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在2023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一款手机直插式紫外线迷你摄像机一经亮相就备受关注，它利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紫外线视觉成像技术，此技术现已应用在气象紫外线强度预报和服务中。

由于同一物质或材质表面反射紫外线强度是均匀一致的，当这一物质表面出现人眼无法识别的脏污、异物、划痕、病变时，此处吸收和反射紫外线的能力，会与周围产生明显的差别，利用紫外线视觉成像技术即可立即识别。

在紫外线预报预防上，人们运用紫外线视觉成像，把无色透明的防晒霜变为人眼真实可见。有效涂抹防晒霜的部位会显示出黑色，颜色越黑表示防晒霜吸收紫外线能力越强；当黑色逐渐变灰变淡时，表示防晒霜在逐渐失效，此时需要补涂防晒霜。

（摘编自《紫外线视觉成像：让防晒预报肉眼可见》）

材料二：

防晒，夏季避不开的话题。长期或过量照射紫外线会导致皮肤变红、变黑，甚至产生红斑、脱皮等现象。UVA是波长最长的紫外线，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可穿透表真皮，破坏弹力纤维和胶原纤维，使皮肤变黑，引起老化，甚至导致皮肤癌。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晒？又该如何选择防晒品呢？

购买过防晒品的人肯定见过“SPF”字母， SPF即防晒系数，表明防晒品所能发挥的防晒效能，是根据皮肤的最低红斑剂量来确定的，是防晒品对紫外线的防护值。在购买防晒产品时，人们往往容易进入“SPF值越高，防紫外线的效果越好”的误区。其实，过高的SPF，也就意味着该产品大量使用了紫外线吸收剂和散射剂，这会带来皮肤刺激、皮肤过敏等不安全性和不适感。

防晒霜的使用方法并非一成不变，不同场景最好使用不同的防晒霜。防晒霜的PA是指对抗UVA的能力，PA一般分为三级，PA+代表有效，PA+++代表非常有效。一般类型皮肤应该选择SPF值8―12、PA++的产品；对光敏感的则应该选择SPF值12―20、PA+++的产品；上班族一般用SPF值15以下、PA++的产品；野外游玩时则需要SPF值30、PA+++以上的产品；如果要去游泳，最好选用防水且含物理防晒剂、SPF值高的防晒护肤品。

防晒霜的防晒效果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在室内时可每隔4―5小时重新涂抹一次；户外则应每隔2―3小时涂抹一次；在水边则应每隔1―2小时重新涂抹一次。

受选择和使用方法的影响，防晒霜的防晒效果会因人而异，防晒效果也不稳定。想要满足更高的防晒要求，帽子、伞及防晒服装等被称为硬防晒产品，它们比任何防晒霜都更强、更安全。选择防晒伞时，首先需要注意产品的涂层，目前最流行的是黑胶遮阳伞；其次考虑透光率，伞的颜色越深，透光率越低，抵抗紫外线的能力就越强；还要考虑的是UPF值，只有产品合格证上标识“UPF>40，UVA<5%”的，才能真正防紫外线。

（摘编自《如何选择夏日防晒品》）

材料三：

珊瑚礁是地球上生物最丰富、最具经济价值的生态系统之一，但由于海水温度升高、沿海养分污染和过度捕捞等原因，珊瑚礁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衰退。

近年来，外用防晒霜中的一种化学成分羟苯甲酮已被确定对珊瑚健康构成威胁。根据美国的研究数据，每年有多达6000吨的防晒霜排向美国的珊瑚礁地区。防晒霜中的有机化合物羟苯甲酮会损害珊瑚。因此，含有这种化合物的防晒霜已在全球一些海岸地区被禁止。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对海葵和弯曲蕈珊瑚（俗称蘑菇珊瑚）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模拟阳光和人造海水的环境中，暴露于羟苯甲酮的海葵在17天内全部死亡，而在没有模拟阳光的情况下暴露于羟苯甲酮的海葵仍然存活。在吸收紫外线后，羟苯甲酮本应以热能的形式驱散光能，防止晒伤。然而，海葵和珊瑚独特的代谢方式导致当暴露在阳光下时，羟苯甲酮产生的物质会形成破坏性的自由基。也就是说，羟苯甲酮会使阳光对珊瑚产生毒性。

珊瑚中的共生藻类似乎通过将珊瑚产生的羟苯甲酮带来的毒素隔离在自己体内来保护它们的宿主。然而，随着海水变暖，珊瑚会驱逐它们的藻类伙伴，暴露出骨白色的珊瑚骨架。因此，除了更容易受到疾病和环境冲击的影响外，这种“漂白”的珊瑚在没有藻类保护的情况下，也更容易受到羟苯甲酮的破坏。

（摘编自《防晒“神器”竟是珊瑚“杀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年来，全球芯片市场规模呈现波动上涨的趋势，芯片市场规模的增长也促进了我国芯片产量规模的快速扩张。得益于我国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芯片应用领域不断拓展，我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国之一。

随着中国芯片领域的不断发展，国内企业推出的一系列芯片产品逐渐进入市场，并逐渐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目前，我国许多芯片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都面临着美国政府出台的制裁措施，这些制裁措施不仅影响到了公司经营和发展，同时也损害了国家整体的发展利益。应对外部挑战，中国芯片企业不得不探寻新的研发方案。

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下，“中国芯”全新方案应运而生。该方案目标在于改善芯片产业的整体研发与制造能力，提高芯片的性能和水平，从而加强中国芯片的国际竞争力。该方案的实施，需要在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全面配合，同时在研发团队的扎实技术功底和创新意识上也需要有所突破。有分析师指出，这个方案的推广将有助于中国芯片产业的全面发展和提升，增强国内芯片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摘自网络，有删改）

材料二：

数据来源：《2023年全球及中国芯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材料三：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将芯片产业打造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计划，旨在加强国内芯片设计、制造和封装测试等环节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提高芯片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此外，中国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也为芯片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然而，中国芯片行业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包括依赖进口技术和设备、人才短缺、技术创新和质量问题等。这些挑战需要通过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引导等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综合来看，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协同发展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如果中国能够加强技术研发、培养更多的高级人才、优化政策环境，并逐步实现芯片产业的自主创新和市场化，那么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前景将是积极的。

（摘自《2023年我国芯片行业的发展前景怎么样》，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最近一段时间，山东淄博烧烤频频“出圈”，一跃成为网络“顶流”。5月4日，五一小长假刚过，百度地图“五一假期出游大数据”发布了《五一热门旅游景区榜单》和《五一热门旅游城市榜单》，在“进淄赶烤”热潮下，淄博高居五一热门旅游城市榜单首位，位于淄博市张店区的八大局便民市场则名列热门旅游景区榜单第五位。

小饼烤炉加蘸料，“灵魂”烧烤三件套。淄博烧烤看起来普通，但能持续爆红网络，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原因。偶然因素在于互联网时代美食的流量入口效应愈发凸显，借助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推介，容易产生裂变式传播。必然原因则在于当地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把“一时现象”变成“一地品牌”，并以此为契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优化服务水平、塑造城市形象。

