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补丁一样覆盖着大陆的土壤薄层控制着我们人类和大地上各种动物的生存。如我们所知，若没有土壤，陆地植物不能生长；而没有植物，动物就无法生活。

生命创造了土壤，而异常丰富多彩的生命物质也生存于土壤之中；否则，土壤就会成为一种死亡和贫瘠的东西了。正是由于土壤中无数有机体的存在和活动，才使土壤能给大地披上绿色的外衣。

土壤置身于无休止的循环之中，这使它总是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活的有机体总是积极的参与者。

土壤中最小的有机体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有机体，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丝状真菌。它们有着庞大的天文学似的统计数字，一茶匙的表层土可以含有亿万个细菌。纵然这些细菌形体细微，但在一英亩肥沃土壤的一英尺厚的表土中，其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一千磅之多。长得像长线似的放线菌其数目比细菌稍微少一些，然而因为它们形体较大，所以它们在一定数量土壤中的总重量仍和细菌差不多。

被称之为藻类的微小绿色细胞体组成了土壤中的极微小的植物生命。细菌、真菌和藻类是使动植物腐烂的主要原因，它们将动植物的残体还原为组成它们的无机质。假若没有这些微小的生物，像碳、氮这些化学元素很难通过土壤、空气以及生物组织来进行循环运动。例如，若没有固氮细菌，虽然植物被含氮的空气“海洋”所包围，但它们仍将难以得到氮素。其他有机体产生了二氧化碳，并形成碳酸，促进了岩石的分解。土壤中还有其他的微生物在促成着多种多样的氧化和还原反应，通过这些反应使铁、锰和硫这样一些矿物质发生转移，并变成植物可吸收的状态。

另外，以惊人数量存在的还有微小的螨类和被称为跃尾虫的没有翅膀的原始昆虫。尽管它们很小，却在除掉枯枝败叶和促使森林地面碎屑慢慢转化为土壤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一些小生物在完成它们任务中所表现出的特征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如，有几种螨类甚至能够在掉下的枞树针叶里开始其生活，隐蔽在那儿，并消化掉针叶的内部组织。当螨虫完成了它们的演化阶段后，针叶就只留下一个空外壳了。在对付大量的枯枝败叶方面真正令人惊异的工作是属于土壤里和森林地面上的一些小昆虫。它们浸软和消化了树叶，并促使分解的物质与表层土壤混合在一起。

除了这一大群非常微小但却不停地艰苦劳动着的生物外，当然还有许多较大的生物。在土壤里的大个居住者中，可能再没有比蚯蚓更为重要的了。四分之三世纪以前，查理斯·达尔文发表了题为《蠕虫活动对作物肥土的形成以及蠕虫习性观察》一书。在这本书里，达尔文使全世界第一次了解到蚯蚓作为一种地质营力在运输土壤方面的基本作用——在我们面前展现了这样一幅图画：地表岩石正逐渐地被由蚯蚓从地下搬出的肥沃土壤所覆盖，在最良好的地区内每年被搬运的土壤量可达每英亩数吨重。与此同时，含在叶子和草中的大量有机物质被拖入土穴，并和土壤相混合。达尔文的计算表明，蚯蚓的苦役可以一寸一寸地加厚土壤层，并能在十年期间使原来的土层加厚一半。然而这并不是它们所做的一切。它们的洞穴使土壤充满空气，使土壤保持良好的排水条件，并促进植物的根系发展。蚯蚓的存在增加了土壤细菌的消化作用，并减少了土壤的腐败。有机体通过蚯蚓的消化管道而被分解，土壤借助于其排泄物变得更加肥沃。

（节选自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有改动）

差半车麦秸(节选）

姚雪垠

他是一个顶有趣的庄稼人。他从入伍的时候起，就成了我们最有趣的好同伴，一直到他昏昏迷迷地躺在担架上离开我们。他走了以后，我们不断地谈着他，想念着他。队长保存他的那支小烟袋，像保存爱人的情书似的，珍惜得不肯让别人拿去。

差半车麦秸还没有挂彩的时候，一天到晚他总噙着他的小烟袋，也不管烟袋锅里有烟没烟。有时候他一个人离开屋子，慢吞吞地走到村边，蹲在一棵小树下面，皱着眉头，眼睛茫然地望着面前的原野，当然，噙着他的小烟袋。隔很长的时间，他把两片嘴唇心不在焉地吧塔一咂，就有两缕灰色的轻烟从鼻孔里呼了出来。同志们有谁走到他的眼前，问他:“嗨，差半车麦秸呀，你是不是在想你的黄脸老婆哩?”这时，差半车麦秸的脸皮就微微地红了起来。

有时候差半车麦秸并不想念他的女人和孩子，他用一种抱怨的口气望着田里说:“你看这地里的草呀，唉!”他大大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再把下边的话和着烟雾吐出来:“平稳年头，人能安安生生地做活，好好的地里哪能会长这么深的草!”

