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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以完整的体例成为正史之祖，开创了史书纪传体的先河，并且以其在人物描写上所达到的水平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是陆机在《文赋》里总结的写作经验。传记文学中写人物的对话也是如此。画龙点睛，整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刻画出来了。《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在《陈涉世家》，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画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如开头写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些细节看来似乎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无甚关系，但仔细一想，它们却富于代表性，具有典型的意义。

在一篇以人物描写为主的文章当中，正面描写是绝对的重头戏，但仅有正面描写还远远不够，侧面描写的烘托再加上特写的浓墨重彩的渲染，才能塑造出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来。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魁梧伟岸，勇猛无敌。文中不仅正面描写了他“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还多次从侧面对项羽的孔武有力作了衬托。一句“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便从侧面写出了少年项羽的勇武，吴中子弟皆尚武强力，能为诸多少年英雄所“惮”，可见项羽的非同一般。司马迁对项羽有过肖像描写，与肖像描写相近的是人物的特写镜头，前者偏重于静态描写，后者则是动态的。在“霸王别姬”这段文字中，听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慷慨悲歌，道尽胸中无限失意。

对比映衬，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刻画人物的重要表现手法之一。《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读了这样的文字，读者禁不住要为李广唏嘘叹息，而对当时压抑人才的社会不觉扼腕而切齿了。

人的本性只有在诸如患难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才能毫无保留，表现得透彻，表现得淋漓尽致。《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智勇兼备的爱国形象。

在安排材料上，司马迁写《史记》采用了“互见法”。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要突出的是项羽的豪爽直率、英勇无敌、才气过人，对于他的一些缺点和过失，或做了淡化处理，或掠过不提，但却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刘邦数项羽十大罪状的描写，详细地记述了那十条罪状，而同样的情节，在《项羽本纪》中只用“汉王数之”四个字一笔带过，因为这一段是为表现刘邦善于玩弄政治，放在《高祖本纪》中最为合适，而并不是为了表现项羽，这样的有详有略，互为补充，既突出了项羽的个性，又保持了他性格的完整。

（摘编自《〈史记〉中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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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当看到这些地名，我们或许会立刻发现，它们都“扮演”过都城的角色。所谓“都城”，即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所在地，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更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与缩影，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因此，都城的选址、整体布局和具体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关理念、方法也在不断更新完善。

古代都城在进行选址时，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以寻求最佳的定都位置。河流能为人、家养动物以及农业灌溉提供充足水源，并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故早期人类文明多起源于河流附近。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河流还能为工业提供原料与动力，同时也是人员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

天文学在中国起源很早，逐步形成了以天象观测和历法为中心的严密理论体系。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都城的空间布局往往仿照天象。秦咸阳城将渭河比作银河，咸阳宫象征天极，以其为中心，各宫殿环列周围，成拱卫之势，这种做法也同时凸显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中轴线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的一大特色。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夏商周时期都城的局部或单体建筑上，就已形成了不同程度的中轴线布局。西汉至北魏，中轴线布局逐渐规整，中轴线也更接近城市中心。到隋唐时期，极其严整的中轴对称布局为后代都城的布局树立了典范，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

《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即都城九里见方，每边开三门，有东西、南北走向大道各九条，可供九车并行。宫殿的左边是宗庙，右侧为社稷，前部为朝政之所，后部为市场。虽然由于实用性等原因，没有一座都城完全按此模式建设，但这一先秦时期的“理想化”布局却依然影响了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都城的规则建设，其中“左祖右社”的都城布局理念更是为汉及之后历代所严格遵守。

都城最早只是宫城性质的城市，“筑城以卫君”——统治阶层居于城内，百姓居于城外。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和管理职能的扩展，才逐渐开始在宫城外修建外城，之后又在外城和宫城间修建皇城，以容纳都城里的人口和各类建筑设施。作为都城的核心，宫城多处于地势较高处，以把控制高点，既提升安全度，也能产生高高在上、君临天下之感。处理朝政的“外朝”一般位于宫城南北中轴线南端，供皇室起居的“内廷”位北。