赢得消费者青睐，让无数游客不远千里前来“打卡”，淄博烧烤固然有独到之处，但归根结底是令人舒心安心的消费环境。对烧烤店进行专项检查，护航食品安全；公安增派执勤人员，加大巡逻密度；淄博34家A级景区推出“免费开放日”活动等一系列措施陆续跟进落实，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淄博实实在在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通过物美价廉、货真价实的产品让利消费者，持续打造舒适的消费体验、暖心的消费服务，不仅赢得了好口碑，更获得了回头客。

始于味道，基于治理，成于口碑。对淄博而言，烧烤热或许总有消退的时候，但由此积累起来的治理经验、城市口碑将成为未来建设发展的宝贵财富。对于各级政府部门而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拓新思路、抓住新机遇、实现新突破，新征程上必将有更多淄博故事脱颖而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造福人民。

（摘编自《人民财评：淄博烧烤爆红，靠的是为消费者着想》、人民网，2023年5月6日）

材料二：

近日，山东淄博因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火速出圈，成为全国各地大学生竞相奔赴打卡的网红城市。类似“大学生组团到淄博吃烧烤”等话题，频繁冲上各大网络平台热搜。淄博火车站的统计显示，该站3月5日到发旅客47958人次，创该站近3年来单日到发旅客最高纪录。

诚然，在中国的烧烤地图上，淄博并不算是特别的存在。即便在山东省内，青岛烧烤、济南烧烤的名声也不输淄博。那么近来，为什么是淄博独获青年青睐？与其说淄博烧烤抓住了年轻人的胃，不如说抓住了他们的心。从烧烤特色看，淄博独特的烧烤方式满足了年轻人喜欢新鲜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淄博烧烤自带顾客手动烤制肉串的环节。三五好友在轻松的交流氛围中围坐烧烤，如同近年来年轻人热衷的“围炉煮茶”，给人以满满的仪式感。

和淄博一样，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自觉打造“青年味”，但实际效果却千差万别。有的城市斥巨资开设了各类文化中心，以期满足青年需求，结果鲜有人问津，甚至不乏当地青年从未耳闻的情况；有的城市只是简单预留了青年滑板和涂鸦场地，却吸引了不少青年结伴而来。“冷热不均”的背后，一个问题难以回避：“青年味”究竟由谁说了算？

此次淄博凭借烧烤出圈，对其他城市也是一种启示：打造“青年味”不应是一句简单的口号标语，也不应仅仅是各种城市空间、服务设施等“硬”保障，更不应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一厢情愿”和“拍脑袋”决策。最关键的还是应当问计于青年，问需于青年，由青年自己说了算，让各种政策更具普惠性，增强年轻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摘编自《淄博烧烤为何能抓住年轻人的心》，《中国青年报》2023年3月22日）

材料三：

靠着“小烧烤”，山东淄博火了！数据显示，3月以来，“淄博烧烤”关键词全平台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3倍。社交媒体时代，建红的城市或景点不少，遗憾的是，不少地方的红火只是“一阵风”。淄博正努力将“流量”转变为“留量”。

建红之初，淄博抓住契机，迅速行动，为做好一篇“长红”的“大文章”谋篇布局。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设立烧烤名店“金炉奖”、成立烧烤协会、制定烧烤地图、新增定制烧烤公交专线、举办烧烤节、实行景区门票减免优惠等一系列举措，为慕名而来的游客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与便利。不仅如此，淄博还不忘营进好“软环境”，专门召集当地商户开会，要求诚信经营、友善待客、守好食品安全底线；在火车站安排志愿者，为往返旅客提供交通、住宿、烧烤、旅游线路等相关资讯推介服务。

一套组合拳下来，这篇“大文章”赢得了肯定。众多去过的游客自发在社交媒体上为淄博宣传：“果真是好客山东！”“这里烟火气浓郁，活力十足！”“让我难忘的不仅是美食，更多的是这座城市的用心。”细品这篇“文章”，便会发现，其之所以精彩，在于抓住了旅游业最重要的要素——以游客为本，做好服务。

旅游业作为服务行业，涵盖面广，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多领域。因而，人们对一地旅游业印象的好坏、评价的高低，往往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比如，倘若游客在一座城市经历过宰客、出租车恶意绕路、消费不透明、当地居民不友好等遭遇，那么，无论这座城市的景点景区建设得多么精致，他也一定不愿意再来。细节决定成败。对于一座城市而言，要发展好旅游业，就应当重视游客在一地旅游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想游客所想，在提供优质旅游产品的同时，切实提升服务质量、优化消费环境，让游客获得良好体验。惟其如此，冲着特色来“尝鲜”的游客，才会因为好服务一来再来。

如今，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成为各地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如何将文旅文章做好做出彩？各地政府不妨从淄博这次实践中找些灵感。

（摘编自《“小烧烤”做“大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04月12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农耕文明后，全球人口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更大。根据2015年世界银行的统计，到2050年，全球需要1.5倍当前粮食总量以支持90亿人的需求。为了满足人类对食物数量、质量日益增长的需求，对农作物改造的需求愈加强烈，要求也越来越高。

早在公元1万年前，人类就开始从他们生活的环境中搜寻食物。同时，为了更好的品质和更高的产量，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改造和驯化农作物的“祖先”，最终将这些野生植物变成了可以为人类稳定生产食物的栽培作物，而且使它们具备了更多优良的性状。杂交育种就是他们改造和驯化农作物的有效方式。传统杂交育种就是通过品种间杂交，在杂交后代中筛选具有优良性状的新个体，直至获得性状稳定的新品种。且杂交育种仅限于同一个物种内或亲缘关系比较近的同属的不同物种内。杂交后代的新性状可能单独来自父本或母本，也有可能来自父母本的组合。传统的杂交育种会产生性状各异的后代，包含了符合人们预期以及与期望差距较远的性状。这一切源于父母本DNA的随机组合。虽然人们可以控制父母本，但是无法改变遗传规律，从而导致后代性状的不可控。因此，传统杂交育种耗时耗力，需要进行大量的父母本杂交组配筛选符合目标性状的子代，再经过多年的追踪获得性状稳定的新个体。通过杂交培育一个新品种一般需要12-15年。

（摘编自《从“野生”到“圈养”，农作物们是如何被“驯服”的？》）

材料二：

得益于生物遗传规律的发现，农业生物技术在近几个世纪得到了迅猛发展，农业朝着更高效的方向前进。1940年，作物育种科学家们发现，辐射或化学物质处理等因素可以诱发植物基因产生变异，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具有不同表型特征的植株，并从中筛选具有优良性状的农作物，即人工诱变育种。自1940到1970年间，人工诱变育种得到广泛应用。据统计，人类获得了超过2500种具有新性状的农作物，包括大米、小麦、生菜、葡萄柚以及一些其他水果。然而，人工诱变虽然提高了基因变异频率，加快了育种进程，但产生的基因变异具有不定向性，有利变异少；且诱变剂多为有毒物质，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带来危害。更高效的农业技术，必然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例，为满足全美粮食供应需求，1870年，美国3800万人口，其中有53%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而到了21世纪，美国接近3亿人口，仅有1.8%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满足全美粮食需求。

