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这种波纹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因之，这种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这就是中国传统结构，我把它叫做“差序格局”。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很好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

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西洋社会结构里，团体格局是一种平等的观念，在同一团体中，各个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是一种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煞个人。中国社会结构里，差序格局是一种有差等的次序，有远近、亲疏的差序。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主义。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在他们，“团体”是生活的前提。可是在一个安居的乡土社会，人们并不显著地需要一个经常的和广被的团体。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对个人的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是个有赏罚的裁判者，是个公正的维持者，是个全能的保护者。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

与此相反，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孔子曾总结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但是孔子却常常提到“仁”字，一方面他一再地要给仁字明白的解释，而另一方面却又屡次对这种道德要素“欲说还止”。每当他积极地想要说明仁字是什么时，他却又退到了“克己复礼为仁”、“恭宽信明慧”这一套私人间的道德要素了。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以私人关系维系的社会形态中，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合，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所以凡是要具体说明时，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

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样不分差序的爱的观念，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这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有时把“忠”字抬出来放在这位置上，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忠君并不是个人与团体的道德要素，而依旧是对君王私人间的关系。团体道德的缺乏，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也得先完成他私人间的道德。

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之，传统的道德里不能另找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论语·宪问》）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论语·宪问》）

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臣窃料之，大王之国不下于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愧之。臣闻越王勾践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斩纣于牧之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振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勾践、武王远矣。今乃于辟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质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使臣献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余谋，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求无危，不可得也。秦挟韩而攻魏，韩劫于秦，不敢不听。秦、韩为一国，魏之亡可立而须也，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计失之。请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效河外。”

（节选自《战国策·魏策一》）

这是延续两百年的苏州虎丘的戏曲大会，大会上所唱的曲子多是以昆曲剧目中的段落为主。根据明代文人的记载，每年中秋那天，苏州城 ① ，人们浩浩荡荡地来到虎丘，外地唱曲家也 ② 。先是万众齐唱，比出优胜者数十人，再唱再比，优胜者渐次减少，最后在一片宁静中一位水平最高的演唱者登场，“声出如丝，穿云裂石，听者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张岱《陶庵梦忆》）清代李渔也记述过这种曲会，说赛曲过程中万众极其投入，声声喝彩把演唱者的情绪烘托得万分高涨：“一赞一回好，一字一声血，几令善歌人，唱杀虎丘月。”（李渔《虎丘千人石上听曲》）在这种曲会中也演戏，但主要是唱曲，可见当时吴地全民对于昆曲剧目的熟悉程度。所谓全民，按张岱的记载包括“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伎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奚僮走空之辈”，他们不仅是昆曲演唱的鉴赏者，而且也是昆曲演唱的投入者。一切没有在虎丘山曲会上亮过相的演员很难在昆曲界取得地位。总之，这种普及到社会每个角落的全民性活动又是当时昆剧艺术的最高评判场所。 ③ 般的全民性痴迷形成了昆曲艺术生存的浓烈氛围，中国戏曲史上没有另一种戏曲唱腔范型具有过如此深广的社会渗透力。

我们常有这样的体会， ① ，长大后也很难忘记，即使长时间不用，但只要一提起，与之相关的记忆便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这种扎根在脑海深处的诗词印象、浸透在血液之中的古文积淀，正是传统文化内化于心的表现，也是“童子功”的厉害之处。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想要练就古诗文的“童子功”，多读多记是必要条件。若是腹内草莽，必然不可能口吐莲花。《诗词大会》舞台上，选手们出口成章的背后，又何尝不是从小的阅读背诵和长年的储存积累。

当然，多读多记不等于死记硬背，理解体会至关重要。在当前古诗文教育中，有些家长只看重孩子背诵的数量和准确度，有些老师“考什么就教什么”，这样的填鸭式灌输 ② ，也让学生们在实际运用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童子功”的底子要从小打下，更要常读常新。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它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就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来说，小时候我们按照表面意思理解，或许只能明白这是苏轼借月亮表达对弟弟的思念之情。但若干年后，当我们一个人身居异乡，又恰逢中秋之夜，当我们抬头仰望圆月， ③ ，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对词义的理解也更深了一层。

心流，在心理学中是指一种人们在专注进行某行为时所表现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将个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心流产生的同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通常在此状态时，人不愿被打扰。你的心流导向哪里，你的专注就到了哪里，你的成就也就会顺流而至。当然是不是有所成就，往往决定于专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