城墙作为重要的防御措施和都城内各区域的分界线，为了使人难以翻越，除了追求高度外，还会与地面形成较大坡度甚至完全垂直。为加强防御，一些城墙有不少凸出的“马面”，可提供更大射界，消除守城死角。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马面”位于陕西石峁遗址，距今约4000年。

城门，从汉长安城起，外城一般四面各开3门，共12门；宫城一般四面各开1门。宫城、皇城、外城均有规模大于其他城门的正门，多向南开，有3或5个门道。南北朝及以后，一般宫城正门在所有城门中规模最大，以凸显宫城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周至魏晋前，城市居民一直居住在四面设墙的“里”中，实行封闭式严格管理。市场位置固定，与“里”相互独立，定时开闭。北魏洛阳城规划了320个坊以安置居民，唐长安城也采用了里坊制。到唐中后期，里坊制日渐松动，部分管理制度名存实亡。魏晋起，都城市场数量逐步增多，且多位于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区域，商人也开始在附近聚居。盛唐起，原有的市场管理制度受到冲击，出现了夜市，在坊内或者穿坊墙设店的行为屡禁不止。到后周、北朱时，由大小道路形成的“街巷”逐步取代里坊。随着商业的发展，除综合性市场外，街巷两侧涌现出大量店铺，还出现了大量专卖某种货物的专业街市。

（摘编自朱子墨《“天下之中”的建与设》）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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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露在金陵

王彬

燕子矶是个小镇。矶，就在小镇的边缘。虽然称为公园，却并无多少公园气息，也不收门票，在我看来，不过是郊野中的一片绿地而已。

御碑立于矶顶，一方浅灰色的大理石，呆头笨脑地挤在一只四角微举的小亭子里。御碑雕镌的云龙蔓草已然漫汗，只有乾隆手书的“燕子矶”依然凝重丰硕，填满了松绿颜色，显露出几分天子气象。碑的阴面还刻有他吟哦的一首诗：

当年闻说绕江澜，撼地洪涛足下看。

却喜涨沙成绿野，烟村耕凿久相安。

乾隆还有一首登燕子矶的诗：“插江当日此雄矶，振翼翩跹俨若飞。此际涨沙成沃土，春来惟见麦菲菲。”虽然贵为“惟以一人治天下”，却也遮掩不住艺术的贫乏，唯一的价值在于透泄了一点地理的迁延与变化。乾隆之前，大江逼临矶下而惊涛卷雪，到乾隆“御览”之时，江水退缩，只见到沙的淤积。哪里想到两百年以后的今天，大江又改回了故道呢。

燕子矶这个地方很怪，临江皆壁，石隙里挤满了凌乱的树木，有的已然绽出米色的花苞了。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就是从这里登陆而兵临南京城下。明末史可法奉诏勤王，为马士英所扼，痛哭还师，不遑见母，而有燕子矶口占：“来家不见母，咫尺犹千里。矶头洒清泪，滴滴沉江底。”沉郁苍凉极了。黄裳先生在一则散文中，将北京前门的箭楼比喻为亘古不飞的燕子，我觉得，将这个比喻移置于燕子矶也是适宜的，这下面埋藏有多少令人心碎而又血沸的历史啊！

扫叶楼颇怪，明明是龚半亩的故居，却镶嵌着一块光绪年间的敕建石额。龚半亩，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山水画家，居于金陵八家之冠。隐居南京以后，在清凉山麓置地半亩，因此又号半面居人，时称龚半亩。他是明清之际伯夷、叔齐一流的人物，他的居处怎么会当得“敕建”呢？扫叶楼如今辟为龚半亩故居陈列室，虽然还保持着古朴的格局，却修饰一新，且新得发亮，新得与龚半亩联不到一起而使人生疑。