（摘编自《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历史》）

材料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DNA重组技术的诞生，科学家们将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等技术方法应用于农作物育种，促进了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转基因育种可以跨越物种隔阂，基因来源更广，而且可以对物种进行目标性状的精准改良，效率更高。其实转基因育种技术与传统杂交育种技术、人工诱变育种技术是一脉相承的，本质都是通过改变作物基因来获得我们需要的优良性状。但是转基因技术作为新兴技术有可能造成遗传基因污染，给人类带来未知的潜在风险。对于科学性专业性较强的新技术往往会经历一个从出现到被公众广泛接受的认知过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社会生活向精准化、高效化和智能化发展，新的生物育种技术也将会更好地造福人类。

（摘编自《转基因技术在农业应用上的利与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各题。

材料一：

①从最原始的时候起，建筑就在努力解决三个问题：适用、坚固、具备美感。所谓适用，自然以历史，地理及时代为依据；所谓坚固，谓其不违背其主要材料之合理的构造原则，在通常环境中，含有相当的永久性；所谓美感，即是建筑物择其材料，负其使命，定其形式，使其外具合理。稳定、舒适、自然的轮廓，内在各部分的结构及组织牢其功用，显其实力。

②建筑之美，自然也牵涉到哲学及心理学的范围。对于审美之念，人人不同，时代地方各异：如仇十洲所画的美，或明初清末的时装，由我们现在看来，在精神与造形两面，有时均难使人称赏。所以关于建筑美的判断，就不如适用与坚固方面之易立标准了。不过若必予以一种较泛的原则，则可由下列几点着眼：权衡、尺寸，布局、皮表、色彩、修饰、坦直。以上所举诸点，是每座建筑物所必具；不过设计人也有故意或无意的特别强调某一点或数点，往往也可以藉某一种的长处来弥补另一点的短处。除此而外，建筑之美，尤须以其适用与坚固为先决条件。既不适用又不坚固的建筑就根本上谈不到美。反之，如适用且坚固，则建筑美的基本条件已具备了。

③一座建筑之所以如彼或如此，并非单是其创建匠师之立意使之如此如彼，而是在其时代及周围无数劳力的支配下，受其时代及地域的环境中无数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

④建筑实是其时代，地理、历史的直接产品，在时代的洪潮中，艺人匠师乃如船上舵工，他们最大的努力即是如何用其智慧、其技艺充分地传达表现。人的实际生活是建筑的理由，当人的精神理想也寄托在建筑上时，建筑便成为它的时代文化的面面造下综合的、较经久的纪念。

⑤不同的地点、气候、地质支配了各种建筑之材料及形式，显而易见。政治、经济、宗教，以及社会上无数动态，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建筑之种种方面。一个时代工匠手艺之高下，以及他们之技艺受欢迎与否，在一座建筑物上都留下痕迹。至于科学方面的发明，影响于建筑尤大。玻璃之发明，影响窗子的形式大小；暖汽锅炉之产生，取消了屋顶上经数的烟囱……诸如此类，社会上无数动态都使建筑跟着改变。

⑥总之，建筑物的风格有实际与艺术两方面的势力。建筑逃不出它自己的历史背景，无法摆脱其周围环境的种种影响。设计者所经营的必是在具体的、必要的、复杂而实际的方面，求适当的、实际的解定。任何建筑莫不是因其天然地理环境受若干限制，而后形成某形式的。品格之产生是艺人的立意、选择、取舍，与其他周围影响，相克相辅，平分其势力的结果。

⑦古人论画不重精巧，不重谨细，却以“自然”为“上品之上”。我们论建筑重自然浑成，不倚重于材料之特殊罕贵，忌结构之诈巧，轻雕凿之繁细。也就是说，一座建筑在其立意的自由与环境的限制间，在其材料的施工与结构的功用间，能适得其宜，达到科学及艺术的经济，达到物质及精神的调和，即为极高成就。

⑧总而言之，建筑形体及结构为其正当问题之解决，无论简朴壮丽，出之自然者，最为难能可贵；缜密周至者次之；为题外之动机，勉强做作，过于繁难雕凿者，较简陋粗忽为尤下。它们虽然一样都是其历史环境之反映，但在艺术品格上的造就，就须以审美的准则估评其高下了。

（选自梁思成《说建筑品格精神之所在》，有删改）

材料二：

①四川民居的天井尺度通常较窄小，因而与周边房屋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受地形限制较小的平坝，住户常采取多重天井组织院落，根据家庭组成的需求灵活分户或几世同堂，均可以压缩或延伸以满足其功能。在封闭的院落中，天井、敞厅，挑廊等处理手法使室内外空间交融，再与入口檐廊，过厅和后院结合，组织穿堂风，以适应四川盆地闷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形成层次丰富、内外融汇的空间效果。

②“青瓦出檐长，穿斗白粉墙，悬崖伸吊脚，外挑跑马廊”是四川民居外部造型的写真，可以说从内部结构到外部维护无不体现了其轻盈灵巧的特点。小青瓦屋面非常具有四川特色，无论重重院落还是进深。高度各不相同的房屋，屋面都直接交叉连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特别在俯视角度欣赏时，大面积的小青瓦屋面和看似杂乱无章的小天井开口所构成的图案具有大实大虚的艺术感染力，一个个巧妙连接的双坡屋面又象一只只栩栩如生的黑色飞燕，在青山绿水间有秩序的轻盈飞翔，给人以美的享受。

③在四川盆地民居广泛采用的木制穿斗结构体系中，木结构的各个构架之间通过榫卯或插梢连接，这种柔性连接能容忍一定程度的伸缩变形，对抗震有利，有“墙倒屋不塌”的说法。许多木结构为主的民居，砖墙只作围护和分隔作用。有时硬山（中国传统建筑双坡屋顶形式之一）的山墙高达十几米，长度也近十米，而墙厚不超过四十厘米，墙身高厚比过大，容易失稳。稳定墙身的办法常常是在墙身上部用铁栓，蚂蝗钉攀贴在墙上，穿进墙内拉结在贴墙的木构架或楼层的梁柱上，使高大的山墙与木构架紧密相连，以木构架稳定墙身，增强整体性。

（选自王朝霞《地域技术与建筑形态——四川盆地传统民居营建技术与空间构成》，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ChatGPT，即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是美国OpenAI公司基于GPT-3.5架构（目前已经更新到GPT-4，但仅限于Plus用户）研发和强化训练，并于2022年11月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典型代表。ChatGPT不仅可以同用户进行如人类之间自然对话般文本式交互，还可以自动生成复杂文本（故事、论文、摘要、企划方案等）。最新的GPT-4还能完成跨越数学、编码、视觉、医学、法律、心理学等领域需要抽象推理和强思维能力的任务，而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提示。在测试的很多任务上，ChatGPT已经达到了人类的水平（微软研究院，2023）。从目前公开的各项测试结果来看，ChatGPT 已经通过了GoogleL3级工程师入职测试、美国高校入学考试，其应试能力要高于一般学生。

