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渠

韩少功

直到现在，我说到盐早，都是用“他”。在马桥，与“他”近义的词还有“渠”。区别仅仅在于，“他”是远处的人，相当于那个他；“渠”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这个他。

多少年后，我再到马桥，又听到了满耳的“渠”字，又见到了一个个面容熟悉或陌生的----渠。我没有见到作为“渠”的盐早。

我想起当年他经常帮我挑柴，也曾屡屡被我们逗耍。我特别记得他着急的样子，一脸涨红，额上青筋极为茂盛地暴出，见到谁都怒气冲冲，对我们更是恶狠狠地嗷嗷直叫。但这种恼怒，并不妨碍他后来还是为我们挑柴或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见到他的肩空着，笑一笑，打个手势，他还是咕咕哝哝朝重物而去。

我没有找到他。村里人说，龙家滩的什么人喊他去帮工了。至于他的家里，是不必去的，也是万万不能去的。他的婆娘连饭都不会做，在田里薅禾，薅着薅着就一屁股坐在泥巴里去了，就是这么个人。

我还是去了，在人们嘻嘻窃笑之下走向了那张黑洞洞的门。我看见墙上挂着几个装种籽的葫芦，还有很多狰狞的干蛇皮，像五颜六色的壁毯。我看见主妇果然蓬头垢面，额头上亮着一处显眼的疤花，不知是如何留下来的。她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笑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老熟人似的亲热让我有点怪异。她端来一碗茶，莫说喝，就是看一眼，碗边上腻腻的一圈黑污也让我恶心半天。各种颜色的衣物，其实都成了一种颜色，一种糊糊涂涂的灰暗，乱糟糟地堆在床上。主妇突然从那里面拖出一件东西，吓了我一跳。那件东西居然有鼻子眼睛，是个娃崽。居然一直不哼一声，在刚才哈哈大笑下也不曾惊醒，任凭三两只苍蝇爬在他紧闭双眼的脸上。

我差一点疑心他是个死婴——主妇只是拿来做做样子而已？

我匆匆给了她二十块钱。这当然有些吝啬，也有些虚伪。二十块钱做什么呢？与其说是对盐早的同情，不如说是支付我的某种思念，赎回我的某种歉疚，买来心里的平静和满足，也买回自己的高尚感。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哼起歌来，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破房子然后逃入阳光和鸟语，实在很便宜。我想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今后的回忆充满诗情充满玫瑰色的光辉，实在很便宜。

我原封不动地放下茶碗，走了。

晚上，我住在乡政府的客房里。有人敲我的门，打开来，黑洞洞的外面没有人影，只有一根圆木直愣愣捅进房来。我终于看清了，随后进来了盐早，比以前更加瘦了，身上每一块骨节都很尖锐，整个身子是很多锐角的奇怪组合。尤其是一轮喉骨尖尖地挺出来，似乎眼看就要把颈脖割破。他笑的时候，嘴里红多白少，一张嘴就暴露出全部肥厚的牙龈。

他的肩还没有闲着，竟把一筒圆木又背了这十多里路。

他显然是追着来看我的。从他手势来看，他要把这筒木头送给我，回报我对他的同情和惦记。他家里也许找不出比这更值钱的东西。

他还是不习惯说话，偶尔说出几个短短的音节，也有点含混不清。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我的问话报以点头或摇头，使谈话得以进行。即便他不是一个牛哑哑，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话题，除了敷衍一下天气和今年的收成，除了谢绝这一筒我根本没法带走的木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点燃他的目光才能使他比点头或摇头有更多的表示。他沉默着，使我越来越感到话的多余。我没话找话，说你今天到龙家滩去了，说我今天已经到过你家，如此等等。我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把一块块沉默勉强连成谈话的样子。

差不多半个钟头到了。也就是说，一次重逢和叙旧起码应该有的时间指标已经达到了，不算太仓促，不算太敷衍，有了它，我们的回忆中就有了朋友，不会显得太空洞和太冷漠。我总算忍住了盐早身上莫名的草腥味——某种新竹破开时留出来的那种气味。过了这艰难而漫长的时光，眼看就要成功了。

他起身告辞，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重新背上了那沉沉的木头，一个劲地冲我发出“呵呵”的声音。

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黑夜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看见了那一颗泪珠。不管当时光线多么暗，那颗泪珠深深钉入了我的记忆，使我没法一次闭眼把它抹掉。那是一颗金色的亮点。我偷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卸下了脸上僵硬笑容的时候，没法把它忘记。

黑夜里已经没有脚步声。

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梦魂牵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我不能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马桥语言明智地区分“他”与“渠”。我在那一个夜晚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词之间，在那位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扛着木头，一步从“渠”跨入“他”的时候，亮着一颗无言的泪珠。

（节选自《马桥词典》，有删改）

人民的生活情绪

孙犁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天已不早了，对间三槐的母亲已经嗡嗡地纺起线来。这时进来一个少妇在洞口喊：“彩绫，彩绫，出来吧，要去推碾子哩。”

