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防疫与疫苗

中国古代习惯将疾病称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传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传染病，这种分法符合现代医学的观点。相比而言，“疫”比“疾”更可怕，它每次大规模发生都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灾难。

在与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有限度的主动感染方式，使人体对某种传染病产生特异性免疫功能，从而避免疫病的发生。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提出“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他将这种方法称为“以类治之”，通俗一点说也就是以毒攻毒，这种治疗思想在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就有阐述《黄帝内经》认为治病要用“毒”药，没有“毒”性的药治不好病。

虽然古代的人们对疫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难以从机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学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观仍然具有朴素的科学道理。这是因为，在人的身体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归结为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得到“获得性免疫”，它虽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但通过感染某种病原体或接种该病原体的疫苗可以产生针对该种疫病的抗体，从而达到免疫的效果。

法于“以毒攻毒”的免疫观，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该书主要记述了各种急性病症及某些慢性病急性发作的治疗方法，对天花、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蟠等的描述都属首创。

《肘后方》载有“治卒有狗犬凡所咬毒方”，也就是狂犬病的治疗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种方法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了不患上某种同样的疫病，人们用捣碎、研磨等物理办法把发病个体的组织、脏器等制成“药物”，其作用相当于原始疫苗。

这种办法虽然原始，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最早制造出现代意义上狂犬病疫苗的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九世纪末制备狂犬病疫苗时发现，在感染该病毒动物的脑组织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于是设法将其接种到家兔的脑中，经过处理后制备出了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的各类传染病中，天花是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病。为了应对肆虐的天花，人们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天花作为烈性传染疾病，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方法。中国古代医学有“以毒攻毒”的传统，也有在狂犬病、伤寒病等方面用类似注射疫苗的方法进行治疗的实践。针对天花，人们逐渐探索出了接种“人痘”来阻止其传染的手段。所谓“人痘”，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为材料，主动地让未感染的人接触这种毒素，以达到产生天花病毒抗体的目的。

“人痘”接种法很早就在中国开始了应用，清代医学著作《牛痘新书》认为：自唐开元间，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在孙思邈《千金要方》中也记载了“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数之”这样的治疗方法。不过，由于相关记载较为简略，所以也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法诞生于宋朝。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当地的医师们用“人痘”接种法进行防疫，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将“人痘”接种法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的标志。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在《哲学通讯》中专门称赞过中国人的这种伟大创造：“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摘编自陈忠海《古代的防疫与疫药》）

材料一：

从一朵晶莹、素洁的雪花开始，从一声纯净、温暖的童声开始，从一株昂扬、葱绿的春芽开始，2022年北京冬奥会来到了我们身边。北京冬奥的背后，凝结着无数参与者的心血汗水。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北京冬奥记录着、见证着、歌哭着，她就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冬奥》（（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作者孙晶岩。

孙晶岩从2017年中国申办冬奥成功开始，历时5年，走访国内外多个城市，面对面采访200余位与冬奥会相关的各界人士，全景记录了北京冬奥会从酝酿、申办到筹备这一充满曲折与挑战的历程。作品通过丰富真实的事例和人物，立体、生动地书写了京冀两地三大冬奥赛区的建设奇迹，更呈现出新时代的中国续写奥运辉煌的决心与实力，读来荡气回肠。

孙晶岩坚持“报告文学要有宏大视野”的创作理念。她创作《中国冬奥》的初衷和记录冬奥筹备历程的重点，是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有活力、有实力的中国形象，是希望能真实记录冰雪运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正是作者的家国情怀，使整部作品呈现出文学反映时代重大进程的及时性和前瞻性。通过这本书，我们能感受到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有中国国力的支撑、有冰雪产业的发展、有与世界的融合。

从这部《中国冬奥》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理念的躬身实践。孙晶岩说：“报告文学是行走的艺术，一定要用脚板子跑出来，要讲究文学性，刻画主人公的精气神，弘扬真善美。”为创作这部作品，她在大雪纷飞的冬天，凌晨5点就起床赶往建设工地采访；在零下20摄氏度的夜间，与张家口赛区的建设者们一起感受壮观的雪场造雪；坐着绿皮火车，穿过漫长一夜去冰雪基地采访，见到艰苦简陋的训练环境，为教练员、运动员的精神感动落泪。她寒来暑往、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到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跟踪场馆建设进展，前往黑龙江、吉林等冰雪运动强省探寻中国冰雪运动的拼搏之路……目力所及，是与冬奥相关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孙晶岩坚持一种“心心相印的采访”，在面对采访对象和写作时，她试图“进入心灵、走入审美”，相信“只有笔端常带感情，才能写出动人的文字”。也许正是这样的创作信念和行动，使她的作品扎实深刻、朴实动人。

