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叙事，多收入历史人物文辞，成为一大特点。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有“《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条，其论曰：“晋张辅论《史》《汉》优劣，谓司马迁叙三千年事惟五十馀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馀万言，以此分两人之高灭。然有不可以是为定评者，盖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自《史记》《汉书》先后问世，探讨“史汉优劣”、比较“史汉高下”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久论不衰的问题，论者或甲班乙马，扬马抑班，或在详细分析《史》《汉》叙事特点后提出不得以繁简定史之优劣的观点。赵翼此论进一步从载文的角度驳斥张辅之论，他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认为那些《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又指出《汉书》于汉武帝以后诸传也“多载有用章疏”，由此得出结论：“总计《汉书》所载文字皆有用之文。”

《汉书》载文入史，有其遵循的准则，而赵翼颇能体会并揭示出撰述者的匠心。以关于贾谊、东方朔文辞的载录为例。太史公在为《秦始皇本纪》所作的史论中，大篇幅地引用贾谊《过秦论》，用以说明强秦兴亡之势。《汉书》则将《史记·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的史论杂糅，置于《陈胜项籍传》的“赞”中，这都是借他人之论来表达己论的做法。《史》《汉》又皆有贾谊传，述其生平，载其辞赋。不过，从二书为贾谊本传所作的史论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旨在抒发对屈原、贾谊“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品行的仰追；而班固在总结贾谊政治思想得失之后，明确告知读者该篇载文的体例：“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汉书·东方朔传》也大量地运用了载文方法，在该篇“赞”中，作者写道：“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这是向读者说明，该传详细载录东方朔言辞，是由于世人多以奇异之论妄附于东方朔，故作者要通过详细地载文辨明“传所不记，皆非其实”（颜师古注）。可见，在《汉书》作者看来，处置得当的载文有益于实现史书叙事的实录旨趣。而从《贾谊传》《东方朔传》可以看出，《汉书》作者已经自觉地意识到文辞在叙述历史人物传记时的功用，并有意识地运用这项叙事方法。

《汉书》载文，使史事丰赡而不失典实之风。一向自负于文笔的范晔在评价《汉书》叙事时也称其：“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壹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后汉书·班彪列传下》）《汉书》所载之文，不仅有诏令、奏疏、对策、辞赋、书信，还有反映民情民意的谣谚，后者颇能“以特殊方式反映民众的喜怒哀乐”（陈其泰《谣谚入史：班固＜汉书＞的功力》）。质言之，通过选载“有用之文”而增添史书叙事的丰富性，是《汉书》熟练运用的叙事方法，它反映出撰述者开阔的历史眼光，即通过选载“有用之文”展现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历史内容。这是《汉书》构筑起秩序之美和结构之美的重要方面。

（摘自朱露川《谈谈史书叙事中的载文——从“＜汉书＞多载有用之文”说起》）

那些消逝的歌

王开岭

“很多歌消失了。有些歌只有极少人唱，别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

这是汪曾祺《徙》的开头。接下来，他提到了一首家乡校歌，很感人。当时我就想，后人再写不出这样的歌了。

“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

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芬芳馥郁，

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乘风破浪，

他日毋忘化雨功！”

这是首了不起的歌，区区几十字，竞把学校地理、风物美景、男女平等的新潮、传统师道、成长励志和抒情——全收进去了。用今话说，即是爱本校、爱故里、爱国家、爱传统、爱时代……远近虚实，一首校歌应有的精神之义，尽在其中。

这是真正的校歌——本土本校之歌，我甚至想，一个外国人若懂汉语，单凭此歌在中国找到这家小学是可能的，汪先生说：“学校东边紧挨一个寺，叫承天寺。‘神山爽气’是该县‘八景’之一……‘爽气’是什么样的气，小学生不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很美。”