他的小烟袋正像他本人一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见了他的小烟袋，就不由地想起来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个寒冷的黄昏，忽然全队的弟兄们兴奋得发狂一般地呐喊着跳到天井里，把一个新捕到的汉奸同队长密密地围了起来。汉奸两只手被绑在背后，脸黄得没一丝血色，两条腿抖得几乎站立不住。他的脖颈后插一把旧镰刀，腰里插一根小烟袋，头上戴一顶古铜色的破毡帽。

队长手里拿着一面从汉奸身上搜出来的太阳旗，他表情严肃，像一尊铁人。同志们疯狂地叫着:

“呵！打扮得多像庄稼人!”

“老爷，俺是好人呐!”汉奸颤抖着替自己辩护，“我叫王哑，人人都知道的。”“是小名字吗?”队长问，左颊上的几根黑毛动了几动。

“是小名字，老爷。小名字是爷起的，爷不是念书人。爷说起个坏名字压压灾星吧。……”“你的大名字叫什么?”

“没有，老爷。爷说庄稼人一辈子不进学屋门儿，不登客房台儿，用不着大名儿。”“有绰号没有?”

“差，差，老爷，‘差半车麦秸’。”

“嗯?”队长的黑毛又动了几动。“差什么?”

“‘差半车麦秸’，老爷。”

“谁差你半车麦秸?”

“人们都这样叫我。”“哑巴”的脸红了起来。“这是吹糖人的王二麻子给我起的外号。他一口咬死说我不够数儿……”

“哈哈哈!”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队长不笑。队长一步追一步地问他的家乡、居住地和当汉奸的原因。

“俺是王庄人，”“哑巴”说，“是大王庄不是小王庄。北军来啦，看见屋里人就糟蹋，看见外厢人就打呀，砍呀，枪毙呀。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爹呀，庄里人跑空啦，咱也跑吧。跑出去，唉，一天喝一碗凉水也是安生的!’俺就带着俺的屋里人跟俺的小狗子跑出来啦。小狗子娘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没打牙，肚子两片塌一片。小狗子要吃奶，没有，就吱咩咩地哭着……”

被绑着的农人把头垂下去，有两行眼泪从他的鼻凹滚落到了嘴角。我们的队长用低声命令说:

“说简单一点吧。你说你为什么拿着小太阳旗?”

“老爷，小狗子娘说：‘小狗子爹呀，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儿，咱们死了没要紧，可是能眼巴巴地看着小孩子饿死吗?’是的，老爷，小孩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凭啥饿死呢?小狗子娘说：‘你回去吧，到庄子边把咱地里的红薯挖几根拿来度度命，全当是为着救救小孩子!’大清早我回去了一趟，可是高庄子还有二里远，有几个戴铜盆帽子的北军就开枪向我打起来，我又跑回来啦。回来听着小狗子在他妈怀里吱咩咩，吱咩咩……”他开始哽咽起来，不能够再说下去了。

“不要哭!”队长低声又命令说，“因此你就当汉奸了，是不是?”

“鬼孙才是汉奸呐!我要是做了汉奸，看，老爷，上有青天，日头落——我也落!”差半车麦秸耸了耸肩膀，继续说下去:“别人告诉我说，拿一个太阳旗北军就不管啦。小狗子娘自己做了个小旗交给我，她说：‘小狗子爹，快走吧，快去快回来!’老爷，你想，我是中国人还会当汉奸吗?小狗子娘真坏事，叫我拿他妈的倒霉的太阳旗!狗皮膏药似的！”他一边哽咽着，一边愤怒地咬着牙齿，一边又用恐惧的眼光看着队长。

队长又详详细细地盘问了一会儿，渐渐松开了脸皮，不再像一尊铁人了。他终于吩咐我们把差半车麦秸手上的绳子解开。

隔了一天，刚吃过午饭，我又看见差半车麦秸在我们的院里出现。队长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我们大家高兴得疯狂地叫着，跳着，高唱着我们的游击队歌。可是差半车麦秸一直老老实实地站立着，茫然地微笑着，嘴里噙着一只小烟袋。

1938年4月初写于武汉旅次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