ChatGPT 表现出来的这种能力已经反映出它能够在某些领域取代人类的潜能。在ChatGPT 这种强大的能力背景下，社会上不免出现对ChatGPT产生卢德主义式的担忧。但事实上，通用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fal General Intelligence）已经成为技术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次“革命”，同每次科技革命一样，一方面技术创新会冲击旧生产力体系下的生产关系，引发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另一方面新的技术也会创造出新的岗位需求（胡拥军和关乐宁，2022）。尽管如Acemoglu和Restrepo（2020）所展示的那样，自动化技术的出现，在短时间内确实引发了较小比例的就业替代，但从长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技术创新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失业（方建国和尹丽波，2012；Acemoglu和Restrepo，2019）。因此，与其关注ChatGPT可能造成的就业替代，不如深入分析ChatGPT类技术可能的应用场景，并探讨如何利用ChatGPT类技术以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ChatGPT类技术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青年报》，2023年5月2日）

材料二：

ChatGPT生成能力的增强，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人机之间的主客关系。它并没有形成可以与人的创造性生成智能媲美的能力，因而也没有从实质上取代人的智能和职能，两者的关系仍旧未变：人是ChatGPT的使用者，ChatGPT是人的工具；人提出问题，机器生成答案，答案服务于问题，机器满足人的需要。另外，ChatGPT只是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生成了类似人回答问题的文本，还不能生成自我意识。而人在应对环境的智能活动中，是不断生成自我意识的，而这才是“高端生成能力”即创造能力的本体论根源。所以，ChatGPT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上。当前，它仍然只是模式识别技术，是机器学习算法范畴内的模型和场景应用的一次飞跃，还够不上“革命”的称谓。一方面ChatGPT确实因为对机器智能生成性的断开发断应用，展现了新的功能甚至新的神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生成仅仅是智能模拟的初级功能，还不是真正“知识创新”意义上的知识生成，所以需要以平常心看待它的意义，需要在ChatGPT的“附魅”热潮中加以必要的“祛魅”。

（摘编自《何种生成？能否创造？——ChatGPT的附魅与祛魅》，中国科学网，2023年3月7日）

材料三：

无论教育者做出什么反应，教育与AI的深度融合时代已经到来了。就教育行为本身而言，以知识传递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更是被逼入墙角。

面对ChatGPT挑战，教育该怎么办？教育改革急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做重大调整。一是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能独立思考和有正确价值判断能力的人，而不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二是教育的方式方法需要有重大调整，其主要的方向是要用ChatGPT等学习工具来协同改进教育教学方式，而不是回避与恐惧。三是超越知识学习，更加关注学习的品质。

一个人真正能够成功，靠的是学习的专注力，能够从兴趣上升到志趣，并成为充满个性特质不一样的人；靠的是责任心和韧性，碰到困难不屈不挠、坚持不懈；靠的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精神，在关键时能够得到团队的支撑和帮助。

这些学习品质，技术从来无法取代。如果一个教育人理解这个道理，那么也就知道在这个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里，如何保持教育定力，转变教育观念，坚持改革方向，真正为我们的孩子提供适切、有意义的教育。

（摘编自《ChatGPT 挑战人类教师？教育中的这些东西AI难以替代，《人民教育》，2023年2月11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长江古称“江”，因其流长，其名衍为“长江”。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流和源头的认识历来众说纷纭，大抵是循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而逐渐清晰的。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于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了江、汉谁为主流的困惑。

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的诗篇，如《大雅·江汉》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国风·周南》有“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等。秦末争战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随后，刘邦以汉水流域的汉中为基地，征讨攻伐，终于建立汉王朝，由此，汉水流域成为汉文明的发生地，“汉人”“汉字”“汉语”“汉服”等名称遂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指出“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唐代《蛮书》也将岷江认定为“外江”。宋代由于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还不如汉唐。明代万历年间，章潢在《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定为长江源头。

长江径流广远、流域开阔，域内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其历史发展过程也有颇大差异，这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按上、中、下游划分，依次为巴蜀—荆楚—吴越三大文化区。分别由上游的古蜀人、中游的古楚人和下游的古越人创造。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都为构筑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贡献。

上游的巴蜀文化以四川为中心。这一地区生活着众多部族，他们大致可分为两大集团——川东一带的巴集团和川西一带的蜀集团，其中蜀集团更早兴盛。蜀人依托成都平原，农业发达，桑麻茂盛，带来纺织业的兴旺，“蜀锦”赫赫有名。战国时，蜀地出产的木棉布和细麻布，辗转运销至西域各国。蜀人还不畏艰险，开凿出千里栈道，打通了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

至战国后期，秦并巴蜀，曾经相对独立发展的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巴蜀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通畅，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生产技术大量传入，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加之中原战乱，而巴蜀则相对安定，使得从战国末年到汉代的巴蜀地区一跃而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被诸葛亮喻为“天府之土”。唐宋时期，安定的巴蜀地区重获“天府”之誉，经济繁荣、文化昌明、臻于鼎盛。因南宋末年的抗元之战和明末农民战争，巴蜀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摧残，至清末才得以全面复兴。

文明的演进与自然环境所提供的先决条件息息相关，但当人类介入到对自然界的利用和改造之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则对文明发展起着愈益重大的作用。文明的发展必定是在自然和人文的互动中向前推进的。

长江流域的先民，凭借长江流域优厚的自然条件，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创造出各区段文明。学界原来推崇黄河文明的认识，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随着田野考古工作推进到长江流域，人们逐渐意识到：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明并不比黄河流域时间晚、水平低，就农作物产生时间而言，还略早于黄河流域。从长江下游的良渚、中游的屈家岭、上游的大溪等遗址发现的“稻作文化”遗存，皆有五六千年之古。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渐成学界共识。

（摘编自冯天瑜等《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

材料二：

三星堆纵目人像

古蜀文化主要产生并汇聚于四川盆地，虽然周围群山环绕，地理形势四塞且对外交通不便，但正因为如此，先民自古就追求开放，通向城外文明的蜀道、南方丝绸之路很早就开辟形成，甚至成为发达的交通系统。此外，蜀地历来就是八方移民汇聚之地，因此，这里自古形成了包容而不排外的文化氛围。土著和移民文化汇聚而成的蜀文化不断吸纳融入外来资源和先进因素，极为繁荣。

