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人本哲学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是民本，在社会治理上的体现是重民生。善治的本质则为“厚民生”，富民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追求。这一点在儒家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富民是其根本性关切。程颐说：“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此“本”之体现，概括起来有以下诸端。

富民是“政之急者”。在国家和社会诸多事务中，儒家认为民生是最紧迫的事情。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正因为富民是最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将民生置于优先的位置来认知和讨论。如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文中的“足食”是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计，要让人民吃饱穿暖。孔子将“足食”置于“足兵”之前，可见民生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重要的，更是紧迫的。他所谓的“足食”，不仅仅限于温饱，而且是比温饱更好的富裕生活；因为他说这是人人可求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儒家民生优先、富民优先的价值取向，对于民生的改善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富民是治国安邦之基石。在儒家思想里，富民之所以为“政之急”，是因为它有着治国安邦的重要政治意义。一方面，富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儒家认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即孟子所谓的“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正是循此“恒产—恒心”的理路，所以孟子认为富民有着急切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富民才能国安。儒家认为民心所向是统治合法、合理的最终依据，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富民才能赢得民心，也才能“王天下”。如果不是这样，统治者只满足一己私欲，不顾人民冷暖饥寒，则其执政合法性不仅不足，其国也将难安。正因为富民对于治国安邦有如此极端的重要性，故儒家一直宣扬“富民为本”。

富民是“治人者”之天职。按儒家的理解，天生民而树之君，“治人者”对人民负有无可推卸的政治义务和责任。儒家还以“为民父母”为喻，强调富民也是统治者不可逃避的道义责任。在儒家看来，“为民父母”是绝不应“使斯民饥而死”的；相反，他们有义务和责任让人民过上“有粟如水火”的丰衣足食的生活，换言之，“治人者”天然负有富民之责。

富民是善治之标志。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判定一个社会治理得好与坏，一个政权的善与恶，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人民生活的品质与状态。一个让人民安居乐业又富裕的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甚至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事实上，在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里，突出的内容就是民生无忧，人民生活幸福。《礼记•礼运》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文中所谓“皆有所养”，就揭示这是一个民生无忧、“养生丧死无憾”的人间乐土。

中国古代有“儒如五谷”之说，喻示儒家对古代社会的重大意义。儒家“富民、厚生”论，就是这一意义在治国安邦上的重要体现，而其取向显然是追求社会整体与长远的利益。

（摘编自《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儒家富民论》）

像补丁一样覆盖着大陆的土壤薄层控制着我们人类和大地上各种动物的生存。如我们所知，若没有土壤，陆地植物不能生长；而没有植物，动物就无法生活。

生命创造了土壤，而异常丰富多彩的生命物质也生存于土壤之中；否则，土壤就会成为一种死亡和贫瘠的东西了。正是由于土壤中无数有机体的存在和活动，才使土壤能给大地披上绿色的外衣。

土壤置身于无休止的循环之中，这使它总是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活的有机体总是积极的参与者。

土壤中最小的有机体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有机体，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丝状真菌。它们有着庞大的天文学似的统计数字，一茶匙的表层土可以含有亿万个细菌。纵然这些细菌形体细微，但在一英亩肥沃土壤的一英尺厚的表土中，其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一千磅之多。长得像长线似的放线菌其数目比细菌稍微少一些，然而因为它们形体较大，所以它们在一定数量土壤中的总重量仍和细菌差不多。

被称之为藻类的微小绿色细胞体组成了土壤中的极微小的植物生命。细菌、真菌和藻类是使动植物腐烂的主要原因，它们将动植物的残体还原为组成它们的无机质。假若没有这些微小的生物，像碳、氮这些化学元素很难通过土壤、空气以及生物组织来进行循环运动。例如，若没有固氮细菌，虽然植物被含氮的空气“海洋”所包围，但它们仍将难以得到氮素。其他有机体产生了二氧化碳，并形成碳酸，促进了岩石的分解。土壤中还有其他的微生物在促成着多种多样的氧化和还原反应，通过这些反应使铁、锰和硫这样一些矿物质发生转移，并变成植物可吸收的状态。

另外，以惊人数量存在的还有微小的螨类和被称为跃尾虫的没有翅膀的原始昆虫。尽管它们很小，却在除掉枯枝败叶和促使森林地面碎屑慢慢转化为土壤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一些小生物在完成它们任务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如，有几种螨类甚至能够在掉下的枞树针叶里开始其生活，隐蔽在那儿，并消化掉针叶的内部组织。当螨虫完成了它们的演化阶段后，针叶就只留下一个空外壳了。在对付大量的枯枝败叶方面真正令人惊异的工作是属于土壤里和森林地面上的一些小昆虫。它们浸软和消化了树叶，并促使分解的物质与表层土壤混合在一起。

除了这一大群非常微小但却不停地艰苦劳动着的生物外，当然还有许多较大的生物。在土壤里的大个居住者中，可能再没有比蚯蚓更为重要的了。四分之三世纪以前，查理斯·达尔文发表了题为《蠕虫活动对作物肥土的形成以及蠕虫习性观察》一书。在这本书里，达尔文使全世界第一次了解到蚯蚓作为一种地质营力在运输土壤方面的基本作用——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样一幅图画：地表岩石正逐渐地被由蚯蚓从地下搬出的肥沃土壤所覆盖，在最良好的地区内每年被搬运的土壤量可达每英亩数吨重。与此同时，含在叶子和草中的大量有机物质被拖入土穴，并和土壤相混合。达尔文的计算表明，蚯蚓的苦役可以一寸一寸地加厚土壤层，并能在十年期间使原来的土层加厚一半。然而这并不是它们所做的一切。它们的洞穴使土壤充满空气，使土壤保持良好的排水条件，并促进植物的根系发展。蚯蚓的存在增加了土壤细菌的消化作用，并减少了土壤的腐败。有机体通过蚯蚓的消化管道而被分解，土壤借助于其排泄物变得更加肥沃。

（节选自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有改动）

过秦论（下）

贾谊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注】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名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诛，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

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久。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