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艺术品的接受在过去并不被看作是重要的美学问题，20世纪解释学兴起，一个名为“接受美学”的美学分支应运而生，于是研究艺术品的接受成为艺术美学中的显学。

过去，通常只是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将创作看作艺术家审美经验的结晶过程。作品完成就意味着创作完成，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完成并不说明创作已经终结。它只说明创作的第一阶段告一段落，接下来是读者或观众、听众的再创作。由于未被阅读的作品的价值包括审美价值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阅读，它才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因此对作品的接受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是说，接受者也是艺术创作的主体之一。

（摘编自陈望衡《艺术是什么》）

材料二：

对文学艺术创作者来说，或早或晚，都会遭遇到这个问题——为谁创作，为谁立言？习近平同志强调，“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目前，文艺界普遍认识到，只有与身处的时代积极互动，深刻回应时代重大命题，才会获得艺术创作的蓬勃生机。然而，在创作实践中，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困惑于现实是如此宏大丰富，以至于完全超出个人的认识和表现能力。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实太精彩了，它甚至远远走到了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是的，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随时发生着习焉不察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这就为作家、艺术家观察现实、理解生活带来巨大困难。对于他们而言，活灵活现地描绘出生活的现象和表象，大约是不难的，难就难在理解生活复杂的结构，理解隐藏在表象之下那些更深层的东西。那么，这“更深层的东西”是什么呢？

去过天安门广场的朋友一定会对矗立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印象深刻，许多人都能背得出上面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今天，再次诵读这段话，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改天换地的宏伟现实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当之无愧是时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感受到奔涌的时代浪潮下面深藏的不竭力量，才有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认识沸腾的现实。

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为了从理性上和情感上把自己放到人民中间，是为了解决我是谁、我属于谁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是经历革命与战争考验的现代作家，还是20世纪80年代那批经历了知青岁月的当代作家，他们内心其实都有一方情感根据地，都是和某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非常深切的情感关系。这些作家是属于某个情感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时刻提醒着他，他的生命和创作与这世界上更广大的人群休戚相关。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或许并不是我们的读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广大人民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理解时代的依据。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文化产品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诚然，娱乐和消费也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一部分，但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会深深感到，我们就生活在那些为美好生活、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人们中间，理应对我们的共同奋斗负有共同责任。我们有责任通过形象的塑造，凝聚精神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认同，是与新时代伟大历史进程的同频共振。作者和艺术家只有把自己看成人民的儿子，积极投身于人们争取美好未来的壮阔征程，才有能力创造出闪耀着明亮光芒的文学和艺术，照亮和雕刻一个民族的灵魂。

（摘编自铁凝《照亮和雕刻民族的灵魂》）

材料三：

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用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十分复杂，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有删改）

执着者

张丽

①时隔十年，我再次因为残疾教师王新来到笔架村。当年，我那篇《十年坚守，不让一个孩子辍学》的新闻发表后，默默无闻的王新变成了省道德模范，我也因此被领导赏识进了城。

②两次去笔架村，见的是同一个人，心境却截然相反。那时我二十出头，才在乡政府当通讯干事不久，梦想着妙笔生花，一鸣惊人。大清早在笔架村书记的带领下，翻越八座大山，走过几十道山岭，才在傍晚时分抵达。

③夕阳的余晖把群山抹上了一层金色，散落的泥巴土屋零零星星从密林里冒出来，蓦然一看，像是插在山腰上的几只狼毫。学校在一处开阔地上，有四间土砖墙教室。书记介绍，笔架村方圆十多里，山高石头多，难得有块地势平坦的地。这房子是李先念带领下的新四军第五师建的，做过后方医院。王新师范学校毕业后来支教，当上了几十个娃娃的孩子王，他的腿就是在冰天雪地里为救学生被野猪追赶咬伤的。

④孩子王正在上课，他一只手拐，一只手执粉笔，背影在低矮的课桌前单薄得像悬挂的毛笔。我问他，别的老师来了又走你怎么能在山里扎根呢？他回答，因为这里贫穷，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我不能眼看孩子們当睁眼睛，一辈子困在山里……