富于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和浪漫精神，是蜀文化的一大特色，这应该与蜀地自然环境尤其是山川形势的大起大落、多元多样分不开。至迟从三星堆—金沙时期开始，出土器物每每以精美的人神和动植物造型艺术令人刮目。如各类人神具象系列，特别是生动的面目造型，尤其富于艺术生命力和人文精神；而太阳神鸟、通天神树等动植物造型，亦特别富于夸张灵气。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经学，自汉代以来分为重章句训诂的古文经学和重“微言大义”亦即义理的今文经学两大派。蜀地经学的发展基本与之同步，但与蜀地重思辨和想象力的文脉相承，今文经学特别发达，因而历来就有“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之说。今文经学中重“微言大义”的特点，不仅契合蜀人重思辨的精神，而且二者的合流强化了蜀文化富于想象和创造力的气韵，因而蜀文化学术谱系中历来不乏富于创造精神的百科全书式人才，扬雄、苏东坡、杨慎、郭沫若等群星灿烂，正是其辉煌体现。

（摘编自彭邦本《三星堆——古蜀文明的来龙去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盖天说在汉武帝时期遇到了浑天说的有力挑战。事情起源于历法编制。当时太史令司马迁向汉武帝上书，建议修订一部新的历法，叫作《太初历》。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他组织学者，制订《太初历》。司马迁组织的修历队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参加者之间观点上出现了分歧，来自四川的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天是个圆球，天包着地，天大而地小。这种主张，后来被人们称为浑天说。浑天说与司马迁等信奉的盖天说本质上完全不同，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天地等大：而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天大地小。双方主张的宇宙结构不同，所采用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也不同，这就导致了在修历过程中的争论。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以至于到了不能在一起工作的程度。对此，汉武帝采用的解决办法是让他们分别制订自己心仪的历法，然后拿出来接受检验，谁的历法更符合实际，就用谁的历法。最后的结果是浑天说者邓平等人制订的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得最好，于是就采纳了邓平的历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初历》的由来。

（摘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

材料二

1关于《太初历》

《太初历》是西汉武帝中期一次重大历法改革的成果。主要由邓平、落下闳等人制定，前后行用188年（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至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即公元85年），其基本历法数据和历法术文经过西汉末年的刘歆改造而保存在《三统历》之中，是故《太初历》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有文献记载的完整历法。这部历法在继承前代历法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以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为新的历元，并以此作为推算气、朔时刻及五星位置等天文历象的共同起算点：

（2）闰法19，闰周为19年7闰，并且确立“无中置闰”的原则，改变以往“归馀于终”的置闰方法，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协合的矛盾，使二十四节气为标志的太阳历与朔望月为特征的太阴历有机结合起来，气策让中气保持在固定月份。这样可以使中气、月份与物候相差不致太远，以利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安排，比此前的年终置闰法更为合理，在历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使中国历法具有明显的阴阳合历性质；

（3）定出了新的五星会合周期和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表，以及在此基础上预推五星位置的方法：

（4）测定了二十四节气太阳所在宿度表和二十八宿赤道宿度表（赤经差）等，这些数值沿用了800多年，直到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才被僧一行重新测定的新值所取代；

（5）改秦至汉初“以十月为岁首”为“以正月为岁首”，合乎春夏秋冬的自然物候顺序，使国家的政治年度、会计年度与人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年度协调统一起来，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法所承用，影响深远。

2关于落下闳

《史记》《汉书》记载，落下闳是被征参与制定《太初历》的民间人士，他主要负责“运算转历”，也就是复杂的天文运算。汉代扬雄《法言》及西晋陈寿《益部耆旧传》均载落下闳“营（转）浑天”，于是有的学者就认为落下闳是“浑天说”最早的代表人物，浑仪（测量仪器）和浑象（演示仪器）也是由落下闳研制的。扬雄所谓“营之”者，即是转动或营造之义，并非创造性的发明制作。任何思想观念和发明创造都应该是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是一时间的遽尔所得。据天文史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浑天思想，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萌芽了，战国时的《甘石星经》和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等已有恒星赤道坐标及五星行度的精确度数，尤其前者精确到“度”以下的“太”（3/4度）、“半”（1/2度）、“少”（1/4度）、“强”（1/8度）、“弱”（少于1/8度）等小数，且有纬向的去极度；如此精确的度数和去极度，只有浑仪才能测出，而式盘、髀表等只能测量赤道经度，所以落下闳之前应当已经有了浑仪及其所依据的浑天说。因此，说落下闳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历算家，参与制定了《太初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落下闳在浑仪与浑象的运用中有所改进完善则可，说他发明了浑仪与浑象，则显然缺乏依据。

2004年9月16日，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这是对落下闳这位中国古代杰出天文学家和历算家的最高评价和最好纪念。

（摘编自张存良《略说〈太初历〉及其历史影响——兼谈落下闳其人其事》）

A．

B．

C．

D．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红楼梦》是传统文化的结晶，里面渗透的传统文化的因子异常丰富。就反映生活的丰富性来说，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就其包含的文化因子来说，堪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总汇。文学、艺术、技艺的各种形式，包括诗、词、曲、赋、歌、赞、诔、偈、匾额、对联、尺牍、谜语、笑话、酒令、说书、百戏、雕刻、泥塑、参禅、测字、占卜、医药，以及诗话、文评、画论、琴理，《红楼梦》中应有尽有，真可以说是文备众体。没有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断写不出《红楼梦》这样作品。同样，真正读懂《红楼梦》，也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这就是为什么五大古典小说中，《水浒》《西游》《三国》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而《红楼梦》更受知识阶层欢迎的原因。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儒林外史》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但接受起来比《红楼梦》容易得多。文化精品的生产和接受，需要作家和读者两方面都具备相当的条件。当然，文学史上任何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作品，都是艺术杰构，无不是某一种文化的象征，只不过《红楼梦》的档次更高，不仅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想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吗？读《红楼梦》应是最方便的途径。《红楼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对这样的作品进行研究，其学术意义和学科价值自可想见。

（摘编自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红楼梦〉与民族文化传统》一节）

材料二：

《红楼梦》本来不叫“红楼梦”，只叫《石头记》。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曹雪芹著、脂砚斋评的小说旧钞本，毫无例外地都标名为《石头记》，直到近年在山西发现的一部“甲辰菊月（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梦觉主人序本，才把全书题作“红楼梦”（这本子的文字已开始接近程本）。

就“红楼梦”和“石头记”两个名字本身来说，那“意味”和“气味”上的分别也是很大的。前者，毕竟是“文绉绉”得多。作为专门要用“假语村言”来写的小说，取上这般一个文里文气的名字，细品起来，就越品越觉得不甚对头，因为它们并不“合套”；倒是“石头记”三个字，显得平实、谐调，和通俗小说的体例更能配合得好。当日脂砚斋和曹雪芹两人最后决定正式定名仍用“石头记”，完全有其道理和意义。

既然如此，那么为何后来还是“红楼梦”一名占得上风、几乎取“石头记”而代之呢？

实际上《石头记》初期确是“掌握”在一班文人的手里。而文人的习气，我们是不生疏的，他们就是重“雅”轻“俗”，以为“红楼梦”总比“石头记”要“雅”得多，于是取前者而舍后者，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红楼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问题主要在“红楼”上，还是借重那位梦觉主人的话吧。他说：

