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作为某种与“真”“善”不同的价值，是古人早就体会到了的。但审美价值有两个层次，需要做些分辨。其较浅显的层次，是审美对象能产生一种别于实用的特殊效果，如诗文的辞藻和声律之美，虽无当于实用，却自为一种价值；其较深的层次，是审美作为人类意识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与知识的方式取径不同而归极不二。从历史上看，审美价值的前一个层次，是容易被人们感知，故而更早为人们所论述了的。汉魏六朝时代，诗赋大兴，文集从经子史书中独立出来，“文笔”说、“声律”说流行，都说明时人已经把审美效果作为独立的价值来追求。

然而，仅此还无以回答保守者的责问：毕竟这有什么用处？于是，有人把“立身”与“作文”判为二途，说“作文”华艳放荡并不妨碍其“立身”的朴实端严。这也不过消极地讲声律翰藻的追求无伤大雅，却不能积极地为审美价值做出令人信服的辩护。而且，仅就翰藻纷披、宫徵靡曼论审美，是不能把“美”论述为与“真”“善”同等之价值的，它至多是一种无伤于“真”和“善”的良性赘瘤，存之即便无碍，去了倒也干净。所以，声律翰藻的追求固是审美意识觉醒的表现，但若停留于这一层次，那么马上就会有人把这良性赘瘤当作恶性肿瘤来攻击的。要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为审美价值确立其合理地位，还有待于审美观念的进展。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六朝文论中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声律辞藻越来越被认为是诗文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声律过于复杂、辞藻过于繁富，却也一般要被反对。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所谓“文质彬彬”之说，即要求声辞方面的一定程度的讲究能与内容相适配。然而，在“文质”论的一般形态中，“文”与“质”其实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文”的价值在审美方面，“质”的价值却在政治、道德诸方面，两者的适配虽非不可能，但颇有“牛体马用”的味道。与此相应的是，在对于诗文风格的品评上，南朝人经常赞赏的风格是“清”，到唐代犹是如此。所谓“清”，其实是对声律辞藻的运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讲究声律辞藻，又不能让它障蔽意义（“所诠”）。然而即便如此，声辞在这里依然是第二位的，文之大义另有所在，此与把声锌认作诗文根本属性的观念仍相矛盾。

时至宋代，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关注重心从“能诠”全面地转向“所诠”，诗文“写什么”远比“怎么写”显得重要，故文学批评中屡屡出现表示文义的“理趣”一词，使用者大都强调它高于字面功夫的意义。这固然使一部分内容“当乎义理”却缺乏审美特征的作品获得了过高的评价，但也带来审美观念的深入。从苏轼的“反常合道”之“奇趣”到陈师道作诗“不犯正位”，都已超越声律辞藻等字面效果，而在诗文的意义层次探求作品的审美价值。我们之所以重视“反常合道”一语，就在它实际上有见于审美价值的第二个层次，即某种特殊的观照、把握世界之方式。而所谓“诗以奇趣为宗”，就是说，对世界的审美把握是诗的精神、诗的主旨。如此，则声律辞藻等字面审美效果的追求，也就不再与内容相异趣。所以，我们认为“理趣”说的形成，是中国传统审美观念获得了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

（摘编自朱刚《“理趣”说探源》）

材料二：

所谓宋诗的“议论化”，是指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即它以议论的概括方式进行诗歌创作；而“理趣化”则是指诗歌内容方面的哲理和奇趣，它以表现人生哲见和生活理趣的内涵为指归。不过，宋诗这种议论化，散文化的新诗风，究竟是功是过？却历来评价不一。南宋最早批评宋诗者是“贵含蓄”的张戒，他首先指责“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诗人之意扫地矣”，他说苏、黄及其后人“不知咏物之工、言志之为本也。”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宋诗的议论化和“尚理”呢？

艺术创作就是要为审美内涵提供相应的形式外观和载体，凡是一切能够体现人类心灵中美好、珍贵东西的艺术形式或载体，都是艺术本质的需求。而人的审美精神由于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它也会逐步随之变化而发展，这就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维性。宋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议论化的词句方式恰当地表达了宋人心灵中“尚理”的审美内蕴，不仅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本质的，而且还是一个独特性的创造和开拓，是对盛唐成就的一种超越。这样说来，张戒诸公，其论点的片面性和偏颇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再进一步看，诗歌可以以性情为其本质特征，但并不排斥理性观念，因为人的精神世界是个有机的整体，情性与理性虽然分属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却又存在着一定的沟通，当诗歌进行深刻的理念活动进程时，它可对审美情感发生必要的引导和哲念的升华，从而促进审美情感活动的有利发展和内涵的丰富。虽然，理念并不能完全脱离开审美情感而孤立存在，还要“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即理念必须由审美情感来加以浸透，否则就容易使诗歌堕入肤浅粗疏的泥沼。所以，苏轼在他进行其“以议论为诗”时，提出了“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命题，即把“理”与“趣”结合起来，使“趣”与“奇”相追逐。所以盛唐的“情景交融”，与宋诗的“情理交融”，应该说二者都有其独特性的创造，都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因此，张戒把“情”与“理”对立起来，企图用盛唐的“性情”这一块印章盖满诗史中的全部作品，不仅是徒劳的，而这本身就走进了取消艺术独创性的死胡同。

