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到1921年这六年是风云激荡的大时代，究竟什么路径才是救亡图存之道？究竟什么思想才能富国强兵？究竟什么主义才能复兴民族？

《觉醒年代》全剧直面历史追问，巧妙地将镜头对准大时代背景下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北大兼容并蓄的思想作风折射了当时社会精英们不同的救亡路径，让马克思主义“自洽”地战胜落后思想，凸显了先进思想逻辑上的合理性。

20世纪前叶的北京大学新旧思想激荡，以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为代表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成为新文化运动值得尊敬的对手。但剧中并没有将保守派知识分子刻画成一群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负面形象，反而从史实出发，刻画出一群学养、才情堪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匹敌的“传统”知识分子群像。特别是辜鸿铭在北大开“论中国人的精神”讲座的演讲、林纾与鲁迅的隔空笔战，均光明磊落，不失书生本色。可以说，《觉醒年代》巧妙地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文化、政治等层面的新旧之争，浓缩进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之中，一幕幕话语交锋的场面让蛰伏在时间长河深处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大时代的精神图谱在北京大学得以展现。

《觉醒年代》多线并进的叙事模式，将保皇派的复辟路线、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社实验乃至陈独秀、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探索一一呈现出来。在描写诸派斗争之余，亦可瞥见当时一众精英人物为旧中国谋出路的种种探索。如“反派”张丰载赫然提出“袁世凯复辟才是救国之策、富强之本”的观点。这固然是新青年觉醒之路上的绊脚石，但也代表了当时一派的救亡思路；而以陈延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实验团体互助社的成立与失败，则以一种亲历式的探索为黑暗中前行的国人进行了一次有益的“碰壁”，具有相当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新文化运动到张勋复辟帝制，再到“五四运动”，北京大学这一“小社会”的命运始终牵连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觉醒年代》将历史定格在北大，无疑是选择了一个最具解剖价值的历史切片。剧中的毛泽东来到北大，与李大钊、陈独秀的碰面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些史实几乎都在北京大学发生，《觉醒年代》在进步学生与保守官僚两派势力针锋相对的角力、互动中构筑风云变幻的旧世界图景，并呈现大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徐宁《基于受众意识的创作导向与审美追求——从<觉醒年代>看主旋律剧集创新叙事策略》）

材料二：

《觉醒年代》全剧深入表现风云激荡中的个体人物，以对个体人物生命、情感状态的描绘和个体冲突的展现，试图改变以往同类作品中以群体冲突和时代冲突为主的宏大叙事。如《觉醒年代》重点表现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个体人物，对他们的刻画也并未在一开始就立足于“党的主要创始人”这个宏大的角度，而是一切从个体出发来进行展现的。特别是陈独秀这一人物，他一出场便是在日本衣衫褴褛地偷吃留学生们的饭，一边吃饭还一边喊着“这样的国无可救药”的狂言；剧中还表现他和儿子的矛盾、和友人们的分歧、蔡元培对其“三顾茅庐”的邀请以及他和辜鸿铭等旧派文人的争辩等。这些情节都力图摆脱因过分宏大所导致的概念化束缚，通过对人物个体性的展现来获取人性的丰富性和叙事的鲜活性，完成了创新的历史叙述和深刻的历史表达，继而引发共鸣。

由于人物表现的鲜活性与个体性，在总体历史真实的限定下，剧中对历史人物的呈现不再拘泥于概念性的历史本身，而是让人物散发着人性的魅力，如将李大钊对妻子的情感、对家庭的责任、对学生和长辛店工友们的关爱等，生动且具体可感地呈现于观众面前，具有较强的观赏价值。另一方面，这样的个体性表现，也赋予了这些历史人物以新的认知价值。剧中对陈独秀的个体性表现，让观众看到了他在传统历史评述之外的更多、更复杂的其他层面，对这一人物有了全新的认知。剧中对蔡元培、胡适等人也进行了较为立体的呈现，他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个人情感上趋同于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但在政治立场上与李、陈等人又有着较大的分歧。这样的个体性叙事，让观众对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产生了新的认知。同时，也因为这种新而产生了不同于常规认知的观赏价值。

《觉醒年代》在获得观赏价值的同时，亦以对影像的追求获得了艺术创新性。由于播放媒介所限，电视剧艺术不能与电影艺术的视听冲击媲美，但同样是视听艺术的电视剧也一直没有放弃“电影化”的影像追求。剧中更是多处使用有节奏和韵律的蒙太奇剪辑来进行视听叙事。其中毛泽东第一次出场的情节便颇具代表性。这段影像时间虽短，但十几个镜头交替出现：瓢泼大雨倾注而下，小商贩在街边冒雨叫卖，孩子头上插草，老妇拦车卖孩子，流浪汉衣衫褴褛地乞讨，军阀骑着马冲击百姓，富家公子在车内吃着汉堡悠然地看街景等，而唯有毛泽东，抱着刚出版的《新青年》逆街行走，街上一沟污浊的雨水被他一脚踏开。这组镜头将当时长沙乃至整个中国的真实状态细致地呈现出来，以视听艺术特有的表现力实现了简洁而有力的叙事。

《觉醒年代》以“觉醒”为主题，深刻挖掘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必然。在具体表达上，该剧获得了新的认知价值和观赏价值，对主旋律题材作品的创作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赵卫防《<觉醒年代>：思辨与观赏的逾越》）

马先生钧，宇德衡，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人不知其为巧也。

为博士，居贫，旧绫机丧功费日，先生患而易之。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者，犹自然之成形，阴阳之无穷。

先生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钧，字德衡，钧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主轻重，轻重无准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虚争空言，不如试之易效也。”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从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师，都城内有地可以为园，患无水以溉。先生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百倍于常。

其后有人上百戏之偶者，能设而不能动也。帝冀能动之且益其巧，钧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其形若轮，平地施之，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至令木人击鼓、吹箫，跳丸、掷剑……舂磨、斗鸡，变巧百端。

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发石车，石不能连属而至。乃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以断悬石，飞击敌城，首尾电至。

有裴子者，上国之士也，精通见理，闲而哂之。乃难先生，先生口屈不能对，裴子自以为难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谓裴子曰：“子所长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马氏所长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长击彼所短则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难彼所长则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者，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难之不已，其相击刺，必已远矣。心乖于内，口屈于外，此马氏之所以不对也。”

傅子见安乡侯，言及裴子之论，安乡侯又与裴子同。傅子说其试之，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试也。又马氏之巧名已定，此既易试之事，犹忽而不察，况幽深之才，无名之璞乎？后之君子，其鉴之哉！

裴子者，裴秀。安乡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

（选自魏晋傅玄《马钧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