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魔幻本是创作的手法，反映现实是其目的。但是，魔幻的手法常常渗透到故事情节之中与现实搅在一起，使作品带有浓厚的虚幻色彩。所以，“魔幻现实主义”不能完全归入现实主义的范畴，而应看作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印第安人古老的神话传说和东方阿拉伯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则来自西方卡夫卡和福克纳的现代派文学。简而言之，它在继承印第安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东西方的古典神话、某些创作方法。以及西方现代派的异化、荒诞、梦魇等手法，借以反映或影射拉丁美洲的现实，以达到对社会事态的揶揄、谴责、揭露、讽刺和抨击的目的。

（摘编自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评介》）

材料二：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的强烈刺激与深刻影响，已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马尔克新的代表作《百年孤独》自问世以来，引起了世界文坛的震动、其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也席卷全球；另一方面，中国文学与兴起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现实文化境遇。

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丰厚精神资源的拉丁美洲神奇的自然景观、神秘的神话传说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同样存在于中国大地。扎西达娃、阿来等作家笔下的西藏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块神秘的雪域高原不仅有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而且还蕴藏着丰厚且鲜为人知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因此，扎西达娃们一接触到马尔克斯，就天然地产生了顿悟与共鸣，并找到了表现这种自然和文化的手段。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功经验，催生了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思潮，启悟了一大批作家。于是韩少功力图重新拾起散落于边荒的远古楚文化的断瓦残壁，贾平凹通过商州表现厚重秦汉文明孕育下的关中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张力，莫言在高密东北乡上构筑他的家族史和他心中的民间英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高潮的消退，马尔克斯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也逐渐由热烈归于平静。中国学者和作家开始冷静地回顾与反思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过往，反省自身简单盲从和机械模仿的失误，由此，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接受步入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丰富的层面。

（摘编自富胜利、杨建丽《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

材料三：

新时期作家对马尔克斯大规模的学习借鉴带来文学魔幻写作的繁盛，也必然带来“影响的焦虑”和“同质化”的隐忧，这使作家们对亦步亦趋的“魔幻”写作心怀警惕，并极力追求魔幻创作的独创性与个人化特征，获得文学创作的超越与突破。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分析了诗人与先驱诗人的关系，认为诗人对其先驱者的态度，是一种爱与恨相交织的焦虑，感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情感已经被前人表达过，“每个诗人都害怕已经没有合适的工作制给他干了”。中国作家的魔幻写作也始终伴随着这种“影响的焦虑”：面对悠久而深厚的中国魔幻文学写作的历史与传统，面对成就巨大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国作家的魔幻写作还有创新的可能吗？作家又如何才能超越双重的“影响的焦虑”，实现创新与突破？

莫言早在80年代就曾表示要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座灼热的高炉”，去建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贾平凹说：“不管你受到老庄的，还是马尔克斯的，还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最终都要化为自己的东西，构筑自己的意象。”他们用强大的现代意识去覆盖传统，用外来的技法去书写中国经验。他们并不因为“影响的焦虑”而排斥中外经典的影响，而是在接受中外影响之后通过纳入现代意识与中国经验而获得超越、实现独创。莫言的《生死疲劳》中“六道轮回”的故事营构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子，又有现代生活底蕴；既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技法的演绎，又有东方文化色彩和民族生活的气息，最终，莫言通过拉美文学经典的技法与中国经验、现代意识的融汇整合，创造出融鬼怪故事与超验感觉为一体的“东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魔幻写作不仅一直处在“影响的焦虑”中，也日益面临着同质化危机。莫言认为，当今汉语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种不谋而合的趋同化”。一些批评家也认为，“中国文学过度‘马尔克斯化’”。这些说法表露了人们对于同质化创作的警惕和担忧，也表达了人们对中国文坛的“马尔克斯模仿秀”的不满。

那么，中国文学的魔幻写作如何才能保持自我个性而不被同化？中国文学的魔幻写作该如何应对同质化危机？

中国作家在魔幻写作中要保有自我，创作要自成一格，就必须与马尔克斯等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保持一定距离，特别要警惕跟风式的写作，只有当作家怀着高度的创作自觉性。规避以马尔克斯作品为“临摹”对象的“临帖式”写作，才有避免魔幻写作同质化的可能。我们也要警惕那种思想匮乏、为“魔幻”而魔幻的文学写作，当代文学的魔幻叙事应该注重文学的精神内涵与形式技法的统一，如果魔幻书写缺乏历史、现实、文化的有力支撑，让形式技法喧宾夺主，必然“跑偏”走入创作困境。

当代文学的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文学不可能在封闭孤立的状态下获得良好的发展，文学需要“不设防”，作家的视野需要“全打开”。我们要重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要尽力保持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区别的异质性因素，从而保有中国文学的独特个性。我们深信，只有在中国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势，中国当代文学的魔幻写作才能摆脱“影响的焦虑”与同质化的危机。

（摘编自曾利君《马尔克斯与中国文学》）

元和四年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简弹京兆尹杨凭贪污僭侈。丁卯，贬凭临贺尉。宪宗命尽籍凭资产，李绛谏曰：“旧制，非反逆不籍其家。”上乃止。元和五年，以王锷为河东节度使。上左右受锷厚赂，多称誉之，上命锷兼平章事。权德舆曰：“唐兴以来，方镇非大忠大勋，则跋扈者。今锷既无忠勋，朝廷又非不得已，何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元和六年，宦官恶李绛在翰林，以为户部侍郎。上问绛：“故事，户部侍郎皆进羡馀，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馀！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上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明堂图》，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以卢坦为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有异马不以献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验未返上迟之使刘泰昕按其事卢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继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就黜免。”上召泰昕还。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欶：“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宜今都省集议闻奏。”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以为：“盖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宜定其制曰：‘凡复父仇者，事发，具申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欶：“梁悦杖一百，流循州。”

（节选自《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