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这部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对古代中国的经济多有涉及。比如，《国富论》通过描述当时古代中国经济繁荣的景象，提出了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雏形。亚当·斯密写道：“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是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提高其制造业的生产力。”

亚当·斯密认为，“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国家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由于生活资料的价格低廉，更加有利于人口增长。“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

《国富论》不仅描述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状况，而且指出了中国古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程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在亚当·斯密看来，“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仅够购买少量稻米，技工的状况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的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但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高宦巨豪，拥有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多得多的奴仆。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

《国富论》认为，当时的中国执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经济发展。“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以及法律制度和政策，也成为长期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源于对商业社会的研究，而商业社会应该是追求物质利益，讨价还价和自由贸易的社会，因而需要通过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国富论》这部著作中，亚当·斯密谈到一些古代中国违背价格和价值规律的现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报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实际上是用市场经济原理揭示了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的特殊问题。

亚当·斯密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劳动者报酬过低，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劳动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却很少。“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古代中国的技工报酬更低：不利于制造业发展。《国富论》认为，“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数的技工和制造工人高。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术工人”。因此亚当·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的作用，以及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1年10月30日，第10版；作者欧阳峣。有删改）

看望老柴

冯骥才

对于身边的艺术界的朋友，我从不关心他们的隐私：但对于已故的艺术大师，我最关切的却是他们的私密。我知道那里埋藏着他的艺术之源，是他深刻的灵魂之所在。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有两条路。我放弃了从一条路去瞻仰普希金家族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甚至谢绝了那里为欢迎我而准备好的一些活动，是因为我要经过另一条路去到克林看望老柴。

老柴就是俄罗斯伟大的音乐家柴可夫斯基。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老柴”。

我读过英国人杰拉德·亚伯拉罕写的《柴可夫斯基传》。他说柴可夫斯基人生中最后一个居所——在克林的房子二战中被德国人炸毁。但我到了俄罗斯却听说那座房子完好如故。我就一定要去。因为柴可夫斯基生命最后的一年半住在这座房子里。在这一年半中，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资助人梅克夫人的支持，并且在感情上遭到惨重的打击。他到底是怎样生活的？是穷困潦倒、心灰意冷吗？

给人间留下无数绝妙之音的老柴，本人的人生并不幸福。他的精神超乎寻常的敏感，心情不定，心理异常，情感上似乎有些病态。他每次出国旅行，哪怕很短的时间，也会深深地陷入思乡之痛，无法自拔。他看到别人自杀，夜间自己会抱头痛哭。他几次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惧怕听一切声音，有可怕的幻觉与濒死感。当然，每一次他都是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上又奇迹般地恢复过来。

然而到了1890年9月，梅克夫人突然以自己将要破产为理由中断了老柴的年金。后来，老柴获知梅克夫人根本没有破产，而且还拒绝给老柴回信。此中的原因至今谁也不知。但老柴本人却感受到极大的伤害。他觉得往日珍贵的人间情谊都变得庸俗不堪。好像自己不过靠着一个贵妇人的恩赐活着罢了，而且人家只要不想答理他，就会断然中止。他从哪里收回这失去的尊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柴搬进了克林镇的这座房子。我对一百多年前老柴真正的状态一无所知，只能从这座故居求得回答。

这是一座带花园的两层木楼。楼梯很平缓也很宽大。老柴的工作室和卧室都在楼上。一走进去，就被一种静谧、优雅、舒适的气氛所笼罩。老柴已经走了一百多年，室内的一切几乎没有人动过。

工作室的中央摆着一架德国人在彼得堡制造的黑色的“白伊克尔”牌钢琴。一边是书桌，桌上的文房器具并不规整，好像等待老柴回来自己再收拾一番。高顶的礼帽、白皮手套、出国时提在手中的旅行箱、外衣等，有的挂在衣架上，有的搭在椅背上，有的撂在墙角，都很生活化。老柴喜欢抽烟斗，他的一位善于雕刻的男佣给他刻了很多烟斗，摆在房子的各个地方，随时都可以拿起来抽。书柜里有许多格林卡的作品和莫扎特的全集，这两位前辈音乐家是他的偶像。书柜里的叔本华、斯宾诺莎的著作都是他经常读的。精神过敏的老柴在思维上却有着严谨与认真的一面。他在读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时，几乎每一页都有批注。

老柴身高一米七二，所以他的床很小。他那双摆在床前的睡鞋很像中国的出品，绿色的绸面上绣着一双彩色小鸟。他每天清晨在楼上的小餐室里吃早点、看报纸，午餐在楼下，晚餐还在楼上，但只吃些小点心。小餐室位于工作室的东边，只有三米见方，三面有窗，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照在屋中。现在，餐桌上摆着一台录音机，轻轻地播放着一首钢琴曲。这首曲子正是1893年他在这座房里写的。这叫我们生动地感受到老柴的灵魂依然在这个空间里。

在略带伤感的音乐中，我看着他挂满四壁的照片。这些照片是老柴亲手挂在这里的。这之中，有演出他各种作品的音乐会，有他的老师鲁宾斯基，以及他一生最亲密的伙伴——家人、父母、姐妹和弟弟，还有他最宠爱的外甥瓦洛佳。这些照片构成了他最珍爱的生活。他多么向往人生的美好与温馨！然而，如果我们去想一想此时的老柴，他破碎的人生，情感的挫折、生活的困窘，我们绝不会相信居住在这里的老柴的灵魂是安宁的！去听吧，老柴最后一部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正是在这里写成的。它的标题叫《悲怆》！那些又甜又苦的旋律，带着泪水的微笑，无边的绝境和无声的轰鸣！它才是真正的此时此地的老柴！

老柴的房子矮，窗子也矮，夕照在贴近地平线之时，把它最后的余晖射进窗来。屋内的事物一些变成黑影，一些金红夺目。我已经看不清它们到底是些什么了，只觉得在音乐的流动里，这些黑块与亮块来回转换。它们给我以感染与启发。忽然，我想到一句话：“艺术家就像上帝那样，把个人的苦难变成世界的光明。”我真想把这句话写在老柴的碑前。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