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学术基础是考古学，中国现代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承担这样的任务并取得目前的成就，缘于其研究扎根于中国广袤的土地，揭示了创造中华文明起源的先民们与这片土地真实的互动。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这片土地的地理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文明的起源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大型河流为农业的稳定提供基础，二是生活环境周边有天然屏障为文明的存续提供保障。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依托两河流域，在伊朗高原、安那托利亚高原和波斯湾的包围下发展起来；古埃及依托尼罗河三角洲，在沙漠、地中海和红海的包围下发展起来；古印度依托印度河流域，在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洋的包围下发展起来。而古代中国的文明尺度，却不是一两条河流的流域和一块拥有天然屏障的地理空间可以概括的。

中华文明诞生的舞台空间广阔，地形多元，以高原以及大海为天然屏障，内部拥有高原、盆地、平原等丰富多样的地形，划分出各具特色的地理单元。中华文明起源依托的河流众多，水系发达，又因为流域地形的多元而拥有丰富的支流水系，塑造出自成一体而又融汇连通的地理空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正是在这若干大河及其支流流经的无数个地理空间内，诞生了“灿若星斗”的早期中华文明:湟水、洮河流域孕育了马家窑文化，渭河、泾河流域孕育了仰韶文化，钱塘江和太湖流域孕育了良渚文化等等。在这片广阔而又独立的空间里，多元的文化沿着相通而汇聚的水系在冲突与交流之中不断融合，逐渐塑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气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的，不只是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水平和分布格局，更是中华文明这一优秀基因的源头所在。

中华文明诞生的这片土地空间广阔而多元，水系丰富而汇通，又因主体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主导的太平洋西岸地区而多水旱之患，所以自古就需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在水利、救灾、交通等公共领域开展广泛的协调合作，才能实现群体的存续和文明的发展，达到“天下太平”之境。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对“统一”和“大同”的追求由此发端。

无论是良渚古城气势恢宏的水坝，还是秦始皇辐射天下的驰道，抑或是隋炀帝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都是中国人数千年不变的文明初心在这片土地上刻下的痕迹。当我们通过考古工作重新认识它们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感叹于祖先为文明发展所做的努力，更可以坚定我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心和信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是文明的过往，其成果却昭示了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进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对此依然重任在肩。

（摘自高逸凡《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意义与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之路》）

材料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华文明既是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原生文明，在形成过程中，也与域外其他文明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

大约5000年前，发源于西亚地区的小麦和家畜黄牛、绵羊等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并继续向中原地区传播，丰富了中原地区农作物和家畜的种类，在黄河流域形成了五谷农业体系和家畜饲养体系。与此同时，来自西亚地区的冶金术经我国西北地区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与此前仰韶和龙山时代已经掌握的高温烧制陶器的技术相结合，诞生了青铜容器铸造技术，为夏商周王朝时期辉煌的青铜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放眼世界其他原生文明，无论是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皆是如此。至于世界各地非原生文明地区，更是由于接受了周围地区业已成熟的文明影响，从而加快了本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甚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例如，日本列岛的史前文化在自身基础上发展缓慢，进入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周代的稻作与粟作农业技术和青铜器经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列岛西部。进入公元一世纪后，日本列岛西部九州地区的一些小国向东汉王朝朝贡，与汉王朝建立了直接联系。由此，中国汉文化传入日本，稻作技术、铜器和铁器的制作技术陆续被其接受，大大促进了日本古代历史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大力吸收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和理念，特别是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令中国考古学焕发生机活力，极大提升了中国考古学分析研究古代遗存并从中提取各种信息的能力。加之中国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历史文化精彩纷呈，地下遗迹遗物极为丰富，我们采用这些技术手段研究出的成果，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应用它们所得到的信息量。这是我们作为文明古国拥有考古沃土的得天独厚之处。比如，关于良渚水坝的建筑年代，学术界曾有争论，通过对水坝建筑材料“草裹泥”中的草茎进行测年，确定了水坝是在约5000年前修建的。

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变化都充分说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保持活力的法宝。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摘自王巍《从中华文明探源看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太祖开宝四年，唐主李煜遣其弟从善来朝，奉方物入贡。帝赐第，留京师。唐主手疏求遣从善归国，优诏不许。时唐主事中国，虽外示畏服，内实修备。及南汉亡，惧甚。因上表乞去国号，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七年，帝遣知制诰李穆谕江南主入朝。门下侍郎陈乔、内史舍人张洎劝其主无入朝。江南主信之，遂称疾固辞，且言：“谨事大朝，冀全济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与否，国主自处之。然朝廷甲兵精锐，物力富雄，恐不易当。宜熟思之，无贻后悔。”江南主不从。帝乃命曹彬等将兵十万以伐之。彬等入辞帝诫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且以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八年二月，曹彬等连破江南兵。十月，江南主危迫，遣学士徐铉求缓师。铉至，言于帝曰：“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帝曰：“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铉不能对。十二月城克，群臣称贺，帝泣曰：“宇县分割，民受其祸，攻城之际，必有横罹锋刃者，实可哀也。”命出米十万赈恤之。九年正月，曹彬俘江南主李煜还汴。帝御明德门，以煜尝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帝责张洎曰：“汝劝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蜡丸书示之。洎谢曰：“书实臣所为。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为太子中允。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谓曰：“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彬曰：“仗天威，遵庙谟，乃能成事，吾何功哉！”二月，拜彬为枢密使。六月，江南州郡皆降。

（选自《宋史纪事本末·平江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