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田野调查和儒学经典的基础上铸就了《乡土中国》这部传世之作。该书中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概念迄今仍然被学界不断征引、诠释或拓展，彰显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农民流动性缺乏。村庄成为一个亲密社群，是为熟人社会。所谓熟悉，不仅是信息对称，而且村民共享一套礼俗。费孝通先生曾说，乡土社会的信用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熟人社会中的礼俗规则，指导人们处理公与私的问题。所谓公与私，在费孝通先生那里，是群已、人我的界线怎样划分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在圈子之内的人，就是自己人，之外就是外人。农民在对待自己人和外人时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只要是自己人，一切都可以商量。如果是外人，那可能公事公办，按程序和制度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历经革命、政权建设、市场化等现代化冲击的当代中国农村，早已不是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农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村民之间难以知根知底了，“皇权”下县了，农民开始“迎法下乡”了。这一切，都意味着当代中国农村正在迈向一个“新乡土中国”。

在新世纪初，贺雪峰教授写下《新乡土中国》这一影响甚巨的作品。该书通过对村民选举、农民合作、村级债务、农民上访等问题的深度观察，十分详尽、鲜活地呈现了自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该书提出的“半熟人社会”“村庄社会关联”等概念同样被学界广泛援引和讨论。

当代中国农民的行动逻辑已经发生巨变。这种巨变不仅体现为农民行为、交往规则方式之变，而且体现为社会结构之变、农民价值之变。贺雪峰教授认为，农民价值之变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根本性变化。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无法理解农村巨变的实质。农民价值发生变化，意味着农民有了新的人生意义和归属。在许多地区的农村，受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正在减弱。农民的“主体性”正在丧失。农民不仅“身体不在村”，而且“人心不在村”。村庄还缺乏一套能为村民所共享和遵循的公共规则。村庄社会关联日渐松散，人际关系日益理性化，村庄公共性日趋消弭。

此时，村庄已经不再是农民知根知底、互帮互助的“熟人社会”，而是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人们的行为正越来越少地遵循乡土逻辑，而越来越多地拥抱市场逻辑。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人口流动进一步加剧，市场经济渗透进一步加深，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如果说《新乡土中国》主要关注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杨华的这本随笔集为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些解答。

在书中，杨华讨论了纠纷调解、人情往来、村庄选举、农民自杀、婚姻爱情、农民分化等多个主题。这些议题虽然分散，但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以熟人社会为参照系，阐释当前中国农村的“去熟人社会”特征和逻辑，并以此来解释作者所观察到的各类村庄政治社会现象。

本书不仅在研究的时空上和观察的对象上不同于《乡土中国》和《新乡土中国》，而且在提炼的学术命题上和讨论问题的视角上也与二者存在诸多差异。特别是作者对农民生命价值变化和农村社会分化问题的理解，都是相当独到且精辟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延续了《乡土中国》和《新乡土中国》的一些传统议题，同时又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

（摘编自田先红《<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序言》）

材料二：

当村庄社会结构进一步松动“自己人”的认同圈子就越发萎缩，“自己人”不断地“外化”，成为外人。不仅血缘很远的家族成员逐渐地被新地方性共识确认为“外人”，而且血缘较近的人也会慢慢被视为“外人”。

与自己人“外化”同步发生的另一村庄社会现象是熟人社会的“陌生化”，它既表现为村民从相互知根知底到相互生疏，更意味着陌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被带入了熟人社会中。

自己人“外化”与熟人“陌生化”是两个相伴而生的社会变迁过程，二者作用的结果是村庄的交往规则最终摆脱“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的束缚，走向以利益算计为旨归的共识规则体系，这意味着村庄共同体性质的变化。在我们调查的许多农村地区共同体被新的规则体系逐步肢解，人们因为无须顾及“自己人”“熟人”的情面，无须在意自己、家庭在村庄中的面子和声誉，就很容易肆无忌惮地倾轧他人，占他人的便宜，对弱者进行奴役和驱使，对强者则阿谀奉承、讨好巴结，结成功利性关联。

