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在这场战争中，魏巍、巴金等著名作家都到了前线，创作出《谁是最可爱的人》《上甘岭》《团圆》等真实反映这场战争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所承载和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和抚慰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也极大地调动并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70年来，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也时时牵动着后辈作家们的目光，新的作品不断涌现。

简要梳理，不难发现，随着历史语境和文学潮流的更新、嬗变，不同阶段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创作在观念、主题、文体、形式、内容等方面亦表呈出不同的面貌，但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始终不曾中断；不同年代的作家对这场战争的接续书写，最终汇聚成刻录英雄壮举、鼓荡时代精神的文学强音。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初期，继承了解放前的革命文艺传统，它首先是一场主题性、组织化的文学创作运动。在物质匮乏、保障艰难的情势下，经由组织化的生产传播机制，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创作弘扬了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一般而言，小说创作往往需要与事件拉开一定时间距离，需要通过想象、虚构的文学形象来表达。因此，这一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形成较大落差。一方面，创作热情高涨，小说数量大；另一方面，小说的艺术质量却并未达到理想的水准。有的小说中，英雄人物形象单薄、性格单一，结构布局不尽合理，精细描写略显不足，存在一定的模式化与概念化问题，这些现象在当时就被批评为“不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生活与人物”。整体而言，组织化、一体化的抗美援朝题材文学创作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文学资源，有效且有力地完成了对于家国主题、崇高意识、爱国精神的叙事和表达。

新时期以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融入战争文学的宏阔主题和视域，受到“人”的文学思潮影响，表现重点也由集体主义的、大写的“人”变为更加人性化的“个人”，创作主体普遍更加关注战争境遇下人物的命运遭际、情感状态和心灵世界。有的小说采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父辈的故事，通过“父”与“子”的对话，将战争与人的命运关系引向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对人的命运给予更深层次的观照。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一批怀揣使命与责任的军旅作家基于对更多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资料的掌握和对志愿军老兵的采访，重新燃起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激情。从传统的报告文学到新崛起的非虚构写作，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创作，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渐趋活跃。王树增在1999年创作出版了长篇非虚构文学《远东：朝鲜战争》，渴望通过对个体生命的细腻书写，找到他们在极端条件下创造这场无与伦比的战争奇迹的秘密，进而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志与心灵史。王筠在2011年、2019年分别推出了长篇小说《长津湖》与《交响乐》。《长津湖》聚焦于抗美援朝战史上最为惨烈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交响乐》则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全过程。志愿军是如何在超出人类极限的极端恶劣环境中创造奇迹的？这一问题成为这类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叙事作品的主线，笔者将其称为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再主题化”。王筠在塑造人物时总是让他们贴着读者走，读者仿佛零距离接近人物、零距离贴近战争，感受战争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和改变。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因而表现出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作为一场战争，它已远去；作为文学题材，它历久弥新。从规定主题的集团化冲锋，到“背景化”写作，再到“再主题化”叙事，70年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因应着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表达了深沉而厚重的民族情感，抒写了高蹈且深邃的战争史诗，鼓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

（摘编自《解放军报》2020.10.28《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创作：鼓荡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

材料二：

近日，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长津湖战役为背景的电影《长津湖》引发观影热潮。影院里，观众的反应更是令人动容。有观众在影片结束后肃然起立敬礼，向影片中的英雄先辈们致敬；有观众看完长达十几分钟的字幕后仍然久久不愿离去。新中国电影史上，已经有了《英雄儿女》《上甘岭》等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而这一次，《长津湖》再次以史诗巨制的规模对准长津湖战役。看过《长津湖》的观众反馈，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下足了功夫，使这部战争片看起来有血有肉。对此，陈凯歌说：“战争电影倘若不能塑造出让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在不知道为何而战、与谁作战的情况下，创作者和观众都是没有情感寄托的。如果没有鲜活的人物，战争场面拍得再多，观众可能都不太在意。只有当观众觉得电影中的人物值得追随，战争电影才有了意义。”

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影片创造了以伍千里、伍万里为代表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这个基础上，再放进宏大背景和历史人物，如抗美援朝第一个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冰雕连英雄群像等，最终构成了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的虚实结合。

“我们在创作中达成一致的认识，这是一部现代电影，我们不是复述战争，而是通过人物去讲战争、讲历史、讲精神，电影要跟着人物走，这是现代电影的创作方法。”总监制黄建新表示，“每个人物在电影中都是有作用的，都是整个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电影里既有雷公、梅生、伍千里这样的老兵，也有伍万里这样的新兵。我跟饰演伍万里的易烊千玺说，你是一个具有成长变化性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底色就是质朴、倔强和野性，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上战场才有可能去打仗，才能表现其英勇。”

（摘编自《人民日报》2021.10.11《<长津湖>是这样炼成的》）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使官员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玄龄等由是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令诸衣冠以为耻。”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选自《贞观政要》，有改动）

《红楼梦》是中国古今第一奇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鲁迅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把人不当人，尤其把女人不当人。《三国演义》是男人的世界，女人是附属品；《西游记》中女子无非是些点缀；而《水浒传》中女人或淫荡如潘金莲或粗暴如母夜叉孙二娘。唯有《红楼梦》让我们真正看到女人的精彩，领略什么叫作“水做的骨肉”。豪迈如史湘云，（①）；稳重如薛宝钗，（②）；敏感如林黛玉，（③）；而薄命如香菱，跟着黛玉学诗，竟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令人悲欣交织；即使风趣诙谐如王熙凤，她的精明强干、处变不惊、势利狠毒都值得欣赏，甚至令人喜欢。《红楼梦》与其他的作品相比绝对是__________的。这部不朽的文学巨作，曹雪芹__________，“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完成了前80回。我们在拜读时要认真研究，多方探讨，还要多读读红学家的言论，多看看其中对诗词歌赋的解读，多想一想才能明白其中的主旨，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抛弃，__________是要不得的。

“刷屏”时代，“读书”何为？一方面，阅读的重要目的在于求知。阅读形式的进阶，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丰富了知识内容的打开方式。在阅读体验上，“听书”“快读”等方便快捷的选择，让随时随地随心获取知识成为可能；融合多重形态的视听内容，更让阅读由平面式的“纸上得来”升级为立体式的“尽观天下事”。在信息储备上，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突破了有限内容与无限信息之间的界线。另一方面，阅读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启发思考。

求知的方式各异，但无论是看画面、听声音还是浏览文字，摄取知识和信息之后，在化零为整、沉潜往复中使之沉淀为思考和智慧都是必不可少的过程。文字留白处的掩卷长思、声画落幕后的意味深长，都在一次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充盈着读者的精神家园。以思考的力量在信息浪潮中保持专注与笃定，在笔墨世界中涵养情怀与气质。这种魅力，正是走马观花的快餐式阅读、蜂拥而至的流量化内容所不能给予读者的独特馈赠。书本虽小，但就像一个时空容器，“黄鸟于飞，集于灌木”的美丽意象、“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宏大场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深沉思考……古今中外都可尽收其中。人们翻开书籍，就如同打开了一个辽阔的精神世界。

当今时代，有个人之争，有企业之争，有大国之争。面对充满竞争的时代，有人“内卷”，有人“躺平”，有人……

《老子》云：“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赞美水“不争”的美德。但也有人认为，我们中学生正逢青春年少，应该要“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