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新媒体艺术已经涉及一切艺术领域，涵盖所有艺术门类，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融合”与“跨界”。

所谓“融合”即“艺的融合”，原本受到各自媒介限定与技术影响的各个艺术门类，在数字化的新媒体平台的作用下，彼此间产生了融合，衍生出新的艺术现象，艺术和艺术之间、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甚至被突破。这种融合具体表现为艺术媒介的融合、艺术语言的融合、审美意象的融合、审美体验的融合。我们用“多媒融合”这一概念来概括新媒体艺术的这一基本特征。

“多媒融合”，字面意思是多种信息媒介的融通整合。其技术背景是数字化的新媒体，不仅可以记录、还原视听形象信息，而且可以记录还原包括味觉、嗅觉、触觉和运动感觉等感官属性信息，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息记录语言，能实现艺术形象记录和造型语言的最终统一。因此“多媒融合”的深层含义是指，新媒体实现了艺术形象和造型语言的最终统一，从而建构了一种多媒融合的艺术语汇，搭建起了一个多媒融合的艺术平台。

所谓“跨界”即“人的跨界”，也就是艺术主体的跨界行为，既包括非艺术家跨界到艺术领域，也包括某一门类的艺术家跨界到其他艺术门类，还包括艺术创作主体（艺术家）与接受主体（欣赏者）之间的跨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新媒体艺术实践主要是被新思潮而不是被新技术催生的。当然，凡事不可一概而论。中国新媒体艺术中的跨界现象的背景既包括新媒体技术的推动，如互联网之于网络文学，也包括西方新媒体艺术的影响，如电子音乐、新媒体舞蹈等。

新媒体艺术跨界的向度包括向内的内涵式跨界与向外的外延式跨界。以电子音乐为例，内涵式跨界主要表现为从“乐音”到“噪音”声音的拓展以及从“调性”到“无调性”的音乐手法与类型的突破。但尽管出现了拓展与突破，它仍然属于音乐艺术范围内的跨越，并未突破音乐的边界。而外延式跨界则表现为从听觉到视觉、从时间到空间的跨越和突破，已经超越了音乐艺术的边界，跨进了其他艺术领域。如作曲家程伊兵的《乐中书》就是这种跨界的典型作品。作品将书法者现场书写苏轼《前赤壁赋》的动作通过传感装置控制电子音乐，与现场的“电子化”古琴演奏和人声吟唱等其他音乐声部进行现场合成，再现古战场惨烈的厮杀场面，演绎中国古代文人旷达悠远的怀古心境，而作品的视频投影则着力表现中国书法艺术的下笔、提笔、运笔的动静、轻重、疾徐、曲直等韵律变化，为音乐的表达提供了更细腻丰富的表情元素。

我们应辩证而非绝对地看待新媒体艺术中的跨界与融合。它们是新媒体艺术的重要特征，却不是新媒体艺术的本质；它们是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趋势，但不是新媒体艺术的追求目标。当下，我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中的“跨界”总体上还是在“守界”前提下的跨界，是在传统艺术门类框架下的跨出和跨进。而我国新媒体艺术实践中的多媒融合，总体上也停留在多种固有的艺术媒介语言的联合运用层面上，距离真正意义上多媒融合的新型艺术语言的要求尚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摘编自许鹅《融合与跨界：新媒体艺术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文艺报》2022年1月10日）

材料一：

在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竞争格局中，目前仍是美国“一家独大”，而我国的自给率仍然很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突破我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难关，半导体产业的国产替代成为大势所趋。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芯片的自给率只有26.6%，其中汽车芯片的自给率更是低至5%。正是因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自给率较低，所以许多芯片都需要从海外进口。中国海关数据显示，我国是当前全球芯片进口大国，从2018年到2020年，连续三年，中国的芯片进口额均超过了3000亿美元。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支持半导体产业的发展。2020年8月，国务院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制定出台财税、投融资、研究开发、进出口、人才、知识产权、市场应用、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政策措施。随后，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以此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目前，国家正大力着手半导体行业的布局，如提出要在2025年实现国产芯片70%自给率的目标，成立国内首所芯片大学，并投资5000亿元打造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基地“东方芯港”，几乎涵盖芯片产业所有的细分领域。

（根据《人民日报》、前瞻网等相关报道整理）

材料二：

芯片制造技术体现了目前人类精密制造的最高水平。精密制造业是中国跟世界先进水平相差最远的领域，所以我们不能制定一个太乐观的赶超时间表。

芯片制造分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是：第一，把沙子，也就是二氧化硅，转化成多晶硅；第二，把多晶硅提炼成单晶硅，再把单晶硅切成一个个圆盘，也就是晶圆；第三，在晶圆上制造各种器件。前两个阶段都很难，第三个阶段又是难中之难。光刻就是其中的核心技术。

在光刻技术领域，中国的中微半导体在刻蚀机方面是世界领先的，不过在很多其他步骤上我们是落后的，有非常多的缺陷。我们没有高端的光刻机，也没有高质量的光刻胶。

现在制造一个芯片需要经过300至500道工序，涉及精密机床、精密化工、精密光学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尖端技术，可以说芯片是现代工业技术的皇冠。

中国芯片业的落后，看似是一个点，其实反映的是一大片。所以唯一的正道，就是把所有这些门类的基础都补上，芯片业才能达到世界顶端水平。

（摘编自袁岚峰《中国芯片的正道何在？》）

材料三：

2021年，全球产业界“缺芯”所带来的影响逐渐扩大。从汽车到手机、电脑、网卡，再到家用电器的普遍涨价，令普通百姓也开始关注到芯片产业安全。

“‘缺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芯片的设计和制造人才。”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包云岗强调，作为芯片产业“皇冠上的明珠”，处理器芯片因设计复杂度高、难度大，相关设计人才面临巨大缺口，加快人才培养迫在眉睫。