从村庄纠纷性质的转变可看出人们所受“外化”和“陌生化”的影响。村庄“接触性纠纷”因为人们接触的机会变少和空间变小而逐渐减少，日常性的“口角”“骂街”“埋怨”“数落”“指摘”等需要密切交往接触才能发生的争执在村庄中日趋衰微，村庄中已经很少再见到这样热闹的场面。接触性纠纷的减少是人们“外化”“陌生化”的直接、表面的结果，隐藏在自己人“外化”、熟人社会“陌生化”背后的是村庄延续数百上千年的生活、生产和交往规则的更迭，而这一更迭直接导致了村民的人身、名誉、财产等“侵害性纠纷”的增加。

（摘编自杨华《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老北京的夏天

肖复兴

老北京人的夏天吃食，可谓五花八门。早年间，老北京是把面食统统都叫成饼，分为汤饼、炊饼和胡饼三类。胡饼是舶来品，火炉里烤的，如现在吃的烧饼；炊饼是上锅蒸的，如现在吃的馒头；汤饼便是面条，当然还包括馄饨，《长安客话》里记载：“水沦而食者皆为汤饼。”

如今，北京人已经不叫汤饼了，面条从何时叫顺了口，我不大清楚，但清楚面条的种类虽然现在很多，但已经远不如以前丰富了。很多面条，如今吃不到了，手艺失传了，比如“蝴蝶面”。《旧京纪事》里说的：“蝴蝶面、水滑面、手掌面、切面、挂面……”水滑面大约说的是过水面，手掌面说的是刀削面，这个蝴蝶面，我是不知道究竟是一种什么面了。

很多老北京的吃食，现在都已经无法找到了。如今，流传至今仍然让北京人有口福值得珍爱的夏天食品，在我看来，是奶酪、酸梅汤和果子干。

奶酪是牛奶的一种变体，将牛奶煮沸，加冰糖，点白酒，冰镇而成，有点儿像酸奶。这是清朝入京后带来的旗人的夏天小吃，当时满语叫“乌他”，从皇宫流入市井，应该是清同治年间的事情。

老北京人，尤其是旗人，最爱吃这一口，从清末到民国一直到现在，对它一直赞不绝口。邓云乡先生就这样不吝美词说它：“真是一种奶制的最好的夏季食品，用琼浆玉液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而且，奶酪的品种也有很多，《东华琐录》里说：“有凝乳膏，所谓酪也。或饰以瓜子之属，谓之八宝，红白紫绿，斑斓可观。”八宝奶酪，只是其中一种，还有山楂酪、核桃酪和杏仁酪多种。一般卖奶酪的店铺或小摊，还兼卖奶卷和酪干，特别是那种琥珀色的酪干，真的是美味无比。能够将液体的牛奶做成半固态的奶酪，又能做成固体的酪干，真的是将牛奶发挥到了极致。

这种酪干和奶酪，做起来很麻烦，而且，成本远高过酸奶。但是，确实味道独特，出了北京城，还真的吃不着了。我姐姐一直住在呼和浩特，好多年没有回北京，前些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问她想吃点儿什么老北京的吃食？她说想吃核桃酪。我满北京城地转悠，也没有找到一处卖核桃酪的。

我的孩子读中学的时候，到崇文门西边的梅园，第一次吃到奶酪，觉得好吃，然后，就带着同学到那里去吃，一吃都爱不释口。大学毕业之后，孩子到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每一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准会先要跑到梅园，吃一碗奶酪，尝一尝酪干。这是他少年时候的味道，也是他北京的味道。

酸梅汤，老北京卖酸梅汤以信远斋和九龙斋最出名。民国时，徐霞村先生说：“北平的酸梅汤以琉璃厂信远斋所售的最好。”那时候，有街头唱词唱：“都门好，瓮洞九龙斋，冰镇涤汤香味满，醍醐灌顶暑氛开，两腋冷风催。”说的就是这两家。信远斋在琉璃厂，九龙斋在前门的瓮城，民国时瓮城拆除后，搬到肉市胡同北口。九龙斋，我小时候还见过，很快就销声匿迹。前两年，九龙斋重张旧帜，派人找过我，让我带他们到前门指认老店旧址。

