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冬奥会注定要被载入史册。如果说开幕当天恰逢中国传统的立春是巧合，那么用中国特有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开幕式倒计时则是神来之笔。

二十四节气，始于立春，终于大寒，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与独创的结晶。先民们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一岁中时令、气候、物候的变化，总结变化规律，有序组织农事生产，合理安排日常生活。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已经先后确定“二至”（日影最长的冬至、日影最短的夏至）、“二分”（春分、秋分），初步形成四季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细化出“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确定了二十四节气主干“四时八节”。至秦汉时期，《淮南子》已完整记载二十四节气，其名称与顺序沿用至今。

我国当前通用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其中阳历（也叫太阳历）依据的是太阳运行规律，能够直观反映四季变化；阴历（也叫太阴历）则是根据月相的变化周期制定，反映的是月亮的阴晴圆缺。阳历与阴历配合使用就是阴阳合历。二十四节气便是阳历算法，反映的是四季变化。二十四节气的命名与排序大有学问：一方面，节气命名反映季节、气温、降水甚至物候等变化，是人们生产生活的行动指南。比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反映四季的不同阶段；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反映气温之变；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反映降水量的多少；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则反映动植物等随节候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节气命名反映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的辩证思想，是中国哲学的生动实践。比如，“二至”中的“至”意为极，反映的是太阳直射点运行至回归线，正午太阳高度和白昼时间达到极值开始转折的自然现象，实质上正是物极必反辩证思想的体现；而“二分”是昼夜平分线，之后昼短夜长变为昼长夜短，或昼长夜短变为昼短夜长，反映的是阴阳交替。

在我国北方很多地方，至今流传着“冬至到，吃水饺”“不吃饺子冻耳朵”的说法；春分日，不少人沿袭“春分到，蛋儿俏”的习俗，挑战“竖鸡蛋”的游戏；清明节，扫墓祭祖与踏青郊游是传承至今的两大礼俗主题。节气与节日、民俗等共存，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冬至等节气已经有了节日的内涵，承载着不同地域的习俗信仰、饮食风尚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苗族赶秋、壮族霜降节等已经成为重要节日。

节气与节日的碰撞，不仅丰富了节气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有利于二十四节气的传播传承、深入人心，这为二十四节气彰显时代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2018年，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正式设立，时间定在每年的秋分日。中国农民丰收节设立在秋分日，突出了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的属性，丰富了秋分日的文化内涵，同时展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的传统。

（摘编自刘宁《每个节气日都是一堂自然和文化课》）

材料二：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常识，也是世界汉字文化圈中的背景知识。历史上，二十四节气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华文明的早期，先民生产能力增长和人口繁衍，促进了天文气象、农业科技的进步。他们努力探索周围天气和环境变化的原因，用朴素的自然观解释世界，在观察天象、探知节气、形成诊语、识别自然等方面都有初步的发展。

与二十四节气关系最紧密的，首推天文学。古代中国人很重视对天文气象的观测，在对天观测中自然就有了对气象的观测。山西襄汾陶寺古观象台存在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遗存的古观象台。其夯土柱是用来构建观测缝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观日出、定节气，可能还有观测其他天体现象的功能。这说明，先民利用两根土柱之间的缝隙观察太阳变化，从而推测季节变化和节气。这在当时属于“高科技”内容，因为这样的观测需要考虑周围环境、空气能见度、经年的位置变化、节气记录可靠性与对比等，这需要天文、气象、地理、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将反过来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

节气本质上反映一种客观规律，《淮南子》中出现了中国最全、最完整的二十四节气记载和名称，记载了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物候变化。二十四节气产生以后，逐渐形成了严密的知识体系，在中国古代对于社会多方面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十四个节气对于后世历书制作影响很大，它是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核心理论之一，逐渐成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髓。比如，西汉的《太初历》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汉族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其中编入了二十四节气，对指导农业及畜牧业生产与生活带来极大方便。

节气对农业的影响更大，比如，对冬至时刻的细致推算，有利于安排来年的农业生产，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的冬至具体时刻有所差异。例如，南宋朝廷南迁后，冬至的日影长度就与中原地区有区别。南宋《数书九章》中也有天文历法方面的问题，涉及二十四节气的推算，比如“欲求中间嘉泰甲子岁气骨、岁余、斗分各得几何？”其中的“气骨”就是指冬至时刻。

（摘编自陈正洪《二十四节气中的科技与文化遗产》）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黏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征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征对曰：“陛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

（节选自《贞观政要·求谏》）

望蓟门

祖咏

燕台一望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①。

少小虽非投笔吏^②，论功还欲请长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