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文体，故事性、娱乐性乃至抒情性是其作为“纯文学”的本质特征。然而，中国古代小说批评领域却存在着显著的“非文学化”倾向。最早将小说视为一种文体并对其加以评论的是东汉的班固，班固强调小说与子部诸家一样重在说理而非叙事，显然是将小说纳入了传统知识范畴，并未关注文学性。与班固同时代的桓谭也同样强调小说以说理为宗，而非以叙事见长。他们都强调小说的实用价值，二者小说批评的“非文学化”倾向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然而，唐人魏徵等所撰的《隋书·经籍志》仍将小说置于子部，与儒、道并列，强调其“可以兴化致治”的政教功能，对志怪尤其传奇小说的文学性视而不见。直至宋代，正统文人仍未将小说视为“纯文学”。

明清时期，小说创作高度繁荣，但小说批评中的“非文学化”倾向更明显。明人瞿佑的《剪灯新话》因“风情丽逸”而致“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该小说集在韩、日等东亚文化圈深受欢迎，可它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被官方明令禁毁的小说，这在本质上是对其文学性的否定。此外，作为国家总书目的《四库全书总目》沿袭传统，仍把小说放在子部，依旧强调小说的教化及学术功能。纪昀尤其反对小说的虚构艺术，并因此批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所叙故事凭空无据。

古代小说批评的“非文学化”倾向在一些私人书目中也有所体现，明人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了一些章回及话本小说，实际上是将白话小说置于子部。清人赵翼将小说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还是将小说置于传统知识谱系。及至晚清，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将“小说”单列为二类而与“文学”并列、表明他并未将小说视为“文学”，亦将政教功能视为小说之首要任务，对其文学性置之不理。

即便到了近代，梁启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仍遵循“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将小说视为启发民智的工具，其功利性小说观与文学的审美价值背道而驰。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将革新“道德”“宗教”“政治”“人格”的任务赋予小说，过分强调小说的实用性。晚近“西学东渐”之风并未彻底改变国人的传统小说观。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非文学化”倾向可谓源远流长。究其根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数小说批评家乃至小说家在道统文学观的支配下，从未将小说视为“纯文学”，反而过分强调其经世致用功能，否定其娱乐性、故事性或抒情性等审美特征。

（摘编自陈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非文学化”倾向》）

材料二：

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不仅演义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还展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史，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中国精神史和中国文明史的一部分，是绵延不断的文化血脉。

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写照与反映。明清时期官方一般奉诗文为文学正统，而小说则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尽管当时小说面临着官方屡加禁毁等尴尬的生存环境，但由于其关心的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热点问题，有较好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基础，其创作与传播才得以延续和繁荣。

中国古代产生了很多小说，但目前能够进入人们视野、进入小说史的还比较有限。在一些名著之外，相当数量的作品没有人关注和研究，很多文言小说都只是陈列在图书馆里，在有关的小说书目里也看不到。小说研究者要在前人基础上扩大视野，尽可能全面地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汇编整理，更好地展现其整体面貌。当然，在比较的基础上对小说的优劣进行鉴别也是必要的。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如何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来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成为关注的焦点。创新蕴含于开拓当中，我们需要开拓研究领域。比如把小说与中国古代史联系起来，打破不同领域之间的藩篱进行综合、交叉研究。这样的方式可以有很多，比如小说和伦理、小说和绘画等。

西学进入中国之后，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同时小说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小说观念下建立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赋予了传奇（传奇性传记）较高的地位。这种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忽视了小说、传记原是不同部类书籍的事实以及二者在性质和体式上的差异。回到古代对传记、小说的观念和认识上，重新看待古代的小说、传记以及传奇，探求它们各自的演变历史和交互关系，也是今后值得拓展的研究方向。

（摘编自王广禄《拓展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路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司马迁发愤

郭沫若

汉武帝天汉四年正月，司马迁正在书房埋头写《史记》最后一篇《自叙传》，他的外孙杨恽匍着进来向他报告：“任少卿先生来了。”

司马迁把头抬了起来，脸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妇人。他答道：“把他引进来罢。”连声音也和妇人相仿佛。

杨恽引了一位中等身材的胖子来，有几根稀疏的胡须在嘴边画成八字。

“少卿几时进京的？”

“刚到，还没息脚就跑来看你。你的胡子呢，子长？”

