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冰雪运动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为办好北京冬奥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国北方地区生活的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开展了各项与冰雪共生共存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和变迁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文化。

据考古发现，我国新疆阿勒泰市发现的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岩画中，出现了“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人”图像，并伴有一些动物形象线条，这是人类发现最早的反映滑雪运动的考古资料，新疆阿勒泰地区被学者认为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发源地。隋唐时期雪上活动在文献中的记录更为清晰，对“滑雪板”的材质、形制有详细的说明。滑雪板的材质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民族“以木为马，雪上逐鹿”。宋代以后的滑雪运动更增添了竞技娱乐色彩，出现了拖冰凌（雪车）、堆雪人雪狮等休闲雪上活动。延续至今，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组成内容，如满族的雪地走、木马滑雪，鄂伦春族滑雪、皮爬犁，朝鲜族坐雪爬犁等项目，目前都发展成为少数民族传统的雪上竞技运动项目。明代以后，冰上运动发展更为专业化、多样化，满族的“靰鞡滑子”（简易冰刀鞋）大大增加了冰上活动的技术。据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625年举办了多个冰上比赛项目，当时的贵族、将士争相竞赛，开展了冰上射箭、冰上武术、冰上舞蹈等活动，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冰上运动会”。清朝是冰上运动的黄金时期，随着满族入关，“冰嬉”“冰床”等活动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民间掀起了冰上活动的大潮，冰上活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我国传统的冰雪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留下了各类古籍文献、文化遗迹、珍贵文物等遗产，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的具象化表达。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到来，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与奥林匹克运动相互促进、互为融合，在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文明互鉴中迸发出新的时代风采。让我们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向世界交出一份冬季奥运会的中国答卷。

（摘编自覃琛《从中华传统冰雪文化中汲取力量》）

材料二:

冰雪运动，特别是大众冰雪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开展，当然离不开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但纵观目前各地冰雪文化活动中的展演形式，一些冰雪体验的建筑、庙会和礼堂等，或是民俗风情、生活起居等文化内容，大多都停留在表象的展示阶段，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对冰雪文化的深度发掘和个性化展示还远远不够。

对于我国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建设来说，就是要将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等内容做实，活化为涵盖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历史传承、文创开发、遗产保护等在内的新内涵。“活化”不是简单的“回归”和“复旧”，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增强传统文化基因的反应活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首先，要唤醒地域传统冰雪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知。传统冰雪文化通常是由身体演绎的，很少有单纯性的文字记载，当地民众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记忆，能够通过实践还原冰雪场景，以最大限度保持冰雪文化的原始性。同时，要吸纳与其冰雪相关联、与其文化相融合的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治理联盟，站在大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角度，宣传传统冰雪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保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自觉性。

其次，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地域冰雪文化是以传统的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以血缘、地缘、业缘关系为联结的文化形态，是村落乡土文化的优质资源。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泥土是乡人的生命，乡愁对中国人来说，是延绵一生的文化记忆。因此，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的开展能有效勾起村落内居民乡愁追思。传统冰雪项目的开展更多地依附于传统的节庆，对此，可重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乡土冰雪文化平台、冰雪陈列馆、冰雪大讲堂、冰雪民俗馆等，打造村落居民的精神家园。

最后，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管理政策，打造冰雪产业。村落的传统冰雪文化与居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相关联，通常借助庙宇、祠堂、村落、建筑、生产器具等来表达文化生成的价值理念，我们应把保护、开发结合起来，地方政府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制定冰雪遗产文物保护实施方案等细则，既完善地域传统冰雪文化保护政策，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铁民《活化传统，赋予冰雪文化新生命》）

