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新媒体艺术已经涉及一切艺术领域，涵盖所有艺术门类，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融合”与“跨界”。

所谓“融合”即“艺的融合”，原本受到各自媒介限定与技术影响的各个艺术门类，在数字化的新媒体平台的作用下，彼此间产生了融合，衍生出新的艺术现象，艺术和艺术之间、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甚至被突破。这种融合具体表现为艺术媒介的融合、艺术语言的融合、审美意象的融合、审美体验的融合。我们用“多媒融合”这一概念来概括新媒体艺术的这一基本特征。

“多媒融合”，字面意思是多种信息媒介的融通整合。其技术背景是数字化的新媒体，不仅可以记录、还原视听形象信息，而且可以记录还原包括味觉、嗅觉、触觉和运动感觉等感官属性信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息记录语言，能实现艺术形象记录和造型语言的最终统一。因此“多媒融合”的深层含义是指，新媒体实现了艺术形象和造型语言的最终统一，从而建构了一种多媒融合的艺术语汇，搭建起了一个多媒融合的艺术平台。

所谓“跨界”即“人的跨界”，也就是艺术主体的跨界行为，既包括非艺术家跨界到艺术领域，也包括某一门类的艺术家跨界到其他艺术门类，还包括艺术创作主体（艺术家）与接受主体（欣赏者）之间的跨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新媒体艺术实践主要是被新思潮而不是被新技术催生的。当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中国新媒体艺术中的跨界现象的背景既包括新媒体技术的推动，如互联网之于网络文学，也包括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影响，如电子音乐、新媒体舞蹈等。

新媒体艺术跨界的向度包括向内的内涵式跨界与向外的外延式跨界。以电子音乐为例，内涵式跨界主要表现为从“乐音”到“噪音”声音的拓展以及从“调性”到“无调性”的音乐手法与类型的突破。但尽管出现了拓展与突破，它仍然属于音乐艺术范围内的跨越，并未突破音乐的边界。而外延式跨界则表现为从听觉到视觉、从时间到空间的跨越和突破，已经超越了音乐艺术的边界，跨进了其他艺术领域。如作曲家程伊兵的《乐中书》就是这种跨界的典型作品。作品将书法者现场书写苏轼《前赤壁赋》的动作通过传感装置控制电子音乐，与现场的“电子化”古琴演奏和人声吟唱等其他音乐声部进行现场合成，再现古战场惨烈的厮杀场面，演绎中国古代文人旷达悠远的怀古心境，而作品的视频投影则着力表现中国书法艺术的下笔、提笔、运笔的动静、轻重、疾徐、曲直等韵律变化，为音乐的表达提供了更细腻丰富的表情元素。

我们应辩证而非绝对地看待新媒体艺术中的跨界与融合。它们是新媒体艺术的重要特征，却不是新媒体艺术的本质；它们是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趋势，但不是新媒体艺术的追求目标。当下，我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中的“跨界”总体上还是在“守界”前提下的跨界，是在传统艺术门类框架下的跨出和跨进。而我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中的多媒融合，总体上也停留在多种固有的艺术媒介语言的联合运用层面上，距离真正意义上多媒融合的新型艺术语言的要求尚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摘编自许鹅《融合与跨界：新媒体艺术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文艺报》2022年1月10日）

材料一：

法新社的报道，世界银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日前警告说，新冠疫情可能导致1亿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此前估计，将有6000万人因新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根据世行的定义，“极端贫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90美元（约合人民币13.2元）。但新的评估认为这一情况可能恶化，达到7000万至1亿人。马尔帕斯说，如果新冠疫情恶化持续下去，“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世界银行承诺，到2021年6月为止，将向100个国家提供1600亿美元资金，以应对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截至6月底，世界银行已发放约210亿美元。但即便如此，极端贫困人口仍在增加。马尔帕斯说，情况恶化是由于疫情期间就业岗位减少以及供应问题使人们更难获得食物。他说：“经济危机持续时间越长，就有越多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他就此呼吁债权国减免贫穷国家的债务。今年4月，二十四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意世界最贫困国家从今年5月1日起至年底可暂停偿还债务。

（摘编自新华网《世行行长警告：疫情或令1亿人重返极端贫困》2020年8月22日）

材料二：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

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制度建设是保障。中央出台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严格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构建起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层层落实脱贫攻坚责任。这些体制机制符合我国国情，契合扶贫实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制度保障。

构建全国一盘棋的脱贫攻坚体系。坚持调动全社会扶贫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强化政府责任，引导市场、社会协同发力，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

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合力开展脱贫攻坚。这些年来，全国共派出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从财政、金融等方面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资金支持，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2013年至2017年平均每年增长22.7%的基础上，2018年至2020年又大幅度增加。脱贫攻坚，精准是要义。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把握发展趋势和尊重治贫规律，进行科学顶层设计、战略部署，统筹目标与措施。坚持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二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在精准扶贫中，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覆盖了扶贫对象识别、帮扶和管理等各个环节，贯通了扶贫开发全流程，能够有效引导贫困群众参与脱贫，做到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资金跟着人走，确保扶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众、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精准扶贫坚持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问题，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

三是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强化脱贫光荣导向，更加注重培养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意识，更加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四是加大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估，确保各项政策有效落实落地，确保脱贫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坚决防止虚假脱贫。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的重要经验》）

材料三：

一是“消极的贫困者”。有学者调研我国目前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之一南疆三地州六个县（市）830多个贫困户样本发现，近三分之一的贫困家庭常年依靠政府财政补助，家里有强壮劳动力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参加生产。

二是“愿贫争贫者”。有的贫困户不是积极争取自己脱贫，而是积极争取自己不脱贫，以便继续获得国家扶贫补助。有些没有被识别为贫困户但经济状况也就是略高于贫困标准的人，对于自己无法获得扶贫补助而感到心理不平衡。

三是“签到式培训”。贫困者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缺乏主观动力，培训机构通过送礼物等方式才能吸引贫困户前来培训，有的培训甚至简化为只有贫困户签到而没有实际培训的状况。

四是“渴望的贫困者”。一些贫困家庭对于心理、观念、智力和能力都有强烈的渴望，但是仍然处在无法获得基本教育保障的困境中。2019年12月17日，一些捐助人对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春蕾计划”提出质疑，因为该项目对三区三州内某所中学的453名男生也提供了支援。这些男生“家庭非常困难且学习愿望强烈”，有的男生在申请中写到“收入微薄每年基本上连学费都凑不齐”。这个事件从侧面反映出，深度贫困地区还有不少渴望教育却不可得的贫困学生。

（摘编自人民论坛《当前精准扶贫领域存在的四个问题》作者：聂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