不懂词没什么，重要的是唱，唱它时的那股劲——那股昂首挺胸、热血沸腾的劲，那种亢奋和鲜美的精神状态。我想，那个叫汪曾祺的孩子在大幅度张合嘴巴时，或许常抬望天边的云，想象在很远很远之外、很久很久之后，自己和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一首天天住在嘴边、响在耳畔的歌，终究是一粒种子，会在幼小的心里长出什么来的。就像江苏高邮的县立第五小学，孵出了汪曾祺。

邂逅汪曾祺的歌后，我即有个心愿，能否再遇几首老的小学校歌？从而让汪先生“玻璃般的童音”不那么孤单，我想给它配上几位“发小”。

不久前，去江苏海门，此地是鼎鼎大名的张謇故里。

张謇，何许人也？晚清立宪运动的骨干；民国政府的实业总长及农商总长；农工商俱全的大生资本集团之老板；大量慈善公益机构和数百家学校的捐资人……

1901年，张謇组建了中国首家股份制管理、资本化经营的大农业拓荒集团——“通海星牧公司”。眷念佣工子弟的成长，张謇不惜重金，于荒滩上创办“垦牧乡高等小学”。我读到了该校校歌——

“噫艰哉恳牧乡，

苇蒿螺蛤今粢梁……

崛兴兮千辛而万苦，

相劝兮日就而月将。

耕田读书兮百世良，

海有旭兮校有光。”

这首词既有沧海桑田的今昔对照，又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劝学励志；既激越明亮，又不失忧患和督导。可谓贫贱之上的高贵，荒野之上的雅风。

“狼之山，青迢迢，江淮之水朝宗遥。

风云开张师范校，兴我国民此其兆。

民智兮国牢，民智兮国牢，

校有誉兮千龄始朝。”

这首在南通传唱了百年的歌，隶属于我国第一所民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作者即张謇。和前面的歌相比，除“少年中国”的使命感，它更强调“师范”与启智的关系，百年来的南通教育，直接受益于这栋孕育师资的母体。王国维曾在此授国文，陈师曾、欧阳予倩曾来此教绘画和曲艺。杨乐、李大潜、巢纪平等数十名院士，赵无极、袁运甫、袁运生等艺术家……便是在这歌声的薰风中成长起来的。

“教育为母，实业为父”，乃张謇一生的精神向导。

他不仅重视基础教育，还倡导职业技术培训，先后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凇商船学校，此外，还设女子学校、幼稚园、盲哑学校。其实，张謇还有着更大的乌托邦梦想，即把南通建成一个理想社会的试验区，用其自己的话说：“新新世界的雏形”。这么大的开支从哪儿来呢？自然是实业，1922年，张謇70岁时，大生集团有四个纺织厂，资产达900万两白银，同时还拥有近20家盐垦公司，这些都充当了他那些伟大构想、高尚事业的提款机和孵化器。

我忍不住感慨：“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要么忙于低头走路。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行动力太弱……而张謇不，他知道怎么赚钱，知道为什么赚钱，知道怎样把钱花得精彩……他是文人的榜样，是商人的榜样，更是理想主义者的榜样！”

那晚，当地朋友陪我乘船夜游南通城，一路桨声，导游不断指指点点，每过一个桥孔，每逢一处旧式建筑，她都会轻轻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不错，这座城市，是一个人的作品。

深夜，回到下榻的宾馆，打开新闻频道，看时代的今天又上演了什么，不出所料，依然是诡异的股市、疯长的，房价、城市拆迁和钉子户、和高考有关的争吵……

关掉电视，当世界的喧哗变回一面安静的黑屏，我突然特别怀念那个人，张謇。

有些人不该在光阴中消逝，有些歌不该在空气里失踪。

打开窗，海风特有的清凉袭来，楼下是万家灯火，是被张謇叫作“新新世界的雏形”的后来。

离开海门前，当地报纸采访：对海门有什么建议？

我笑笑说，希望海门的每栋中小学，都有一支自己的校歌，好一点的校歌。那种在风雨操场上天天唱的校歌，那种当成精神功课、晨钟暮鼓的校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