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几年，我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我对弟子们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造园，一向是传统中国文人的事。关于造园，近两年我常从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起，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若视画的边界为围墙，近处亭榭，居中为池，池前似石似树。但我谈的不是这个，我谈态度。《容膝斋图》的意思，就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如果说，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那么我以为，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上的比倒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面对世界的态度比掌握知识的多少更重要。这让我又想起童寯先生，我最记得住的是先生的一段话：今天的建筑师不堪胜任园林这一诗意的建造，因为与情趣相比，建造技术要次要得多。

“情趣”，如此轻飘的一个词，却能造就真正的文化差别。对中国文人而言，“情趣”因师法自然而起，“自然”显现着比人间社会更高的价值。人要以各种方式努力修习才可能接近“自然”的要求，并因程度差别而分出“人格”。园林作为文人直接参与建造的生活世界，以某种哲学标准体现着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文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不仅是参与，更在于批判。在我看来，文征明为拙政园做的那一组图，至今仍镇刻在园内长麻墙上，与拙政园的壮大宽阔，屋宇错杂精致相比，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只是些朴野的竹篱，茅舍，就是对拙政园文雅的批判。事实上，在中国园林的兴造史上，这种文士的批判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判，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健康生命。

造园代表了一种和我们今天所热习的建筑学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学，是特别本土，也是特别精神性的一种建筑活动。在这个文化方向逃失的年代，不确定的东西最难把握。造园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它是活的。童寯先生 1937年写道，他去访风，所绘平面图，并非精确测量，不过约略尺寸，盖园林排挡，不拘法式，全重主观。而富有生机弹性，非必衡以绳墨。造园所代表的这种不拘泥绳墨的活的文化，是要靠人，靠学养，实验和识悟来传的。某种意义上，人在园在，人亡园废。园在我心里，不只是指文人园，更是指今日中国人的家园景象。主张讨论造园，就是在寻找返回家园之路，重建文化自信与本土的价值判断，以我们这代人的学养，多少有点勉力为之，但这种安静而需坚持不懈的事，一定要有人去做，人会因造园而被重新打造的。

（摘编自王澍《造园与造人》，有删改）

材料二：

清末顾云于同治八年（1869年）所著《盋山志》说，江宁随园是“天下所称名园者也”。随园乃清初袁枚所经营。袁枚，字子才，号简斋。袁枚在江宁县任内，购得南京隋织造园，加以改建。他在所著《随园记》中，说“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小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天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异其义”。随园由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经营。园居第四年，子才在《随园后记》中说，锄除恶草，修剪枝条，顺乎我的心意去做，不会有人妨碍我，哪像我往时仰上级衙门鼻息，等待大官作决定啊？子才绝意仕进，聚书论文，就从此开始。

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以致户限为穿，每年更易一二次。从来私人园墅，或扃钥为常，或闭门不纳，似子才之与人共之，是极少数开明园主的可取作风。随园土木建筑工程主要出自梓人龙武台之手。龙死无家，葬于园侧。

随园本子才终年所寓，园宅兼具，生产菜蔬，又有水田，鱼米足以自给，合田园庐墓为一整体，总面积达百亩左右。由于不屑仰承上官鼻息，看破宦场虚伪谄媚，毅然隐退，诗酒宾客中，园居50年，广收女弟子多至30余人，破除封建束缚，开风气之先，甘冒流俗非议，可谓为一富有反抗精神的人物。

子才自命达观，临终语二子说“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于愿已足”。《随园诗话》作者伍舒坤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访随园，时距子才殁后22年，园已沦为茶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履园丛话》著者钱泳访游随园，园已荒圮。咸丰三年（1853年），当清军围攻天京时，随园无人照管，日就倾圮，距子才殁后56年，即建园后104年，殆非子才始料所及。

（摘编自童寯《随园考》，有删改）

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迁侍中中郎，坐法免。上书谢罪，愿养马黄门，上不许。后愿守塞扞寇难，复不许。久之，上疏愿击匈奴，诏问状，寿王对良善，复召为郎。稍迁，会东郡盗贼起，拜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为都尉，不复置太守。是时，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贼。诏赐寿王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辏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及至连十余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职事并废盗贼从横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寿王谢罪，因言其状。后征入为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孙弘奏言：“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举俊才，兴学官，三公有司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弩之过也。”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诎服焉。及汾阴得宝鼎，武帝嘉之，荐见宗庙，藏于甘泉宫。群臣皆上寿贺曰：“陛下得周鼎。”寿王独曰非周鼎。上闻之，召而问之。寿王对曰：“臣安敢无说！臣闻周德成于文、武，显于周公。上天报应，鼎为周出，故名曰周鼎。昔秦始皇亲出鼎于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上曰：“善。”群臣皆称万岁。是日，赐寿王黄金十斤。后坐事诛。

（节选自《汉书·吾丘寿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