（摘编自朱靖华《略说宋诗议论化理趣化》）

文本一：

砸缸的人

申平

哐啷！一声响亮，那口大缸便被砸破了。缸里流出来的，不仅是水，还有千古流传的故事。砸缸少年一举成名。

多少年以后，那位少年已进入老年。在当年被称为西京的洛阳城里，在一处简陋的宅院前，他，又站在了一口缸前。

这是一口被金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大缸，是他的老管家背着他，同意人家安放在这里的。安放者什么也没说，只留下一张“门状（名片）”就走了。“门状”上的字也很简单：翰林学士王拱辰。

王拱辰，他当然知道。这人在仁宗皇帝时代和自己先后中进士，并因在殿试时勇敢说出考试题目他以前曾经做过，被赐“诚信状元”称号。后来曾出使契丹，以学识阻止战争。在神宗皇帝时代，他也和自己一样，因反对变法，受到王安石的排挤。

上午，王拱辰登门拜访，老管家也曾通报。那时候，他在地下室里正文思泉涌。听到王拱辰的名字，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拒见了。一是他的确没工夫，二是他早就知道，现在的王拱辰已经不是过去的王拱辰了。听说他在洛阳最繁华的地段，一直在修建一座豪宅，光中堂就有三层楼高，巍峨壮丽。不怪人说“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现在，司马光绕着那口大缸，驴拉磨一样转了几圈，又伸手去撕被金纸包得紧紧的缸口。但是那金纸很厚，还在缸沿儿上箍了一道铜丝，把金纸绷得鼓面一样紧，人手根本抓不住。推一推，重如泰山，敲一敲，闷闷地没有声响。

这缸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你去，给我找一块石头来！或者，是一把锤子。他转头对老管家下达了命令。

但是老管家却没有动，他嗫喏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说：君实秀才，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来口风水缸，你要砸……不好吧？

不好？有什么不好？他鼓起眼睛问老管家。

这个是聚财的，老管家说，你看咱家，也太穷了吧。夫人有病，都没钱抓药了。

人穷不能志短、乱收东西，非君子之德也！再说，我也得知道这缸里装的是啥呀！

人家说了，十日后方可打开，否则就不灵验了。

以下几天，司马光的生活完全被门外那口大缸打乱了。以前他总是一更睡，五更起，直接到他那间地下室里去编修《资治通鉴》，可以说是心无旁骛。但是现在，那口缸却不断在他眼前是来晃去。送缸人的用意，缸的内容，都开始让他分心。

而且，自从这口缸安放到他家门口以后，前来拜访他的人不知为什么络绎不绝。

后来他接到京城一位朋友的密札，才知道自从哲宗皇帝继位之后，便由最信任他的高太后辅佐朝政，人们疯传，他即将奉旨进京去当宰相了。

怪不得……

五天以后，夫人不幸去世。也不知道一下子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人前来吊唁，而且人人都不空手。悲伤之中的司马光让老管家把所有的礼品财物都登记造册，一点不动，然后他悄悄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五亩地典当了，开始为夫人准备后事。

出殡那天，路两边人山人海，有人竟然喊出了“司马相公”的口号来。

司马光分明感觉到，正有一口无形的大缸，铺天盖地向他的头上扣过来。这口缸比王拱辰放在他家门口那口缸还要神秘，还要危险。这两口缸最后叠加在一起，悬在他的头上，直搞得满腹经纶的他六神无主，坐卧不安。他知道，他必须马上砸缸了。

但是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人支持配合他。他想在院子里找个铁器，或者找一块石头，根本就找不到。老管家，还有他的养子司马康，早已带人坚壁清野了。

砸个缸，居然这么难，不然……不行！这缸非砸不可。否则，我这一世英名，就要毁于一旦了。

凌晨，天刚微亮，官道上就有一个老者走走停停，寻寻觅觅。最后，他怀抱一块石头，一步步走回自家门前，他气喘喘地把石头举起来，对着那口大缸用力砸去。

砰！第一下，竟然没有砸破。石头反弹，险些砸到他。啊，这缸难道真是铁缸？

管他！再砸！哐啷，缸破了……

天亮了，许多人聚在司马宅前看热闹。但见那口大缸里流出来的，果然是黄白细软之物。残缺的缸上还摆着一份礼单，写着一行大字：司马只要清白，钱财自来认领。

文本二：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中旨。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之，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摘自《宋史》）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①《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①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

②盖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襄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观云梦。云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涉歧、邠，历商於，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浮淮、泗，再入吴，转徙金陵，上秋浦、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浔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材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污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浔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李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

③范传正为白墓志，称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则见于白之自叙者，盖亦其略也。《旧史》称白山东人，为翰林待诏，又称永王璘节度扬州，白在宣城谒见，遂辟为从事。而《新书》又称白流夜郎，还浔阳，坐事下狱，宋若思释之者，皆不合于白之自叙。盖史误也。

④白之诗连类引义虽中于法度者寡然其辞闲肆隽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旧史》称白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余以为实录。而《新书》不著其语，故录之，使览者得详焉。

（选自《曾巩文集·李白诗集后序》，有删改）

【注】①宋敏求：字次道，北宋著名藏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