材料一：

汉字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存留历史文化和造字时人类观念的痕迹，这是汉字的表意性质决定的。这些历史文化信息一般存留在一个或一组汉字的构形理据之中。但是，造字属于不同时代，随着构形和语义的发展演变，各种不同字样的形体中的表意成分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即使是今天所见的甲骨文，也未必是最早的汉字，每个字样造字或演成的准确时代难以确考，它对历史文化的见证作用就难以作为一种科学的证据，最多可以是一种假说。汉字的构形不是照相，而是一种特征的勾勒，必须有较多的雷同，才能够归纳出一点信息，而且是笼统的信息，想到字形中去找故事，去证明具体的史实，是很难做到的。何况，构形反映出的文化信息，只有在对具体意象进行描述时，才能做到；而汉字的构形系统逐渐向形声化发展，一切都渐渐概括、类化，信息量还要逐步减少。对汉字携带历史文化信息求之太过的情况，比比有之。例如，有人以为甲骨文中有很多字是表示阶级斗争的；也有人认为汉字很多字形描述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有人说，《说文解字》的《山部》《水部》字中暗含了河图洛书的真意……这些都是无法验证的说法，也违背汉字的实际。夸大汉字对历史文化的解释作用，在例证不足、文献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凭着个别的字形，猜测编造似是而非的故事或者附会某一具体史实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摘编自王宁《汉字构形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

材料二：

汉字的文化阐释，指通过对汉字构形及其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文化信息的揭示和分析，来探讨汉字的构造、发展与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层关系，从而阐释汉字构形的理据、特点和规律的方法。汉字记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传承弘扬汉字文化，需要对其内涵进行多层次的揭示和科学的阐释。

以许慎《说文解字》为代表的传统文字学，在分析汉字时试图揭示其构形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而形成了汉字阐释的深厚传统。如《说文》开篇解释“一”，谓“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说“示”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这些解释体现了许慎对汉字构形的文化要素的辨析，开启了汉字文化阐释的先河。不过，许慎的汉字文化阐释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他所据以分析的汉字形体主要是小篆，尽管小篆是古文字的终极形态，但经历了漫长发展演变后，与古文字的早期形态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字甚至已变得面貌全非，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构形分析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差错；另一方面，中华历史文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流变的系统，汉字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后来阐释者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已有很大的不同，而作为阐释者的任何人都难以摆脱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对汉字的文化阐释，总是有着某个时代学者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下面以“示”的阐释为例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示”字最早的形体见于甲骨文，并不是由“二（上）”和“三垂”构成的，与“天垂象”毫无关系。“示”本是表示宗庙神主的象形字，“示”就是“主”。《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先公“主壬”“主癸”，甲骨文作“示壬”“示癸”。甲骨文祭祀先公先王，有“三示”“四示”“五示”“六示”“十又三示”“二十又三示”以及“大示”“小示”等。殷商甲骨文中出现的这些“示”，都是时王祭祀的先公先王，也就是宗庙里供奉的代表诸位先祖的神主。《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宗庙之“宗”，是由庙宇和神主构成的会意字。《说文》所收录的“主”“室”“祐”等字，都是“示”的后起分化字，从这些后起字也可以推求“示”的原初含义。《说文》：“主，灯中火主也。”“室，宗庙至祐，从宀主声。”“祐，宗庙主也。《周礼》有宗郊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从示从石，石亦声。”除了“主”之外，许慎对这些字的分析大体可据。根据“示”在甲骨文中的用法和上举相关字，可以肯定“示”这个字原初的构形和含义，就是指宗庙供奉的祖先神主。

古代宗庙祭祀活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记录宗庙祭祀活动的各种汉字都从“示”，而且凡是涉及“天神、人鬼、地示之礼”，表示神灵祭祀等“神事”活动的字，也都以“示”作为意符来构造新字。这些从“示”构成的字记载了古代祭祀礼仪的大量信息，为我们了解古人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许慎对“示”字的分析和解说，显然受到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示”还表示“神事”之意，这为《说文》所有从“示”旁的字提供了分析依据。《说文》关于“示”和从“示”字的分析，是建立在古代祭祀礼仪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上的。许慎的解释虽然并不是“示”字所蕴含的原初文化信息，受到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其分析的路径是大体正确的。

（摘编自黄德宽《古文字与汉字文化的传承》）

材料三：

（选自李学勤主编《字源》）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①

杜牧

日暖泥融雪半消，行人芳草马声骄。

九华山^②路云遮寺，清弋江^③村柳拂桥。

君意如鸿高的的，我心悬旆正摇摇。

同来不得同归去，故国逢春一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