的院子里布置了一间作战室，这是一间普通的农家房舍，大约不到30平方米，里面摆着三张大桌子，一张作战科用，一张情报科用，一张资料科用。大屋子里彻夜灯火通明，来自全国各战场的电报汇集到这里，参谋们紧张地分析、研究、报告。据统计，三大战役毛泽东亲手写了190封电报，电报发出了，作战参谋们就在地图上用红毛线一圈一圈地去拴。先是拴住了沈阳，接着又套住了徐州、淮海，最后红毛线干脆套到了平津的脖子上。讲解员说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为了节省使用，参谋们就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识敌我势态。虽然我们这时已在进行着百万大军的总决战了，但其实还穷得很呢。共产党还从来没有富过，当年中央红军走到陕北时只剩万数人马，1000元钱，人均1毛钱。毛泽东只好向红二十五军去借，徐海东也没有想到中央会这么困难，忙从全军7500元的积蓄中抽出5000元。贺龙过河来看毛泽东，毛的警卫员看着贺老总警卫员身上的枪直眼馋。贺胡子也大吃一惊，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央机关会这么苦，赶快对警卫说：“换一下。”共产党是穷惯了，党的最高层是穷惯了，不是他们爱穷，他们守一个原则：只要中国的老百姓还穷，党就耻于高过百姓；只要党还穷，第一线还穷，中央机关、党的领袖就决不肯优于他们。这种“穷”的背后，却是三大战役中民工支前参战就达886万人，八百万啊，相当于国民党的全部陆海空军。陈毅说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只平山县，土改后，王震同志振臂一呼：保卫胜利果实！一次就参军1500人，组成著名的三五九旅平山团，这个团一直打到新疆，现在还驻扎在阿克苏。

一着武棋下完，再下一着文棋。1949年3月5日，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央机关的一间大伙房里召开了。说是主席台，其实没有台，就是在伙房一头的墙上挂一面党旗，旗下摆一张长方桌，后面放一把旧藤椅，台两侧各有一张桌子是记录席，台下也没有固定的椅子，开会时个人就从自己的家里或办公室带个凳子。会议开了8天，轮到谁发言时就走到那张长桌旁面向大家站着讲话，讲完后又回到自己的凳子上。毛泽东亲自记录，不时插话，领袖与代表咫尺之近，寸许之间。其实这已是老习惯了，许多人都见过一张照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站着作报告，黄土地上摆一个小凳子，凳子上放一只大瓷缸子。大家在木凳前席地而坐，据说前排的人口渴了，就端起毛泽东的茶缸喝一口水。不但是党内，就是领袖和老百姓也亲密无间。西柏坡坡下有水，有稻田，毛泽东是从小干惯了稻田活的，工作之余就挽起裤腿去和农民插秧。朱老总一脸敦厚，在村头背着手散步，常被误认为是下地回来的老乡。任弼时全家睡的土坑上至今还放着一架纺车。

住了20年山沟，现在要进城了，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通过了自己的“陋室铭”。毛泽东说，要警惕“糖衣炮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会议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并通过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清皇室册封嫔妃是用金页写成，每页就用16两黄金，可她们的名字有哪一个被后人记住了呢？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

当参观结束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到村口和五大领袖合影一张。五位书记昂首向前，似将远行。到哪里去？当年在村口毛泽东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做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被退回来。40多年后江泽民总书记来拜谒这个小山村，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编自《红色经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