她叫了半天，里面才答应了一声，通过那弯弯长长的洞，还是那样娇嫩的声音：“来了。”接着从洞口露出一顶白毡帽，但下面是一张俊秀的少女的脸，花格条布的上衣，跳出来时，脚下却是一双男人的破棉鞋。她坐下，把破棉鞋拉下来，扔在一边，就露出浅蓝色的时样的鞋来，随手又把破毡帽也摘下来，抖一抖墨黑柔软的长头发，站起来，和她嫂子争辩着出去了。

她嫂子说：“人家喊了这么半天，你聋了吗？”

她说：“人家睡着了么。”

嫂子说：“天早亮了，你在里面没听见晨鸡叫吗？”

她说：“你叫还听不见，晨鸡叫就听见了？”姑嫂两个说笑着走远了。

我想，这就是游击区人民生活的情绪，这个少女在生死交关的时候也还顾到在头上罩上一个男人的毡帽，在脚上套上一双男人的棉鞋，来保持身体服装的整洁。

我见过当敌人来了，女人们惊惶的样子，她们像受惊的鸟儿一样向天空突飞。一天，三槐的二嫂子说：“敌人来了，能下洞就下洞，来不及就得飞跑出去，把吃奶的力量拿出来跑到地里去。”

我见过女人这样奔跑，那和任何的赛跑不同，在她们的心里可以叫前面的、后面的、四面八方的敌人的枪弹射死，但她们一定要一直跑出去，在敌人的包围以外，去找生存的天地。

当她们逃到远远的一个沙滩后面，或小丛林里，看着敌人过去了，于是倚在树上，用衣襟擦去脸上的汗，头发上的尘土，定定心，整理整理衣服，就又成群结队欢天喜地地说笑着回来了。

一到家里，大家像没有刚才那一场出生入死的奔跑一样，大家又生活得那样活泼愉快，充满希望，该拿针线的拿起针线来，织布的重新踏上机板，纺线的摇动起纺车。

而跑到地里去的男人们就顺便耕作，到中午才回家吃饭。

没有人谈论今天生活的得失，或是庆幸没死。在他们看来，死就是死了，没死就是活着，活着就是要欢乐的。

假如要研究这种心理，就是他们看得很单纯，而且胜利的信心最坚定。因为接近敌人，他们更把胜利想得最近，知道我们不久就要反攻了，而反攻就是胜利，最好是在今天，在这一个月里，或者就在今年，扫除地面上的一切悲惨痛苦的痕迹，立刻就改变成一个欢乐的新天地。所以胜利在他们眼里距离最近，而那果实也最鲜明最大。也因为离敌人最近，眼看到有些地方被敌人剥夺埋葬了，但六七年来共产党和人民又从敌人手中夺回来，努力创造了新的生活，因而就更珍爱这个新的生活，对它的长成也就寄托更大的希望。对于共产党的每个号召，领导者的每张文告，也就坚信不移，兴奋地去工作着。

由胜利心理所鼓舞，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村里有一个老泥水匠，每天研究掘洞的办法，他用罗盘、水平器，和他的技术、天才和热情来帮助各村改造洞。一个盲目的从前是算卦的老人，编了许多“劝人方”，劝告大家坚持抗战，他有一首四字歌叫《十大件》，是说在游击区的做人道德的。有一首《地道歌》确像一篇“住洞须知”，真是家传户晓。

最后那一天，我要告别走了，村长和中队长领了全村的男女干部到三槐家里给我送行。游击区老百姓对于抗日干部的热情是无法描写的，他们希望最好和你交成朋友，结为兄弟才满意。

仅仅一个星期，而我坦白地说，并没有能接触广大的实际，我有好几天住在洞里，很少出大门，谈话的也大半是干部。但是我感触了上面记的那些，虽然很少，很简单，想来，仅仅是平原游击区人民生活的一次脉搏的跳动而已。

我感觉到了这脉搏，因此，当我钻在洞里的时间也好，坐在破炕上的时间也好，在菜园里夜晚散步的时间也好，我觉到在洞口外面，院外的街上，平铺的翠绿的田野里，有着伟大、尖锐、光耀、战争的震动和声音，昼夜不息。生活在这里是这样充实和有意义，生活的经线和纬线，是那样复杂、坚韧。生活由战争和大生产运动结合，生活由民主建设和战斗热情结合，生活像一匹由坚强意志和明朗的智慧织造着的布，光彩照人，而且已有七个整年的历史了。

并且在前进的时候，周围有不少内奸特务，受敌人、汉奸、独裁者的指挥，破坏人民创造出来的事业，乱放冷箭。这些事情更激发了人民的智慧和胆量。

有人愿意充实生活，到他们那里去吧。

（节选自《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看戏

侯发山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1951年的秋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老乡，所以我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绝对没有添油加醋的成分。