信远斋，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起码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在琉璃厂。梅兰芳、马连良等好多京戏名角，都爱到那里喝这一口。店里一口青花瓷大缸，酸梅汤冰镇其中，现舀现卖。有传说信远斋每天会在店门口洒好多酸梅汤，让其散发的芬芳气味来吸引人，大概是夸张，爱这一口的，用不着这样的梅汤铺地，也照样熟门熟路去那里的。

那时候，酸梅汤之所以被北京人认可，如九龙斋和信远斋这样的有声誉的店家，首先是原料选择极苛刻，乌梅只要广东东莞的；桂花只要杭州张长丰、张长裕这两家种植的；冰糖只要御膳房的……除选料讲究之外，制作工艺也是非同寻常的。曾看《燕京岁时记》和《春明采风志》，所记载并不详细，却大同小异，都是：“以酸梅合冰糖煮之，调以玫瑰、木樨、冰水，其凉振齿。”看来，关键在“煮”和“调”的火候和手艺，于细微之处见功夫。这和完全靠配方大行其市的可乐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果子干，柿饼和杏干为主料，加以藕片、梨片、玫瑰枣，用大力丸煮汤，冰镇而成。好的果子干，浓稠如酪，酸甜可口，上面要浮一层薄冰。与酸梅汤和奶酪相比，它没有那样高贵的出身和讲究，一般用吃饭的大碗盛，是地道的平民夏天消暑的食品，既可以解渴，又可以解饱。

记忆里吃的果子干最正宗的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城南西罗园小区刚建成，四周还是一片木板围挡的工地，在工地的简易房里，见到一家专门卖果子干的小店，夫妻两人都刚刚下岗，开了这家小店。他们从父辈那里学来的祖传的手艺，那果子干做得地道，好吃不说，光看表面那一层颜色，就得让人佩服，柿饼的霜白，杏干的杏黄，枣的猩红，梨片和藕片的雪白，真的是养眼。关键是什么时候到那里吃，果子干上面都会浮着那一层透明如纸吹弹可破的薄冰。快四十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漂亮可口的果子干了。

（有删改）

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装饰毕功，明帝与太后共登之。视宫内如掌中，临京师若家庭。以其目见宫中，禁人不听升。建义元年，太原王尔朱荣总士马于此寺。荣字天宝，北地秀容人也。部落八千馀家，有马数万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①崩，无子，立临洮王世子钊以绍大业，年三岁。太后贪秉朝政，故以立之。荣谓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驾，春秋十九，海内士庶，犹日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儿以临天下，而望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国恩，不能坐看成败。今欲以铁马五千，赴哀山陵，兼问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谓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肆，雄才杰出。部落之民，控弦一万。若能行废立之事，伊霍复见今日。”荣即共穆结异姓兄弟，穆年大，荣兄事之；荣为盟主，穆亦拜荣。于是密议长君诸王之中，不知谁应当璧。遂於晋阳，人各铸像，不成，唯长乐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严特妙。是以荣意在长乐，遣苍头王丰入洛询以为主。长乐即许之，共克期契。荣三军皓素，扬旌南出。太后闻荣举兵，召王公议之。时胡氏专宠，皇宗怨望，入议者莫肯致言。唯黄门侍郎徐纥曰：“尔朱荣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长，戟指阙所谓穷辙拒轮积薪候燎令宿卫文武足得一战但守河桥，观其意趣。荣悬军千里，兵老师弊。以逸待劳，破之必矣。”后然纥言，即遣都督李神轨、郑季明等领众五千镇河桥。四月十一日，荣过河内至高头驿。长乐王^②从雷陂北渡赴荣军所，神轨、季明等见长乐王往，遂开门降。十二日，荣军於芒山之北，河阴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诸朝臣死者三千馀人。十四日，车驾入城，大赦天下，改号为建义元年，是为庄帝。

（节选自《洛阳伽蓝记·城内》

定风波^①

黄庭坚

把酒花前欲问溪，问溪何事晚声悲？名利往来人尽老，谁道，溪声今古有休时。

且共玉人斟玉醑，休诉^②，笙歌一曲黛眉低。情深长溪长不断，君看，水声东去月轮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