“胡子吗？唉……”司马迁含糊着说。

“你坐下之后再慢慢讲啦。”

原来司马迁在天汉二年的夏天，因为李陵的老母为李陵的兵败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诛戮，他在汉武帝面前多说了几句，触犯了皇帝而被投在天牢，第二年的正月受了宫刑。

但在那年的三月，汉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禅，需要有长于文笔的人做他的宣传工具，司马迁便被拜为“中书令”，这在当时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荣耀的职分。

在他下狱受刑的当时深怕受了连累，就像忌避瘟病一样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来的一些亲戚故旧，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来加倍地巴结起来。那些反掌炎凉的亲戚故旧的态度使他愤慨着不可救药的人性的卑鄙。

任少卿向司马迁叩了一个头说：“我们的中书令大人，我诚心诚意地向你恭贺。”“去年正月我进京的时候，老兄还受着委屈，我们无从见面。仅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司马迁的愤慨又被任少卿激发了起来。去年他进京时自己在狱里受刑，诚然没有缘分见面，然而家中的儿女是没有得到他的光顾的。

“少卿，”司马迁说，“你假如和我还有点友谊，希望你莫提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宫刑做了中书令，你以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吗？哼，真是自古以来所未曾有的知遇啦！”

少卿连忙摇着头说：“老兄，我看，你，你这样的话……唉，‘君子无易犹言，耳属于垣’^【注】啦！”

“哼，”司马迁笑着说，“少卿，我这两年来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只是我有一件挂心的事，便是我所写的这一部《史记》。如今最后一篇的《自叙传》都已写了一半了。”

司马迁说着在稿卷堆中取了一卷出来展开。

“你看，一共是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我这部书寓《春秋》的褒贬之意，而比《春秋》详明。有权势的人能够在我的肉体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够腐化我的精神上的产品。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这儿。”

“是。”少卿连连地点着头，但在那头的上下动中分明有些左右动。

“这《游侠列传》和《货殖列传》是我最近的快心之作。”司马迁说，“假使我有钱，假使我的朋友中有得一两个人是朱家郭解，我哪里会至于受宫刑！？哼，我就是专意为要完成我这部书，在我这部书未完成之前，我是什么耻辱都可以忍受的。这是我心坎中最深处的话，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敢告诉你。”

任少卿唯唯诺诺地听着，又像在点头，又像在摇头。听到说朋友中没有一两个朱家郭解，觉得自己的脸皮微微地烘热了一下；但最后又听到司马迁仍称他为“朋友”，这才略略地放了心，他于是乎也就加意地呈出了一番“朋友”样的面孔。

“子长，有一件事情你是应该提防的，便是秦始皇焚书。”

“多谢关心，”司马迁回答他，“这我早已预防，我每写定一卷便要抄成副本。我的正稿都经装进了石匣，另藏别处。假如我的书将来传播了出去，那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副本，就有一个秦始皇也不能把我怎样啦。”

“是，”任少卿又连连地点起头来，“你很周到。我改天也很想来抄一部副本带到益州去。益州虽然偏僻，大有贵本家司马相如的遗风。”

“你在益州是很幸福的，益州的风物是天下之冠啦。”

少卿说：“总不过是穷乡僻境。其实照我自己的兴趣说来，与其在益州做皇帝，我宁在首都做宦官啦……”

一说出“宦官”两个字，他赶快向司马迁赔起罪来。

司马迁老不高兴了，率性下起来了逐客令来。

“少卿，假如你另外没有什么要紧话，我要请你原谅，我现在是要赶着做文章啦。”

“是，”少卿连忙回答着，“现刻我也还要去拜望贰师将军。”

两人走出房门，不一会司马迁回到书房，把刚才写的原稿的末尾几句念了一遍。

……七年，而太史令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念到这儿，他赶快把笔提了起来，趁着自己的愤慨的余势，写出了下面的几句：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写到这里，他把左手伸到嘴上向下抹了一抹。这是他往年有胡子时的习惯，文章做到得意处，总不知不觉地要理理胡子。然而他的左手往下一抹，却是抹了一个空。

司马迁愤愤地“哼！”了一声，一口气，便把他那篇《自叙传》写到了底。

1936年4月26日

（有删改）

【注】出自《诗经·小雅·小弁》，作为君子不要认为是话就可以随便说，要防隔墙有耳贴在墙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