听说郑州有唱大戏的，三个孩子嚷嚷着要去看戏。小玉不到7岁，小香5岁，嘉康3岁。看着这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老张愁死了，甚至后悔把他们从西安的幼儿所接回来。

老张重重叹了口气，无奈地说：“孩子们，咱这里到郑州七八十里，远着呢，咋去？”嘉康扬着脸，天真地说：“姥爷，咱坐妈妈的汽车去。”

小玉嘟囔道：“咱妈把汽车卖了。”说到这里，小玉的小嘴撅得能拴头驴。

小香歪着小脑袋想了想，说：“姥爷，咱坐火车去。”

那时，巩县有到郑州的火车，基本上都是货车，老百姓去外地，没钱坐客车，都是扒火车。铁路就从家门口过，每次路过的火车的车厢上，全都坐满了人，好像车厢是个磁铁，把他们牢牢地吸在上面。有一次，小玉问姥爷：“姥爷，火车跑来跑去，都去哪里啊？”老张说：“往东到郑州，往西到洛阳。”“姥爷，哪里是东啊？”“日头出来的地方就是东。落山的地方就是西。”

现在听说小香要扒火车出门，老张说：“就你们小屁孩？甭想。”

那一年老张的娘病了，老张到郑州买药，结果，车到许昌才停。几天后等老张把药拿回来，娘已经死了。邻居老周哥，从郑州回来，车到巩县不停，跳车时，一条大腿给摔断了，因没钱医治至今还瘸着。

忽然，小香“哇”地一声哭了。

老张忙拉过小香：“小香，好好的，哭啥呢？不看戏就不看戏呗？有恁委屈？”

小香止住哭泣，说：“姥爷，我，我想回家。”

老张没好气地说：“你妈把房子都卖了，哪还有家？”闺女真憨，好不容易在西安买了一套房子，却把房子卖了。

小香不知道姥爷为什么生气了，哼唧道：“姥爷，我，我想妈妈。”

小香这一说不当紧，嘉康的嘴一咧：“姥爷，我也想妈。”说罢，咧着小嘴哭起来。几乎是同时，小香和小玉也哭起来。

一时间，老张束手无策。说实话，他也想闺女。可是，闺女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不过，道听途说了不少消息，今天这个说在新乡，明天那个说在广州，还有的说在武汉。你说说，一个女娃，三十岁不到，出去疯啥呢？就你中，就你能？看着三个孩子一个个哭得跟没娘孩子似的，老张眼角的泪也止不住流起来。

老张这么一哭，三个孩子倒吸溜着鼻子，不哭了。

小玉到底年龄大一些，说：“姥爷，俺不想妈了，俺也不去郑州看戏了。”

小香说：“姥爷，您不哭，俺不坐火车了。”说罢，小香哭得更厉害了。

第二天早上，老张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三个孩子不见了！他回过神来，才明白他们离家出走了。老张急忙起来寻找，先是在村里，后来到县城……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没有通讯工具，可以想象寻人的艰难。老张用脚步丈量着巩县的每一寸土地，见人就打听，遇到水井就趴在井口看……

就在老张在巩县疯一般找三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郑州的街头。头天晚上老张扯起呼噜后，三个孩子就溜出了家门。他们不敢扒火车，害怕迷路，顺着铁路走。小春说：“姐，到郑州能找到妈妈吗？”小玉说：“只要有唱戏的，找不到，也能打听到。”

天黑漆漆的，路边的秋虫此起彼伏，还有不知名的夜鸟冷不丁地怪叫一声，小香带着哭腔说道：“姐，我害怕。”嘉康“哇”地一声哭起来。小玉也害怕，但谁让地是姐姐呢，她说：“不怕，小香，咱唱吧。”

“中。”小香哽咽道。

嘉康记不住词，跟着两个姐姐也哼起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不如男，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

妈妈在家的时候，三个孩子经常听她唱这一段。

这一走，就是一个晚上。他们的鞋子已经全都磨烂了，脚趾头都从里面露出来。脸上花花搭搭的，是汗水、泪水和尘土的混合物。小玉背着嘉康，小香搀扶着小玉，一步一趔趄。好心人还是多。以为他们是叫花子，有的给块馍，有的给碗水……

在路人的指点下，他们来到了演出的地方。幸好，小孩子是免票的。他们挤过人群，站在观众席的最前边。台上演出的是豫剧《花木兰》，“为从军比古人我好说好讲，为从军设妙计女扮男装，为从军与爹爹俺比剑较量，胆量好，武艺强，喜坏了高堂，他二老因此上才把心来放……”

三个孩子看傻了，高兴得跟着现场观众一起拍巴掌。

掌声未息，唱花木兰的演员快步走下台，上前抱住了三个孩子，一下子泪眼婆娑——那是他们的妈妈，常香玉。

后来的新闻是这样报道的；1951年8月，常香玉把房子和汽车都卖了，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带领剧社人员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演出170多场，义演捐款达到15.2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4000多万元人民币）。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终于实现了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的愿望，飞机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驾驶着“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同美军搏击，打击侵略者。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