据了解，20世纪80年代，美国也遇到过类似的人才危机。其解决思路是把芯片设计的门槛降下来，让学生可以参与流片，并专门启动了相应的人才培养项目，迄今已培养了几万名芯片人才。

“加快处理器芯片设计专门人才培养，是解决我国信息领域‘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包云岗介绍，国科大2019年8月启动的“一生一芯”计划，旨在通过让学生设计处理器芯片并完成流片，培养具有扎实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处理器芯片设计人才。

（摘编自罗旭《“一生一芯”计划：破解芯片人才培养“卡脖子”难题》）

南泥湾

侯发山

直到父亲去世，我才解开他身上所有的谜。

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曾问过父亲：“大，我的爷爷奶奶呢，我怎么没见过他们？”父亲说：“你没见过？我也没见过。”父亲说这话的时候，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吓得以后我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了。事实上，父亲不是没有见过爷爷奶奶，是他没有印象了。我曾悄悄地问过母亲。母亲说她也不知道父亲的底细，父亲是“流浪”到他们村的，只说自己是个孤儿。后来，我查了查资料，父亲是1961年来的。当时，自然灾害肆虐，好多人缺吃少穿，四处流浪，父亲所说的话应该属实。我所在的村子是米脂的一个小山村，有的是土地，只要不惜力气，便饿不死人。父亲可能是奔着这个来的。他当时20岁，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姥爷家没有男孩，看他老实、勤快，便收留了他。三年后，与同他年龄相仿的母亲成婚，算是入赘。我出生后，依照入赘的习俗，姓氏随母。

后来搞运动，父亲因为是外来人口且身份不明成了批斗对象，说他是国民党特务，经常被喊来叫去。他每次回来，身上少不了带着伤疤。母亲忍不住哭哭啼啼，他就瞪母亲：“哭啥哭？我还没死呢！”母亲不哭了，却还是不住地抹眼泪。有一天，那些批斗父亲的人来抄家，从家里的地窖中找到一个保存完好的箱子，打开箱子，里边有一个小包裹——他们以为“铁证如山”，没想到打开包裹，竟是两张烈士证书，一张是爷爷的，一张是奶奶的！至此，大家才知道，我的父亲是烈士遗孤，我爷爷和奶奶在抗战中牺牲了。

当时，我已经上初中，不是一般的懂事，我想知道更多的真相，也想为父亲讨个公道。父亲没好气地对我说：“战场上死的人多着呢，有的连个后代都没有，他们找谁说去？”说实话，我不只是想为父亲要个待遇，也想为母亲、为我讨点好处，看到父亲如此固执，我便死了心。

得知父亲的身份后，村里人才对他另眼相看，不再找他的茬儿。父亲难得“清闲”，一心一意地开垦荒地，除了下雨、落雪，他都在山上的旮旯角落忙活，这里扒扒，那里垒垒，捡出石头，拔掉杂草，都给弄出大小不等、规则不一的地来。那时还是大集体，土地还没有分包到人，他把那些开垦出来的土地交给公家。有的地块小，其实根本算不上地，生产队不要，他便自己撒下种子，或菜，或庄稼。我记得有块“地”，年年收四五颗玉米，因为地块太小了，实在不能多种。

到了1982年，我已经上高中了。榆林市来了几个人，找到父亲，要落实政策，为他恢复工作。这时候，我才明白，父亲原在榆林市某厂矿工作。六十年代初，国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物资异常匮乏，父亲响应国家返乡务农的号召，主动报了名。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父亲拒绝了。来人不忍放弃，再三恳请，父亲说：“这里有吃有喝，我已经习惯了。”父亲又说：“我已经四十来岁了，还去干啥？把岗位留给年轻人吧。”

不止榆林来的人失望，我和母亲也很失望。父亲不满我和母亲的表现，说：“当农民咋啦？种地吃粮，问心无愧。”

父亲的老家是河南的，他为什么没有回老家却来到了米脂？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老家没亲人了，那地方也难……再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父亲说到这里，不自然地挠了挠头。当时母亲也在旁边，撇了撇嘴：“还老实呢。”父亲赧然一笑，算是回应母亲的嗔怪。

我没考上大学，回到了农村，曾有过外出打工的想法，都让父亲给堵了回去。

这时候，土地已经承包到户，父亲的干劲更足了。天不亮就带着我下地，晚上星星出来了，还在地里忙活。在我们那个村，年年就属我家打的粮食多。吃不完，便积攒起来，遇到哪里有了难，捐，可劲儿地捐。为此，家人没少跟他闹别扭。

2021年夏的一天，父亲忽然感觉身体不适。我要送他去医院，他说：“我知道自个儿的病，上医院白花钱。八十个春夏秋冬了，就是一台机器也该歇歇了。”尽管父亲这样说，我还是请了村医。村医诊断后，开了点药走了，临走他留下话：“赶紧准备后事吧。”

没过两天，父亲便溘然长逝。老人家临咽气的时候，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我是在南泥湾^①出生的，刚满一岁，你奶奶和你爷爷一道南下上了前线……是南泥湾的南瓜汤、小米粥把我养活大的。我来到米脂，总想着离南泥湾近一些，有机会回去看一看。”

我依照父亲的遗愿，背着他的骨灰来到了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后悔真相知道的太晚了，没早点带他老人家来。

我一直羞于说出父亲的名字，现在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他老人家的大号叫南泥湾。这是他在南泥湾时那些叔叔婶婶给起的昵称，他一直没改过。父亲去世后，我征求母亲的意见，把姓改成了“南”。

（选自《小说选刊》2022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