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不仅仅是以血缘、地域关系为基础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以文化的共同体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巨大的文化差异使人们可以区分“我族”和“他族”，民族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在民族认同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族群成员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和感受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可以说文化是民族认同的基础和天然边界，是体现民族认同的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民族的认同感总会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上得到表现，留下或隐或显的印记。

民族认同的文化联结来自原生性要素的纽带，如习俗、血缘、祖源、语言等的共同性，除此之外，宗教、服饰、建筑等所有外显的文化要素都可以作为人群互相区别的标志，这种认同的因素，在中国古代可能表现得更为直接或明显。

人类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便成为必不可少的日用生活品，服饰除用来遮蔽和保护身体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功能就是社会标志功能。《驹支不屈于晋》所载“我诸我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是中国古代对一个群体的不同认识。通过一个人的服饰、可以大致看出其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春秋繁露》载：“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礼记·大传》载：“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中国封建社会中，服饰强烈地反映着等级、名分的差别，社会成员都必须依照自己的等级身份来穿戴，衣、帽、鞋、袜、装饰品等，无一不在形制、质料、图案花纹及色彩上有严格的区分，不能僭越。

也正因为服饰有如此多的功能，所以在中国古代特别重视服饰，每逢改朝换代，首先便要“易服色”，以宣示新朝的建立及正统性，让“服色”的政治意义首先服务于新王朝的合法性，在运用“改正朔、易服色”来说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时对之进行了种种改易，正朔、服色的影响最终仅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政治名分而存在。帝王通过“改正朔、易服色、别衣服”，可以使臣民意识到改朝换代，促使其认同的转变，达到取得天下正统的目的。

不仅如此，服饰也时常是民族边界的一个标志，冕旒衣冠，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只是外在装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民族风格，或者在正式场合中作为身份标志，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意义，但在古代东亚，冕旒衣冠却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甚至呈现文明与野蛮（文化）。传统儒家学说所形塑出来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的象征性，无论是政治上的等级，还是家族内的亲疏，都要依靠衣冠服色来确认，就连王朝的合法性与文化的合理性，也得要靠衣冠来建立。

也正因为服饰在中国古代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此，《论衡》有言“苏武入匈奴，终不左衽；赵他入南越，箕踞椎髻，誓汉朝称苏武而毁赵他”。在各个新建王朝服制改革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强烈的反对或抵抗等事件，尤其是在非华夏民族建立政权的情况下，反抗行为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激烈，而这种反抗情绪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民族情感及认同倾向。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清朝的剃发令引起的风波：从清初入关起，满族统治者就强调天下应当“剃发易服”，以表示遵从大清正统，这也说明在满族人的心目中，服饰与发型也是王朝认同的一种标志。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服饰作为民族认同、民族界限的标志已经有所弱化，但是，从古代帝王以“改正朔，易服色”的方式试图改变民众的认同，到自古观念中的胡族“披发左祍”、汉族“褒衣博带”的固有认识，可见在中国古代，服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民族或政权的边界表征，那么对服饰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民族认同。

（摘编自吴洪琳《合为一家：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

材料一：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精湛、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增长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态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发展规律证明，当传统增长动能下降时，要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趋势，必须开发新动能。就劳动力供给而言，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推动我国劳动者队伍从数量型增长向技能型发展转变，将有力对冲劳动力供给下降压力。

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是，从整个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与实际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例如技工短缺问题仍比较突出，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比例和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两者均不高，分别仅为26.8%和30%。

（摘编自吴帅《技能中国行动，满足高质量发展现实需求》）

材料二：

“液压式伺服冲压机、扫描透射电子全息显微镜、加氢反应器、电波暗室……这是我国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清单。而这只是我们国家‘卡脖子’技术的一部分。”在日前举办的第七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一份当前我国的“卡脖子”技术清单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集成电路产业目前人才缺口是30万，补齐需要10年时间，在产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个缺口将越来越大。”北京华大九天软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继旺说道。

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短缺不单出现在像集成电路等这样的高科技产业，社会生活服务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迫在眉睫”是京东集团副总裁姜耀东对京东物流人才需求现状的描述。“整个物流行业已由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变成技术密集型产业，很多新兴岗位应运而生。目前这些新兴岗位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迫在眉睫。”姜耀东说。

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发展所带来的人力资源的发展和增长。缺口大、任务急，怎么办？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认为，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主题是“投资于人”。他表示，新时代对劳动者知识能力素质和知识能力复合程度提出了新要求，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体系需要根据人才成长需求来设计，包括课程、学制、场景都应该满足和适应这样的需求变化。

（摘编自唐芊尔《面向未来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如何培养》）

材料三：

经过20多年努力，我国整个技能人才队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通过顶层设计、制度建设、政策供给等方面持续推进，20年前高技能人才队伍只占技能人才队伍的4%；现在能占到20%以上，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总体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目前所谓的差距是从科技发展和企业技术进步的需求来研判的，传统意义上以操作为主的技能人才，现在来看并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更需要复合型技能人才和知识型技能人才。”崔秋立说。

技能提升行动将重点放在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培训，实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职业技能提升工程上。目前，人社部在组织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技工院校改革创新计划等多项具体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2017年以来，人社部先后与湖北、云南、河南、山西等9个省份签署技能人才工作领域部省共建协议，积极推动技能社会建设。

（摘编自敖蓉、梁婧《技能人才“画像”来了，像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