“辞传闺秀而涉于幻者，故是书以‘梦’名也。夫梦曰‘红楼’，乃巨家大室儿女之情，事有真、不真耳。红楼富女，诗证香山；悟幻庄周，梦归蝴蝶：作是书者藉以命名，为之‘红楼梦’焉。”

“红楼”就是富家闺阁的意思。至于“楼”，本训是“重屋也”，就是“屋上架屋”的重叠式建筑。“楼”非“红”不足以为“富家”者，大概和汉代以来贵族大官重用朱红色的风气有关，例如“朱门”“朱轮”“朱邱”“朱户”等皆是。这种朱红为上色的风俗，也许可以从北京的那种高大雄伟的故宫殿屋墙垣和无数的庙宇建筑物的红颜色去寻求遗迹和“遗味”。不明白这些关系来历，“红楼”将成为一个不可理解的东西。

那位乾隆年间的“梦觉主人”解“红楼”两字是解对了，可是他解“梦”字的说法却要商酌。所谓“悟幻庄周，梦归蝴蝶”，应该是指《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睡醒），则莲莲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那段话。这样讲“红楼”之“梦”，与曹雪芹本意并无直接交涉，只是“梦觉主人”自己的意思罢了。

其实，要想“注解”曹雪芹之所谓“梦”，不管引《庄子》哪一段话，到底都还是有些迂阔；要追寻这“梦”字的用法的真正来历，恐怕不能忘掉唐人传奇小说的《枕中记》和《南柯记》，以及从这里演变而来的明人汤显祖的《邯郸梦》和《南柯记》；而在他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中，连《牡丹亭》这一本曲剧亦其一“梦”。曹雪芹取出“红楼梦”这个套曲题目，显然和“四梦”有较为直接的渊源关系。

本文目的只在解释“红楼梦”一名。至于此名相沿已久，海内海外，都已周知；把道理讲讲，是必要的；倒也没有主张改掉“红楼梦”、恢复“石头记”的意思。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中《“红楼梦”解》一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先是相信盖天说，后来在与另一位学者桓谭的争论中，被桓谭所说服，转而信奉浑天说。他经过细致思考，发现了盖天说的诸多破绽，撰写了著名的《难盖天八事》一文，从观测依据到数理结构等八个方面，逐一对盖天说作了批驳。比如，他提出，按盖天说的说法，天至高，地至卑，太阳依附在天壳上运动，也是高高在上的，人之所以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下升起，是由于太阳太高了，导致人产生了视觉错误的缘故。但是，即使人眼会因观察对象的距离远而产生视觉错乱，水平面和光线的传播是客观的，它们是不会出错的，那么就在高山顶上取一个水平面，以之判断日的出没。实验证明太阳确实是从水平面之下升起的，光线也是从下向上传播的，这与盖天说的推论完全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这是扬雄从观测依据的角度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整体来说，他从八个方面对盖天说所作的批驳，有理有据，是盖天说无法辩解的。

但是浑天说也有自己的软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表里有水；地在内，漂浮水上。这一主张成为盖天说批驳的重点，东汉著名学者王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隋书·天文志》）

王充的责难是颇有说服力的，因为按当时的人的理解，太阳是依附在天球上的，天从水中出入，就意味着太阳这个大火球也要从水中出入，这是不可思议的。面对王充的责难，浑天说者的态度是，只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太阳是从地平线下升起，又落到地平线下面，它即使出入于水中又有何妨？晋朝的葛洪就针对王充的责难，提出了判断浑天说是否成立的判据：

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者，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隋书·天文志》）

葛洪以太阳落入地平线时呈现出“横破镜”的状态这一事实作为依据，指出这种现象与盖天说的推论相反，证明盖天说是错误的。他提出的判据是有说服力的。从观测的角度，只能承认浑天说是较为正确的。至于太阳从水中出没的问题，南北朝时期的浑天家何承天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浑天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没有地球观念，没有意识到海洋也是大地的一部分。

（选自关增建《天文学上的旷世之争》，有删改）

材料二：

浑天说的代表作《张衡浑仪注》中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可见浑天说比盖天说进了一步，它认为天不是一个半球形，而是一整个圆球，地球在其中，就如鸡蛋黄在鸡蛋内部一样。不过，浑天说并不认为“天球”就是宇宙的界限，它认为“天球”之外还有别的世界，即张衡所谓：“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

浑天说最初认为：地球不是孤零零地悬在空中的，而是浮在水上；后来又有发展，认为地球浮在气中，因此有可能回旋浮动，这就是“地有四游”的朴素地动说的先河。浑天说认为全天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上，而日月五星则附于“天球”上运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天球概念十分接近。因而浑天说采用球面坐标系，如赤道坐标系，来量度天体的位置，计量天体的运动。在古代，例如，对于恒星的昏旦中天，日月五星的顺逆去留，都采用浑天说体系来描述，所以，浑天说不只是一种宇宙学说，而且是一种观测和测量天体视运动的计算体系，类似现代的球面天文学。

浑天说可能始于战国时期。屈原《天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这里的“圜”有的注家认为就是天球的意思。西汉末的扬雄提到了“浑天”这个词，这是现今所知的最早的记载。他在《法言·重黎》篇里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这里的“浑天”是浑天仪，实即浑仪的意思。扬雄是在和《天问》对照的情况下来说这段话的。由此可见，落下闳时已有浑天说了。

浑天说提出后，并未能立即取代盖天说，而是两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但是，在宇宙结构的认识上，浑天说显然要比盖天说进步得多，能更好地解释许多天象。另一方面，浑天说手中有两大法宝：一是当时最先进的观天仪——浑天仪，借助于它，浑天家可以用精确的观测事实来论证浑天说。在中国古代，依据这些观测事实而制定的历法具有相当的精度，这是盖天说所无法比拟的。另一大法宝就是浑象，利用它可以形象地演示天体的运行，使人们不得不折服于浑天说的卓越思想。

因此，浑天说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到了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等人通过天地测试彻底否定了盖天说，使浑天说在中国古代天文领域称雄了上千年。

（选自《科普中国》，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①我的一位周姓朋友的妻子周太太特别害怕蜘蛛。每次看见蜘蛛，她都几近歇斯底里的边缘，直到周先生捉到蜘蛛并将它驱逐出公寓。她也不喜欢蟑螂，但那仅仅是厌恶，只有蜘蛛能激起她内心深处真正的恐惧。然而细究起来，这种恐惧的产生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她自己这样描述道：“我想这种恐惧来自我的DNA，可能我的祖母经历过与蜘蛛有关的恐怖事情，然后她将这个遗传给了我。”

