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报告文学，数量不可谓多，但它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明》创刊号的社评曾指出：“《包身工》可称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记录。”这“新的记录”自然不是数字的突破，而是质的新变。《包身工》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它比较充分、完美地体现出报告文学的属性特色。夏衍的报告文学缩短了和小说的距离，他运用了小说、散文乃至戏剧、电影的一些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学的形象性、生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文学是人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是离不开人物的描写和刻画的，塑造典型人物是这类作品的中心课题。报告文学既然是文学家族的一员，它也应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画摆在主体地位。报告文学脱胎于新闻纪实，因而在其兴起的初期，多以报告事件为中心。夏衍的报告文学扩展了人物描写和刻画的范围，而且着意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来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质，使报告文学开始由以事件作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的转变。例如《包身工》，虽然它还带有浓重的新闻纪实色彩，但由于作者着重刻画了芦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这三个典型人物，就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地描写，相当具体、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

夏衍的报告文学是比较讲究艺术结构的，他改变了过去通讯、报导、速写的单纯的结构方式，而使作品的结构富于变化，多姿多彩。如《包身工》巧妙地采用纵横交错的结构方法，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劳动为纵线，收放自如地勾连横向事件，使全篇宛如一条斑斓的彩带缀上一串闪光的珍珠，显得玲珑剔透、严谨精美。在人物刻画和场景的描写上，他善于选择富有特色的典型的生活片段和细节，作特写镜头式的具体描绘，增强了作品的可视性和可感性。比如包身工早晨喝粥的情景就描绘得相当细腻、逼真。对粥的描写，使你立即感到了猪食；女工们用舌头舔着淋漓在碗边外面的粥汁，蹲在路上和门口就食的情景，使你仿佛听到了她们的饥肠辘辘；至于老板娘用锅焦、残粥搅拌清水来给女工充饥的镜头，把包身工猪狗不如的生活揭示得入木三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满腔悲愤！

报告文学，无论是记事的，还是写人的，都是作者在生活中首先有了理性认识或感情冲动，带着自己的观点，感情来写的。任何一个作者都不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对故事和人物作纯客观的叙述，而总是把自己的见解和感情遣上笔端，用以说服、感染读者。夏衍的报告文学，在主客观相结合方面，达到了浑然一体的高境界。他的作品把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多种表现方法熔于一炉，交错运用，并焊接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包身工》是叙事的，它向人们述说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及工厂主的种种罪恶；但在关节处又常常直抒胸臆，将作者自身的深切感受、全部爱憎和着包身工的血泪一起喷出。有时他又以铁一般的事实和精确的数据，对这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作出直接的评价和深刻的分析。笔法飞灵，情真意切，使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说服力。

（摘编自张宝华《夏衍报告文学漫议》）

走访鲁迅先生的家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的家。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建元六年，拜番阳令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使司马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是亲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节选自《史记》有删改）

踏莎行

谢明远

楚树芊绵，江云芜漫。晓风吹堕梅千片。惊禽飞去响春空，平沙月落光零乱。

人意伤离，物华惊换。武夷此去如天远。临分为我少留连，柳条独在江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