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文学发展阶段，“新人”都是典型形象的重要类型之一，以突出的美学价值留存在一代代读者的记忆中。当代文学只有创造出顺应历史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新人形象，才能真正发时代之先声，承担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使命。

文学意义上的“新人”是时代精神的人格化。“新人”之“新”不仅有自然时序的内涵，而且具备以社会发展史为依托的价值判断。“新人”是历史变革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和推动者，也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的担当者和引领者，代表着改变现状的实践力量，最深刻也最生动地反映出历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精神面貌。正因如此，当我们品读文学，总能在新人形象中感受历史的脚步、时代的脉搏。时代和新人是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常用新人形象标记一段岁月或一个群体：合作化运动中的“梁生宝”、改革年代中的“乔厂长”、知识分子“陆文婷”、奋斗青年“孙少平”，都是如此。

创造新人形象的过程，是文学介入时代、反映生活的过程，也是文学对社会进步发挥“实质性功能”的过程。正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文学以一个个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形象，让人们在希冀中感动，在苦难中不屈，迎着光亮勉力前行。从鲁迅、巴金、老舍到刘心武、路遥、铁凝，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完美地回答了时代问卷，和他们创造出的典型形象一起为历史所铭记。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文学其实具有一种精神性保持和流转的功能。”形象是文学的语言。文学创造新人的过程，本质上是时代精神寻找形象载体的过程。这就要求作家既从本质上、总体上把握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向，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中描摹普遍性的人类情感；又要洞悉社会肌理，深入了解分众化、行业化、碎片化的生活。不管是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海外维和官兵，还是网络工程师、天使投资人、网购配送员、职业电竞员，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创造新人形象的过程，是作家艺术灵感与生活积淀的互相激发，也是创作理念与文学技巧的互相融合。只有关注和刻画具体而生动的“这一个”，新人形象才拥有时代气息和生活质感，才能与读者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

当下文学对时代新人的塑造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从作家自身的方面看，有的心态浮躁，失去了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和耐心观察，又缺乏深入扎根生活的勇气和实践，对新生事物感到陌生隔阂，流连在浅薄地反映生活的皮相，醉心于一时的喧哗热闹；有的为了抢占题材，急于求成，故意制造话题，却致使人物扁平，缺乏真实感。这些年，网络文学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佳作频出，涌现出一系列崭新的典型人物。《海边春秋》里的刘书需、《经山海》里的吴小嵩，是改革大潮下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的新人；《寡行者》里的“仓管员”群体的城市白领，揭开了文学此前不曾深度介入的社会新领域；在一些网络小说中，也不时能看到海归精英、电竞少年等的身影。然而，与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及其文化风貌、精神气质相比，新人形象创造的空间还很大。

（摘编自胡一峰《文学如何创造新人形象》）

材料一：

儒家伦理从诞生之初就以血缘亲情作为伦理、道德的起点与基石，但“爱亲”之情是具体的、主观的，很难有“共同的情感”，如何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普遍有效的伦理原则呢？正是因为儒家伦理找到了人之为人的“基础性情感”，并以此作为“共同的情感”而唤起了人们内心的共鸣与同理心，才产生了伦理共识，而这就是“情理”的逻辑。

孔子讲孝，悌是“仁”之本，可以成为伦理的起点，这是经验的总结，因为这种情感可以培养诸多德行。《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其理由与内在的逻辑是孝，悌是子对父母、弟对兄长的态度，而表现出来的是“顺”之德。在不同的伦理关系中，子对父言孝、弟对兄言恭、妇对夫言从、臣对君言忠，本质上都是带有主从性质的“顺”。孝、悌做得好，可以自然扩展到其他行为，因为这种情感可以培养习惯性道德行为和稳定的德行。这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判断与推理，而是实践意义上本质相同的行为的不断延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也许是一种合乎常理的现象，但是这种经验性的推理有很大的局限性。特别是孔子从“入则孝，出则弟”到“泛爱众”的构想，试图通过“爱亲”的推己及人达到“爱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一定难度。

