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哲学的“个性”，是指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隶属特定的认知主体，从产生伊始便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个性”的哲学，则是指不同的认知主体基于自身的学思体悟和生命情趣，构思出的具有差异性的哲学流派。

哲学的“个性”体现为民族性。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意味着，但凡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哲学思辨。中国人在创造独具特色农耕文明的同时，构建出了体现中国哲学“个性”的哲学，譬如“和合”文化。“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形态，贯穿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之中，为各家各派普遍认同。

哲学的“时代”并不完全是历史学以时间坐标为基准所断代出的人类历史发展时间段，而是基于“人文语境”的转化，立足“诠释文本”的转变，凸显不同“核心话题”的过程。因“核心话题”的不同，便有了哲学“时代”的差异。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演进历程中，智者们围绕道德之意、天人之际、玄冥之境、性情之源、理欲之辨等哲学话题展开大讨论，造就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由此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因此，哲学的“个性”又表现为时代性。

“个性”的哲学则体现为智者的主体差异性和认知多元性。哲学是智者基于自身的生命感悟、心得体悟和学思勘悟对时代话题的追问，是认知主体的能力、实力、毅力、心力“四位一体”的和合过程：能力意味着智者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和思辨主动性的展开；实力意味着主体知识素养的培育和研究方法的丰富；毅力意味着主体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知难而进的志趣；心力则意味着主体人生阅历的品鉴与对自我生命价值的体悟。可以这样说，智者的研究兴趣、求知欲是哲学研究的动力，为学志向与恒心是持续哲学研究的保障，学术素养、反思精神和观察视界是哲学逻辑结构创新的催化剂。所以，智者围绕时代话题，逻辑地阐释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道”必然表现出“个性”的差异。

“个性”的哲学还体现为开放性和创新性。哲学正在探讨的问题和可能要探讨的问题是开放的。哲学之思不是无病呻吟，必有其参照对象和未来路向，必有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宋明理学工夫论问题上，程朱讲格物穷理；王阳明即此展开以“良知论”为核心的道德革新，坚持“良知是自家准则”，认为只要把内在的道德至善充分外显，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到阳明后学，则多重本体而不重工夫，如王畿以良知为“现成”玄说，直把良知作佛性看，落入狂禅的“道德虚无主义”；王艮从日用常行处指点良知，不重道德修悟，至李贽等，则抛却工夫，落入打破一切道德藩篱的“道德自然主义”。

哲学的“个性”与“个性”的哲学往往交织在一起。哲学的“个性”之中内含“个性”的哲学，而“个性”的哲学无不体现着特定时代哲学的“个性”特征。

（摘编自张瑞涛《哲学的“个性”与“个性”的哲学》）

材料二：

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其自身的“形而上”的思想系统，有它的“义理之学”，按照现代学术规范，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哲学”。但是，这个“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很大差异。

西方学术，很注重不同学术门类之间的区分。西方从亚里士多德起，对学术便作出了与现代大体一致的学科分类。各门学科的界限很分明。其哲学以概念的探讨和逻辑的分析见长，与其他学术门类有明显的不同。对此，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罗蒂以“体系的哲学”来概说，可谓切中肯綮。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哲学缺乏文化精神。西方文化之精神整合和教养的本原在宗教；同时，西方哲学家对自己的哲学和历史传统都很熟悉。在这种文化的教养方式和哲学与其他学术门类的关联方式中，那种“体系的哲学”并未脱离其活的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特点正好与此相反。它注重在各学术门类之间的“通性”。这在哲学思想上，就表现为一种突出的历史意识。借用章学诚的话，中国古代哲学是“未尝离事而言理”，“不敢舍器而言道”，那超越之道，不离人伦日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历史是具体的社会人生于时间性中的连续。因而这种不离人伦日用的超越之道在学术上乃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的精神。

（摘编自李景林《重视中国传统哲学的个性》）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安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待。”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复考。明年，三府举安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按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建初八年，迁太仆。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宜还其生口^①，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厌，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恨之，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肃宗诏报曰：“久议沉滞，各有所志。盖策由众定，君何尤而深谢？”帝竟从安议。章和元年，代桓虞为司徒。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安与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诸卿稍自引止，惟安独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窦宪既出，而弟执金吾景专威权，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惊惑吏人，当伏显诛。寝不报。窦氏大恨。但安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节选自《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

【注】①生口：指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