②这解释很有意思，不过，恐怕绝大多数生物学家会对这个所谓“祖母遗传”的解释不屑一顾，因为这与分子生物学中的中心法则背道而驰。中心法则，是指由DNA编码的遗传信息转录传递给RNA，再从RNA传递给蛋白质，即完成遗传信息的转录和翻译的过程。这一信息流是严格的单向传递。DNA的序列可能发生改变（突变），但这是随机的。因此，周太太对蜘蛛的恐惧遗传自害怕蜘蛛的祖母，这一解释是站不住脚的。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任何机制能实现非随机性的DNA编码突变。

早在18世纪有人提出一个观点——后天获得性状遗传，即人们可能会遗传祖先们在生活过程中受环境影响而后天获得的性状。此观点得到法国著名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的推崇，因此也被称为“拉马克主义”。这一观点在19世纪极为流行，甚至达尔文也赞同该观点。然而，随着对遗传机制的逐渐认识，人们发现遗传信息是按照DNA—RNA—蛋白质进行传递，很显然后天获得的性状是不可能遗传的。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类遗传不会发生。比如，如果某个人在车祸中不幸失去一条腿，他之后生的孩子不会生来就少一条腿。后天获得的性状（一条腿缺失）不会反向将信息传递到DNA继而影响该个体的后代。

④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上述获得性状没有得到遗传是因为其不具有选择优势。拉马克主义认为获得性状特指有益的性状。如果一个人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他的后代出生时也少一条腿没有任何益处。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做了许多实验来验证大鼠是不是能获得具有选择优势的性状。其中最著名的一系列实验来自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威廉姆·麦克杜格尔。麦克杜格尔训练了一批大鼠，然后让其繁育后代，再训练它们的后代并让后代继续繁育，这一过程持续了32代，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他发现，接受训练的大鼠的后代学习该项任务的速度比亲代更快，并且随着代数的增加，学习速度越来越快。因此，拉马克主义和获得性有利性状的遗传也不成立，这些结果倒是支持了后来出现的中心法则

⑤基于上述背景，最近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些让人震惊的发现。两位来自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科学家，凯丽·雷斯勒和布里安·迪亚斯研究苯乙酮对小鼠的影响。这种化学物质具有一种特别的气味。他们将雄性小鼠暴露于苯乙酮的气味下，同时对小鼠施以少量但疼痛的电击。小鼠很快就将气味和疼痛联系起来。最后，仅仅是苯乙酮的气味就足以使其战栗。令人吃惊的是，雷斯勒和迪亚斯的实验中受训练小鼠的后代也出现了同样的恐惧特征。当苯乙酮的气味飘到它们的笼子里时，它们居然因恐惧而战栗。

⑥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同时也引出大量的问题，特别是这种遗传的机制是什么？怎么可能以如此戏剧性的形式打破中心法则？研究者发现，因训练导致害怕这种气味的小鼠的大脑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气味感知系统有关。让人费解的是，这一性状为什么会遗传给后代？这一信息怎么可能反向传给DNA？

⑦但是这个解释还有很多问题。首先，对刺激的恐惧反应是如何恰好改变了与那个刺激有关的基因的甲基化水平，特别是在精子中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一无所知。其次，假设甲基化的改变是做记号的方式，我们依然不知道这种甲基化的差异为什么或如何被解释成“害怕苯乙酮”的意思。

⑧或许周太太是对的。可能她的祖母确实经历过与蜘蛛有关的恐怖的事，而这现在被记录在她的DNA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大概是甲基化在她的DNA上产生了这个效果。他们的子女也会怀有同样的恐惧吗？这还不知道，但是研究者们正在试图弄清对苯乙酮的恐惧会在小鼠中保持多少代。我们的恐惧真的可能是来自过去的一团恐惧。

（摘编自约翰·斯皮克曼《来自过去的恐惧》）

材料二：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生物体在后天获得的生理特性是不能传给后代的，比如一个人爱吃辣， 他的后代不一定爱吃辣；一只猫失去了尾巴，它的后代一般是会有尾巴的。然而，近年来，后天获得性状的遗传理论得到了支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研究表明，无论是双环毛毛虫还是成年双环蝴蝶，如果在发育过程中或在生命早期接触到新气味，它们都会偏好新气味。研究人员还发现，暴露在外的毛毛虫和蝴蝶的后代显示出与父母相同的新偏好，即使它们自己没有暴露在外，这表明它们的父母已经将它们新获得的偏好传递给了它们的孩子。

研究者将毛毛虫和蝴蝶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很少出现的新气味中。在实验中，毛毛虫在整个发育过程中都被用玉米叶喂养，这些玉米叶通常被香蕉或芒果精华包裹。这些毛毛虫大多喜欢在暴露几天后吃含有水果精华的叶子。

研究者将年轻的雌性蝴蝶暴露在新的信息素混合物中，这种信息素由雄性产生，用来引诱雌性蝴蝶。结果表明，暴露后的雌性更喜欢具有新信息素混合物的雄性。

“这些结果意义重大，因为它们表明昆虫不仅受本能的驱使，而且可以从以往的经验中学习，并相应地调整未来的行为。他们的学习能力对他们的生存和繁殖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表示。

研究结果表明，新一代的蝴蝶对斯的食物气味或新的信息素混合物也表现出同样的偏好，尽管它们自己从未接触过这些气味。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后代继承了父母的偏好。

虽然这些学习和遗传过程被假设有助于昆虫饮食多样性的进化，以及昆虫多样化过程中的配偶选择，但这种遗传机制对进化的影响仍然是未知的。

研究者说：“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种行为传递是否能维持一代以上，因为这些仍然是进化生物学领域中最令人兴奋的问题。”

（摘编自网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城市承载着与现代人息息相关的经济业态、生活方式、文化面貌，以及对未来人类生存的多元想象。公共文化空间的创新再造，正为越来越多的城市所重视，也给越来越多城市中的人带来获得感。这是一个从物理空间到有意味之场所的营造过程。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尤其需要这样一种文化的“场域”，这样的场域构建应该成为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再造的目标。

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是将一个一般意义的物理空间上升为一个有意味的“场所”的过程。其关键在于有内容，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等等。不同尺度的物理空间在营造有意味的场所过程中，运用的方法和目标各不相同。大尺度包括区域的整体改造，新区规划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等；中尺度包括废弃的工业空间改造、广场再造、街道改造；小尺度则包括社区活动室、商业综合体的某个空间甚至某件公共艺术装置。这些不同尺度的物理空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形成集建筑的物理性基础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于一体的整体性策划与设计，其中还会包含超越空间物理功能的系统性设计的改造。换言之，这样的改造会从物态延伸到非物态。向非物态的延伸符合“公共文化”的特质，因为公共文化空间的营造，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而这样的社会属性建立在“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其软体性、系统性、传播性等特质会更加明显。这样的延伸又会与社会性设计、服务设计等产生交集。

公共文化空间的打造与业态结合，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创产业的大环境。在此过程中，如何将这一公共文化空间与产业环境充分融合，也是为空间赋能的重要手段。当下，创意产业正经历向创意经济的转变过程。“创意经济”的外延远超过“创意产业”的范围，由内而外的分析，除了与创意直接相关的工作内容外，它包括更为广泛的传统职业领域，例如常规制造业、一般商业、零售和批发业、金融咨询业等等。通过对于创意经济的全面理解和运用，可以解决很多单一面对“创意产业”时产生的困惑，也可以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定性和内容设计提供了多元综合的思路。