⑤自那以后，我格外关注王新。听说他娶了一个山里妹子，媳妇每天帮他接送学生，还为留校的学生洗衣做饭烧水；他一个人教5个年级，难得片刻休息；他教过的学生陆陆续续有20多个考上了大学；笔架村也被列入省市扶贫重点村，建了新学校，修了公路。教育局、民政局、残联、义工联……总有单位和个人去送温暖。

⑥新修的公路沿山势盘旋，左边是山，右边是悬崖绝壁，我的车不时与私家车、公共汽车相遇。陪同我的乡干部说，这路修到村口和学校了，到乡里县里的班车一天十多趟。我把车停在校园里，种种疑虑涌上心头。王新出现在眼前，已是两鬓斑白。他并不带我们参观新的校舍，而是请我们去活动室坐坐。

⑦活动室很干净，有办公桌也有棋牌桌。他边给我们泡茶边说：“我知道你们的来意，咱们是老熟人，我直接交底——这学校有名无实，没有学生。”茶雾袅袅飘散，暮色四合，远山如黛，这样的坦白开场让我无言以对。王新像是自言自语：“城里教学好，娃娃们都跟爸妈在城里读书，有福啊！”我越发困惑，问道：“没有学生？你还保留学校，接受扶贫资金，岂不是……”他摇头叹气，“我并不想欺骗。娃娃们走了，学校空了，我拿退休金落得清闲自在。可有人要把学校拆了建祠堂，我哪能愿意？你还记得那篇《为了最后的坚守》吧？”我当然记得，写的是王新为了两个山里娃不辍学，仍然窝在笔架村教书。文章煽情，连教育局长都感动了，特批过一笔教育经费。“那也是我造假！你看，村里路路通，年轻人一个个像燕子往城里飞，赚了钱在城镇买房安家，老屋空了巢，哪还有学生在这里读书？”他顿了下继续说，“那俩学生是我的孙子，我强留他们读书，并让人去宣传，才保住了学校。”

⑧“你可真行！”我由衷地插了一句。王新苦笑道：“难哪！孙子去年上初中走了，我想学校空着不是个事，就和书记商量，让村里的孤寡老人住进来，可吃住得有钱。要是把学校废了，我也失去宣传利用价值，资金从哪儿来？”我接茬说：“把空置的学校变养老院，挪用教育资金养老，难怪有人举报你弄虚作假！”我把举报信递过去。王新看完，脸涨得通红，急急地说：“这个举报人就是想拆学校建祠堂的，不能让他得逞，学校一定得保住！”我瞅着王新——这个把青春和热血献给大山，处处为山民着想的执着者，暗暗为他担忧，就问：“你就不怕处分？”“咋不怕？担心得很哪，可这事不做不行！好在山高皇帝远，又有书记支持，总能化险为夷。这一年扶贫干部来得多，大多到乡里搞个捐赠仪式就收场。难得有进村的，书记带着转悠，搞点野味忽悠走。连写报道的也只听听汇报，哪像你恁认真……”

⑨王新的话让我无语。他看我的脸色沉重，更加着急地恳求：“刘记者，咱村能得到上级扶持是享你的福。这次，你可不能太执着。笔架村以前穷，男人娶不上媳妇，现如今仅老光棍就有14个。有的从来没出过山，苦了一辈子，老了没个亲人，咱不能不管吧？你要笔下留情啊，不能让学校没了！”

⑩窗外群山莽莽，雾霭沉沉，我心潮起伏。脑子里翻滚出一个又一个新闻标题：《大山里的老年学校》（笔架村最后的乡村教师》《空校，不空心》《执着者》……

（有删改）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后遭母忧，弃官行丧。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拜尚书。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公卿议遣讨之，又诏下州郡，一切皆得举孝廉、茂才。蕃上疏曰：“昔高祖创业，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非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敕三府^①，隐核牧守令长，其有在政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以此忤左右，故出为豫章太守。后迁大鸿胪。会白马令李云抗疏谏，桓帝怒，当伏重诛，上书救云，坐免归田里。永康元年，帝崩。窦太后临朝，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蕃以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②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灵帝即位，窦太后复优诏蕃，封蕃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帝乳母赵娆，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构，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蕃常疾之志诛中官会窦武亦有谋蕃因与窦武谋之及事泄，曹节等矫诏诛武等。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王甫时出，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节选自《后汉书·陈蕃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