“雪里已知春信至。”一场盛大的冰雪赛事折射着中国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国冬奥》以文学的真诚与情意，为北京冬奥会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摘编自孔令燕书评《雪里已知春信至》）

材料二：

记者：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心情如何？

李剑叶：很激动也很荣幸，能举着自己设计的奥运火炬传递奥运圣火，内心无比荣耀。

记者：作为北京冬奥会“飞扬”火炬的外观设计师，奥运火炬在您心中代表着什么？

李剑叶：奥运火炬最原始的含义是传递光明、希望与和平。每次奥运火炬的设计，大家都会特别关注，因为它代表着这届奥运会的举办国家和城市所要传递的信息和展现的形象。

记者：经历过整个设计过程后，是一种什么感受？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设计过程的话，你会如何形容？

李剑叶：这是挺难的一个问题，因为设计过程有太多大大小小的故事和插曲，整个设计过程很难，但是我更多想到的是“浪漫”这个词。

记者：浪漫？为什么？

李剑叶：当时我们决定做火炬设计的时候，第一个闪现在脑海中的画面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开场，一面红旗慢慢飘扬入画，有一种中国的历史厚重感，同时也孕育着一种力量。它还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一种自我突破的意境。

记者：这是否如同谈了一场“浪漫的恋爱”？

李剑叶：是的，恋爱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样子，从一开始可能不认识，然后慢慢去熟悉它，跟它产生一些互动和交流。同时也会有比较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奥组委对我们的方案不满意，这个过程也非常痛苦，感觉要分手，马上会失恋了。

记者：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得知您的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时，您的心情又是如何？

李剑叶：当时整个设计团队在开总结会，在会上我接到一个消息说“花卷出锅了”，当时就有点潸然泪下的感觉，但是因为设计团队成员都在，所以我强忍住了，其实眼泪已经溢出眼眶了。

记者：这是否如同经过恋爱过程后，在求婚时听到“我愿意”一样的感受？

李剑叶：对，但是我觉得当时只是求婚成功，证还没领。整个设计团队兴奋之后，立刻投入新的工作中，就是要将我们的设计稿做成实物。无论怎样，与奥运火炬从“相识”到“求婚”成功总是一件令整个团队都高兴的事。

记者：最终的“飞扬”火炬和此前第一稿有很大区别，“飞扬”火炬设计成中空是什么样的灵感激发的？

李剑叶：第一稿提交之后，奥组委并不满意，随后我们陷入了创意困境，中途甚至想过把糖葫芦作为符号元素设计到火炬中去。这个过程比较痛苦，很多时候是在不断围绕一个圆心画圈，你有感觉就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很难直接走到圆心。

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会议室桌上绿植的一片干枯树叶掉下来，给了我们灵感。那片树叶呈现出一种螺旋中空的形态。

我们观察到这片叶子的旋转是有加速度的，这种生命力让人找到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某种连接，就是人生不止直线，而是曲线前进，且有快有慢，这也激发了我们的灵感。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四个字“道法自然”，自然能够给你不一样且新鲜的启发和灵感。

记者：在设计2022年冬奥火炬的时候，如何打破大家固有的奥运烙印去寻求更多的创新？

李剑叶：设计火炬本身是一个命题作文，这个命题作文在人类历史上被反复重写。奥运火炬的关注度很高，在设计过程中要出新，但又不能怪，因此设计过程确实有难度。

2008年的火炬通过卷轴体现造纸术，同时又用了“祥云”元素，某种程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回顾。我们在设计2022年北京冬奥“飞扬”火炬的时候，通过“祥云”图案渐变到“雪花”图案的设计，再把环保、绿色等元素放到里面，充实未来感，所以我想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设计。

记者：如果分别用一个词语去形容“祥云”火炬和“飞扬”火炬，您会用哪两个词语去形容它？

李剑叶：祥云火炬应该用“平和”来形容，而飞扬火炬是“激情”。

记者：您觉得“飞扬”火炬代表什么？

李剑叶：我觉得“飞扬”火炬一方面代表着一个中国设计，另一方面是中国和世界的一次对话，它传递了我们中国人面向未来的态度和激情，对于未来美好的一些想象。同时它展示了一个特别有活力的国家和一群特别有活力的人。

（摘编自中新网记者对李剑叶的专访）

征和四年夏六月丁巳，（汉武帝）以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数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然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先是，搜栗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护，益种五谷。张掖、酒泉骑假司马为斥候，募民壮建敢徙者诣田所，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降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著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此五伯所弗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岂得行其计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由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摘编自《通鉴纪事本末·武帝伐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