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②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③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如果我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①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来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

④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在这一点上，礼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的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可以自己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已。

⑤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⑥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这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怎样有效，环境一旦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⑦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注：①“礼”的繁体字为“禮”。

①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②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④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从字出发，走向纸与书的密林

鲍尔吉·原野

①瑞安的名字好。遇到好地名，喜欢在口中多念几遍，读出声来——瑞安、瑞安，仿佛这样可以吃透这个名字。如同见到好瓷罐，想趋前敲上几下，俯耳闻听其音才释然。瑞安不光地名好，江名也好——飞云江。我私下想，有好地名的地方，大多有“宝”。

②“宝”是你没有，但人家有的东西，是顺着历史一直能捋到文明源头的物件，比高楼大厦贵重得多。瑞安有啥？第一样东西叫木活字。汉字最早刻在龟甲兽骨上，凿于石岩表面。到了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从此诞生。书是随印刷术而问世，字是书的核心。在古代，它叫活字，是体现典籍内容的独立信息码。这种发明，类似于神明为一个民族加冕，没有字的族群难见天日，而没有书的民族谈不上教化昌明。在瑞安的东元村，我们走进了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中国活字印刷展示馆”，见到了生机勃勃的木活字。我们的目光从智能手机上的字，到纸书激光照排的字，再到旧报纸铅字的字，最终在这个屋子里找到了字的源头。在瑞安，至今还有近百人从事木活字印刷这一古老的职业。这些棠梨木刻就的木活字让人喜欢，觉得它们比印在纸上的字迹更有生命力。咱们所说的“宋体字”悉在于此，在它们有技有角的横竖撇捺之中，字上的每一处直线与曲线都由刀法诞生。光是这些字，就是难得的艺术品。看活字看不懂内容，它们是反的，但更显神秘。当下的人回不到宋朝，可是目睹这些活字，灵光一闪，人在瞬间与古代接通了。在这些字面前，我想起站在西安博物馆土坑里的秦兵俑，它们是泥做的武士；而活字如文士，是面目清晰的木文俑，摆在红金丝绒衬底的玻璃柜里。

③瑞安另一个让人惊异的“宝”是造纸术。此地的造纸采用古法造纸，而非污染环境的小造纸厂。在瑞安，见到了木活字之后又见到古法造纸就不奇怪了。古人讲“敬惜字纸”，实为敬畏智慧，而造字与造纸都是智慧的产物。我们在茂林修竹与潺源流水的清雅环境中见到造纸的全过程，地点在芳庄乡的东元村。进这个村子，须按《桃花源记》所说的“缘溪行”，清澈的溪水一路欢唱流到山下，循着水的歌唱爬到山顶，沿途就看见了古法造纸的作坊。古法造纸，离不开水碓。每座水碓五米见方，石板砌就。工匠利用水的落差，以湍急的水力推动木碓上启下砸。把腌好的水竹捣碎，取其竹绒造纸。这一片作坊保留了明代的传统工艺，人称“六连碓”。六座水碓分布在三十二溪上，依山而建，借水做工，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④造纸由东汉蔡伦发明，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古籍说明，温州纸业源远流长。不止瑞安一地，瓯海泽雅的纸业名声更盛，表明温州在古时已形成造纸集群。明代姜准在《歧海琐谈》中写道：温州在唐代就生产蠲纸，设造纸局，将蠲纸作为贡品进献朝廷。至明宣德五年，因制作蠲纸导致溪水混浊，撤造纸局，停止蠲纸生产与朝贡，民间开始生产屏纸。屏纸之屏，实为闽北南平之谓也。温州的文明更多来自南边的福建，而非中原，如活字印刷与造纸术。许多温州人祖籍闵北，再往上追则来自中原。在朝廷更迭与战乱中，中原士子携带文化南下福建，把文化保留在闵地。其中一些人转徙偏隅海边的温州，又把文化藏在了温州的深山之中。造纸与印刷术，是古文化遗存在这里的活化石。

⑤古法造纸不容易，共有竹、料、刷、浆、纸五个步骤，十七道工序和一百零九个环节。上天对人类发现发明字纸、烛火、笔墨总是设置重重障碍，人类正是翻越这些障碍而迎接到文明之光的来临。人拿着薄薄一张纸，谓之轻，又称“人情薄如纸”。然而纸乃厚重之物，是可以印上字的载体，凡能记载教化的事物均重过金石。

⑥瑞安第三处让人赞赏的是心兰书社，这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建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比同为公共图书馆的上海“强学书藏”早23年，比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早26年。瑞安偏隅东南，然而文明潮流却进入的很早。在国家的文化史上，公共图书馆是衡量民智开启的标志。心兰书社距今已有140多年，这座图书馆的建筑风格仿西洋会馆，坐北朝南，进深三间，占地280平方米。进去参观，见其藏书中西合璧，除国学书籍外，还藏有《天演论》等西方名著以及当年鼓吹革命的《苏报》和《时务报》等书刊。心兰书社的创始人为许启畴、陈虬等开明士绅，他们联系20多位同道出资购书，并将集资款中的一部分购置田产，以田息补充日常运营开支。根据《时务报》的统计，在县级行政区内，瑞安当年读报的人最多，培养了新一代睁眼看世界的瑞安人。民国前后，一大批瑞安人飘洋过海，负笈求学，与心兰书社的风气传播大有关系。心兰书社面向公众开放，免费借阅，贫寒学子在这里可以读到书，同时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如中医师何迪启、陈葆善等。

⑦瑞安的木活字、造纸术和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犹如一股清流，为中华文脉的森林里留下一抹苍翠。

（有删改）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后遭母忧，弃官行丧。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拜尚书。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公卿议遣讨之，又诏下州郡，一切皆得举孝廉、茂才。蕃上疏曰：“昔高祖创业，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非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敕三府^①，隐核牧守令长，其有在政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以此忤左右，故出为豫章太守。后迁大鸿胪。会白马令李云抗疏谏，桓帝怒，当伏重诛，上书救云，坐免归田里。永康元年，帝崩。窦太后临朝，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蕃以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奈何委荼蓼^②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灵帝即位，窦太后复优诏蕃，封蕃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帝乳母赵娆，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构，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蕃常疾之志诛中官会窦武亦有谋蕃因与窦武谋之及事泄，曹节等矫诏诛武等。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王甫时出，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节选自《后汉书·陈蕃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