一个成功的公共文化空间，需要嵌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去，而不是简单地做形式美的锦上添花。最近常见艺术家和设计师介入本土菜场的改造，具体到优化买菜环境、升级买菜与当地饮食文化的对接，方便当地居民买菜的模式。例如上海的永年菜场和蒙西菜场。此外还有老旧小区的户外活动空间的改造，将老旧小区的公共活动空间与公共晾晒、城市农场等概念相结合；社区活动空间进一步升级，将几近废弃的公共厕所改造成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综合了养老医疗保健的功能和亲子活动功能，等等。这些改造不仅使原有百姓居住生活的基本功能更加合理，还可以赋予公共空间新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这样的结合使得很多的公共空间变得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姚之洁《如何让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有高级而惬意的美感》）

材料二：

当前，较大多数公共文化空间在理念、格局、服务、产品内容以及位置分布等方面体现出了规划和设计上的诸多缺陷。这些规划和设计缺陷使得整个城市的文化气质与文化氛围受损或缺失。

首先，很多公共文化空间或场馆的位置分布较为分散，难以从地理空间上融合成城市文化圈，人气凝聚力低。除一线大都市外，对于二三线甚至三四线中小城市而言，城市规模、经济实力和公众文化需求相对较弱，这就对这个层级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布局的规划和设计能力有一定考量。就中小城市而言，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单个的公益文化场馆仅靠一馆之力很难带动和吸引更多商业经营者进驻。

其次，很多公共文化空间选址存在较大问题。或许大部分城市都具有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城市用地较为紧张，地方政府更多地看中和考虑土地的商业价值而忽略甚至漠视它的文化价值，那些距离市中心、商业中心、居民小区更近的地块往往被考虑用于商业用途而非公益用途，公共文化场馆用地常被排在其他用地规划之后。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新建公益文化场馆和公共空间地理位置越来越偏远，且交通规划滞后，便捷性差，市民体验感差，不愿前往。

再次，内容单一，缺乏吸引力。活动策划缺乏创意，文化产品不够精致，对当前新样式文化活动、高品质文化项目拥有更多体验值、期待值的广大年轻市民来说，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产品都很难对他们产生吸引力。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和公共文化服务及产品对当地市民的吸引力与时尚的、新颖的、主题各异的、风格各异的、特质各异的新型文化空间相去甚远，更不用期望能如一些“网红”文化空间一样吸引异地游客慕名前往了。

（摘编自黄放《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融合发展路径》）

材料一：

所谓“比德”，就是以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来比附、象征人的道德情操。我国比较成熟的比德的自然审美观，形成于春秋时代。“比德”是儒家学说的表现，是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仁政”“礼教”的部分渗透到山水审美中来。

《论语·雍也》中写道：“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为什么乐水，仁者为什么乐山呢？孔子没有明说。宋代学者朱熹解释道：“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山，故乐山。”孔子对山水的欣赏，是从道德角度的一种欣赏。与其说他是醉心于自然山水本身，不如说他欣赏的是由眼前的山水引起的对一种道德品质的联想。自然景物的某些特点和人的道德品质的相似性，使欣赏者把它们两者联系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文人对自然的一种一脉相承的审美习惯。

“比德”说的缺点是不能引导人们专注于自然景物本身的欣赏，而是用它们来比附人的德行。然而，“比德”表明人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已经同它们的功利相脱离，与“致用”相比，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很自然地把山水审美与音乐艺术相联系。俞伯牙、钟子期是春秋时代的音乐家。《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俞伯牙把巍巍泰山和汤汤流水所唤起的情操，诉诸琴弦，钟子期心领神会，感受到高山流水的韵味。钟子期死后，俞伯牙痛失知音，“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比德”说无论对自然美的欣赏还是对艺术创作，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传统上以松柏喻坚贞，以兰竹喻清高。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江离、辟芷、申椒、菌桂、蕙，都是有名的芳草香木。萧是蒿草，艾是小草，比喻小人和草包。《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抒情长诗，它开古典浪漫主义的先河。“《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 李泽厚《美的历程》）在中国美学史中，形成了不同于儒家理性精神的屈骚传统。

不过，屈原创作中的“比德”特点说明他也接受了儒家教义。他的《橘颂》同样是著名的比德篇章。《橘颂》是中国文人写的第一首咏物诗，屈原以橘比喻志向的独立不迁。

——选编自凌继尧《美学十五讲》

材料二：

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这样定义“移情”一词：它就是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从朱光潜的阐述中不难看出，移情之物大多为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这也就与比德说的核心“自然”进行了鲜明的对比。从西方近现代诸多艺术作品之中都可看到艺术家所移之情，对自然的描绘不局限于自然客体，而是艺术家的个人想象与情感抒发。

弗里德里希是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山上十字架》 《海上月初升》中所描绘的都是孤单寂寥的风景，常用月光、拂晓、墓地等作为描绘客体将自己的内心情感赋予空荡的自然夜景，表现的是人被抛进宇宙后的孤单寂寥之感。反观这些自然景象，单独拎出月光、拂晓、墓地等，也仅仅只是自然生活中的客观事物而已，正是因为弗里德里希将自己内心的孤独寂寥之感注入所描绘客体，从而得以构成令人遐想无限的画面，这是视觉的冥想，也是内心审美之诗。

比德说所强调的是“德”，如吴镇笔下之竹体现他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顽强坚韧，由此不难看出在比德说中，所强调的表现的是令人学习赞赏的品德，是对人生意义与君子之志的不断追求。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本的思想影响了整个欧洲的艺术，所以西方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注重突出主体的意识。移情说中所表述的已经不仅仅在传达“德”了，而是将艺术家作为第一位，在内心深处唤起其对所想描绘的任何事物的移情作用，打破了客观载体之常态，通过表现其自身的任意一种情感使物我合一，引起共鸣。

比德说表现出在自然美中投射出的君子之德，移情论表达了真实的情感色彩。无论是比德说还是移情论，都是作者将自身的情感或者志向寄予他物的审美学说，二者同样重视客观自然，并且都是作者通过艺术活动指向了自己。吴镇笔下的竹表现出了刚毅性情，弗里德里希的月光表现出了人的孤独与寂寥，无论是吴镇之竹还是弗里德里希之月光，最终指向的都是自我的内心审视。如果比德说是在赏鉴君子的“人格美”，那么移情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揭示了自己的“内心真”，而在赏鉴“人格美”或是揭示“内心真”的同时，艺术家自身的心灵美也昭然若揭。这两种美学思想，都借助了自然的观照或是事物的显现，反映了深邃的人性、精神与情感，这传达的是艺术家内心深处之感，也是其自我审美情趣与作品风格的完美诠释。

——选编自顾嘉睿《论比德说与移情论》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