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双减”后，尽管学科类课外班已经有效整改关停，但一些家长将孩子的课外时间外包给培训机构的思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是以体育、美育、科技类等非学科机构取而代之。亲子之间高质量陪伴不足，家长积极承担育儿责任动力不够，这是当前大城市育儿的普通状况。如何让家长摆脱对学校和机构的过度依赖，更用心地参与到儿童成长过程中？

当前家长参与育儿的动力不足，有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考试指挥棒下，重结果、重外在的教育评价体系使家长自认为“专业性不足”而让位于学校或机构。与此同时，为吸引顾客，培训机构又结合升学压力不断制造焦虑，为父母探寻、践行适合自己家庭和孩子情况的教养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外部压力。两相叠加之下，家长常被机构“带节奏”，认为替孩子安排好密密麻麻的课表才是尽心尽责，对“家庭教育应该在孩子成长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问题缺少反思。

一些家长对“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解也较为片面，常将其等同于“一切为了孩子”，全家人围着孩子转，亲子之间缺少共同成长的结合点。“爸爸赚钱，妈妈统筹，孩子上课，爷爷奶奶接递”，成为大城市“鸡娃”的典型家内分工合作模式。家庭更多地作为一个以效率为轴心运转的理性功能单元，而非情感共同体：将全部资源向孩子集中，取代对孩子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以牺牲家长的生活换取孩子的成就，取代适当地放手、为孩子的自主成长“留白”。

此外，大城市工作节奏过快、压力过大、通勤时间过长、休假弹性不足等问题，也在客观上限制了父母参与育儿的时间和精力。而城市中家庭友好的公共空间还不够那么便利可及，也使家长们即使有心和孩子在一起，也常常不知能做些什么。

那么，如何激活家长参与家庭教育的动力？对家长来说，首先要正确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是“人之为人”的根基，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和生命教育：父母通过爱和言传身教，让孩子内心充盈、学会自主，这正是学校和机构不可取代之处。因此，面对当前较大的外部压力，家长要当好外界与孩子之间的“过滤层”和孩子成长的“定位器”，切不可盲目跟风传导压力，而应为孩子过滤掉噪音杂音，理性利用外部资源，发挥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和机构的错位优势，帮助孩子找出最适合自身成长的发力点。

有必要寻找家庭成员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纠正对“一切为了孩子”的片面理解。家长要反思被孩子各类课外班主导的家庭生活组织方式，为孩子适度留白，也为自己适度松绑，用好家庭时间，做每个成员都能感兴趣、有收益的事，如户外锻炼、博物馆看展、朋友小聚等等。如此，亲职履行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的付出，家庭生活成为滋养彼此的源泉。此外，还需加大职场育儿支持，加快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打造更多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构建家庭友好、多方协力的育儿支持体系。

（摘编自施芸卿《“双减”后家庭教育当回归》）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刚一发布，管孩子这件“家事”便成了法律框架下的“国事”，为何家庭教育需要立法？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一向是“国”与“家”不可分开，没有“国”就没有“家”，“国”是罩着、护着“家”的，所谓“家国情怀”，在根底上也强调的是家庭观与国家观的融通。中国的传统教育，很大一部分是家族教育和家庭教育，它构筑了中国教育的基本底色。《家庭教育促进法》首先是重新建立起两者之间的紧密连接，实现双向互动：以国家教育意志来规范、促进和引领家庭教育，让家庭教育配合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家教育。其次，也是为了回归教育功能的本质：教育是属于全社会的事情，不只属于学校教师的事情。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成年人成长遇到的问题更加突出，形式也多种多样。很多问题的产生并非只是家庭因素，对家长来说做好家庭教育是极大的挑战。而且，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有些家长也往往更在乎个人的发展而忽视了孩子的发展，在履职尽责方面做得不够。这也需要法律方面的规制使家长更好地承担家庭教育职责。”孙宏艳说。

“家事不再是一家的小事，而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发展与未来，需要通过立法来给家庭教育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要助力家长，也必须把家事变为国事，这也是国家管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如何履责、国家如何支持、社会怎样协同都做了规定，对各方履责不到位的法律责任也做了明确规定。这样才能使家庭教育得以被各方高度重视。”孙宏艳补充道。