这里涉及一个情感的“普遍有效性”问题。孔子将孝、悌作为伦理的基础，但这种情感既是经验的、具体的，又是心理的、直觉的，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从而使得伦理和道德难以形成绝对的、必然的道德律令。这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具体的情感是否认同以及认同程度的问题，孔子的学生宰予对三年之丧不满，觉得一年即可，孔子也只能无奈地说，你若心“安”，那么你就不用守丧三年了。可见，在伦理道德的源头上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其后的观念更易出现分歧。二是以孝、悌这种血缘情感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石也有风险，而“爱亲”与“爱人”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过于强调“爱亲”，就会淡化“爱人”。实际上，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宗法家族社会里，更易使人的情感局限于家族之内。但如果为了克服血簿伦理的狭隘性而强调“爱人”，就如墨家的“兼爱”一样，会成为一种超出人之常情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什么样的情感既是人皆认同、又能超越血缘情感的狭隘性而成为伦理更可靠的基石呢？孟子提出了“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这种“不忍人之心”是同情、悲悯以及不可言喻的本能之爱，以这种情感作为“仁”的心理基础，大大增强了情感的普遍有效性。而将“不忍人之心”进一步具体化，即经典的“四心”说，孟子把孔子的心有“不安”发展为人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再扩展为仁、义、礼、智“四心”，以此作为人类共同的心理基础，从而把儒家伦理奠基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等普遍的道德情感之上，克服了孝、悌血缘情感的局限性，把“爱亲”之情转化为人所共有的情，从而使伦理的基础更具普遍意义和理性特征。

（摘编自徐嘉《儒家伦理的“情理”逻辑》）

材料二：

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重要文化符号的文明，“伦理型”不仅意味着以伦理为内核，也意味着以伦理为范型和规律，“伦理型”既是中国文化气质，也是中国文化气派。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从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两个维度宣告两个重大文化发现。一是“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伦理组织社会”，这是生活世界的文明气质；二是中国文化“以道德代宗教”，“伦理有宗教之用”，这是中国精神世界的文化气派。自西周维新始，中国文化便开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道路，这就是家国一体的“国——家”文明路径，进而与西方的“country（国家，侧重地理划分和疆域）”和“state（国家或地方行政区域，侧重政府）”文明分道扬镳，它对文明史做出了突出贡献，创造性转化并发展了原始社会这个人类最漫长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血缘智慧，在迄今为止的那场人类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转型中，缔造了一种具有悠远深厚的文明根源和具有坚韧文明绵延力的文明道路、文化形态。梁漱溟反复辩证，中国文化不是家族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家族本位是宗法社会的特征，“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将家庭逻辑发展为伦理规律，“以伦理组织社会”，从而生成伦理型文化的特殊气质及其一以贯之的文明传统。

中国被称为“礼义之邦”，“礼”是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以伦理为核心建构的社会秩序和文化实体；“义”是依据伦理实体的要求即所谓“敬‘礼’”而建构的道德价值，中国是“礼义”之邦，而不只是注重礼节的所谓“礼仪”之邦，礼义之邦是伦理型文化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是伦理型文化的文明形态。今天，我们实施伦理型文化战略，将助力人们践行共同的价值观，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

（摘编自樊浩《伦理道德发展的战略自觉》）

把栏杆拍遍

梁衡

①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②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

③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④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

⑤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的心情，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

⑥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⑦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永遇乐》)

⑧你看“艰辛”“辛酸”“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的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⑨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⑩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⑪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⑫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

⑬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

⑭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⑮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道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苗草。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集三百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有删改)

晋穆帝升平二年，赵之亡也，其将高昌遣使降燕，已而降晋，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慕容俊使司空阳骛讨昌于东燕。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马奔荥阳。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内太守吕护并其众，遣使来降，拜护冀州刺史。护欲引晋兵以袭邺。三月，燕太宰慕容恪将兵五万，冠军将军皇甫真将兵万人，共讨之。燕兵至野王，护婴城自守。护军将军傅颜请急攻之，以省大费。恪曰：“老贼经变多矣，观其守备，未易猝攻。顷攻黎阳，多杀精锐，卒不能拔，自取困辱。护内无蓄积，外无救援，我深沟高垒，坐而守之，休兵养士，离间其党。于我不劳而贼势日蹙，不过十旬，取之必矣，何为多杀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筑长围守之。夏四月桓温以其弟黄门郎豁督沔中七郡诸军事兼新野义城二郡太守将兵取许昌破燕将慕容尘。燕人围野王数月，吕护遣其将张兴出战，傅颜击斩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将曰：“护势穷奔突，必择虚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为之备。”乃多课橹楯，亲察行夜者。秋七月，护食尽，果夜悉精锐趋真所部，突围，不得出。太宰恪引兵击之，护众死伤殆尽，弃妻子奔荥阳。恪存抚降民，给其廩食，徙士人将帅于邺，自余各随所乐。以护参军广平梁琛为中书著作郎，冬十月，吕护复叛，奔燕，燕人赦之，以为广州刺史。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孙兴请攻洛阳，曰：“晋将陈祐弊卒千余，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从其言，遣宁南将军吕护屯河阴。温上疏请迁都洛阳，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虽并知不可，莫敢先谏。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桓温伐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