（摘编自杨飒《“家事”亦“国事”，带娃有遵循》）

伐木人

李青松

在那个年代，贮木场相当于林区的“金库”。

林区人吃的喝的用的，全都来自贮木场里的木头。故此，林区的经济又被称为“大木头”经济。

哈拉哈河的上游除了苏呼河，还有大黑沟、小南沟、金江沟水系，在伊尔施都汇集到一起。河面宽阔，河水澎湃，流送的木排首尾相连，蜿蜒数里，盖满河面，甚是壮观。

至今，哈拉哈河流经伊尔施的南北两岸，还有用水泥制作的大墩子遗迹立在那里，这就是木材流送的终点站了。上下两根钢丝绳横穿河面，河中间用若干木头三脚架固定，钢丝绳的两端分别系在水泥墩子上，用锁头锁牢。再沿着两根钢丝绳排列木板，用铆钉固定住，防止被河水冲掉。如此这般，就形成了一道拦截木材的屏障。

木材截住后，就出河，用绞盘机往上拉，每次拉一捆，一捆三五根。拉上岸后还要归楞，抬木工就大显身手了。一一、二二、三三、四四、六六，要根据木头大小及其长短，确定几个人上手来抬。所用的工具有抬杠、扳钩、肩杠、把门子、压角子、小刨钩、油丝绳等。

一一就是两人一组，用一副掐钩、一副肩杠；二二就是四人一组，用两副掐钩、两副肩杠；三三就是六人一组，两副掐钩、一副把门子、三副肩杠；四四呢，就是太长太粗太重的木材要八个人一组，前面一副把门子，后而一副把门子，中间两副掐钩、四副肩杠。六六呢，就不说了吧——反正那是更大更粗更长的木头，要十二个人上肩了。

如果是直接装火车的话，在地面与火车厢之间还要搭跳板，有两节跳，有三节跳。抬木头时，动作要协调统一，步调一致，否则就会出差错，甚至发生危险。于是，喊号文化就在贮木场、就在抬木头的行进中产生了。领头人（杠子头）喊号，其他人接号。以号为令，便于抬木头行走时迈步整齐，使所抬的木头悠起来，从而平分压力，运走木头。在号子的节奏中，同时弯腰、挂钩、起肩、运行、上跳、置木。

每首号子的领号声调特别重要。号声的大小、高低、粗细、强弱都决定着其他抬木人的劲头、步伐步态，甚至运送距离和时间的掌握，都是靠号子控制。抬木是一种齐心协力的劳动形式，号子的作用就是用韵律来调节人的步伐，使大家“走在号子上”。

抬木号子是一种调律、多种内容的艺术。也就是说韵律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内容的变化，要看领号人触景生情，临场即时作词的能力和水平。

领号：弯腰挂呀！

接号：嘿吆！嘿吆！

领号：撑腰起呀！

接号：嘿吆！嘿吆！

领号：齐步走啊！

接号：嘿吆！嘿吆！

领号：脚下留神呀！

接号：嘿吆！嘿吆！

领号：上大岭呀！

接号：嘿吆！嘿吆！

领号：加油上啊！

接号：嘿吆！嘿吆！

人在重压下发声，这是一种生理需要，也是一种重体力劳动过程中寻求快乐的精神需要。

有数据记载，阿尔山林务分局新中国成立初期流送木材产量是——一九五0年，两万八千一百三十立方米；一九五一年，两千九百立方米；一九五二年，三万零八百一十立方米；一九五三年，三千一百立方米。

一九五四年，林区头一条森铁修通了，森林小火车取代了水运流送。之后，哈拉哈河上的木材流送场面，便渐渐淡出林区人的视野。不过，那些老一辈伐木人，总要在傍晚黄昏时分，来河边走走。他们望着空荡荡的哈拉哈河河口，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怅然的感觉。

喧嚣远去，哈拉哈河静静地流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然而，晚霞中，两岸的水泥墩子遗迹，以及几节锈迹斑斑的钢丝绳，还是那么真实地倒映在水里，若隐若现。

倒影是图景的回声，回声则是声音的图景。

“在森林里，最可靠的东西只有斧子和锯。”这是早年间，阿尔山林区流传的一句话。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砍伐之后，斧子和锯也靠不住了。光荣消歇。哈拉哈河沉默不语。也许，沉默也是一种忧伤。

若干年前，阿尔山林区就告别了伐木时代，进入了全面禁伐时期。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物，斧子入库了，锯子入库了。伐木人变成了种树人和护林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