扫叶楼有一幅粪半亩僧服扫叶的肖像画，笔触虽然并不高明，却表现了他的某种心态。还有，八十叟林散之的手书：“满山落叶无根柏，胜国遗民白发僧。”这是一副，再一副：“一迳风花扫落叶，六朝山色摊重楼。”前一副为晚清陈延霖先生撰对，后一副则摘自龚半亩自己的诗，恰如其分地点明了他的漂泊身世与精神世界。我以为，无根柏犹如郑思肖的无土兰花，家国亡沦了，哪里是可以依赖的地方呢？白发僧无非是明末遗民的无奈出路。

他在《燕子矶怀古》中吟哦：

断碣残碑谁勒铭，六朝还见草青青。

天高风急雁归塞，江迥月明人依亭。

慨昔复亡城已没，到今荒僻路难经。

春衣湿尽伤心泪，赢得渔歌一曲听。

还有一首五律也是读之令人萦怀不已：

登眺伤心处，台城与石城。雄关迷虎踞，破寺入鸡鸣。

一夕金笳引，无边秋草生。橐驼尔何物，一入汉家营。

这首诗的颈联既用典又引述了两个古老的地名。在清凉山侧的钵山之前，有乌龙潭，相传晋时有乌龙出现，唐人颜真卿把这里作为放生之处。其东有武侯驻马处，诸葛亮曾在这里与孙权讨论建业形势，有“钟山龙盘，石城虎踞一语”。“石头城上翠孱颜，虎踞龙盘在此间。”毛泽东的“虎踞龙盘今胜昔”也出于此典。在清凉山的东南角下，还有两个古老地名：龙蟠里、虎踞关。龙蟠里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大屋顶建筑，飞檐红柱，是清人袁枚随园的一角——此翁曾厚着脸皮说，曹雪芹的大观园即“余之随园”。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也曾光顾此地，现在是南京图书馆的古籍书库。至于“破寺入鸡鸣”则引用了梁武帝典。破寺即鸡鸣寺，位于玄武湖南岸之鸡笼山。大概，在龚半亩的时代已然相当残破了。

龚半亩的晚境颇为凄凉，他以润笔和课徒为生，曾受到向他索画的豪横之人的欺凌。他与《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倾盖如故，后事也终为其所料理。

听说，扫叶楼还悬有一副对联，“老不白头因水好，冬犹赤脚为师高。”在还阳井，我向两个南京的大学生打听清凉寺，他们说，崇正书院即是。但是，看过路边的说明牌，我才知道这两个学生完全弄错了，还阳井就在清凉寺里面。相传清凉寺的老僧，终生饮用这口井里的水，而须发至老不白，故而扫叶楼悬有“老不白头因水好”的对联。还阳井开凿于南唐李璟的保大三年，即公元945年，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光阴了。清凉寺建于南吴时代，其时叫兴教寺。清凉寺的历史不可谓不久了。可惜这里的文物与森森佳木，均毁于日本士兵之手。日本这样的军国主义，对自己的文物，哪怕是百年左右的一座破院也拱若珍璧，而且要保持颓败的样子，屋瓦即使就要跌落，也不轻易更换。对邻国却非烧即毁，不知出于什么心态？

清凉寺残留一座清代的大殿，但我只看见一排破屋，覆盖着贝壳色的泥瓦，还有一方围墙，洇蕴着斑驳的胭脂的颜色，我疑心这是南京人的血。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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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媒体“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很难耐心地欣赏一场两个小时的戏曲演出，“短平快”的娱乐方式更容易吸引人。成名成家的戏曲角儿，可能放不下面子开直播，对这种新鲜玩意儿接受度不高。于是乎，一些年轻的、名不见经传的甚至从未当过主演的戏曲演员，在闲来无事时，干脆把小小的手机屏幕当成了一方舞台，以直播为职业。其中，有不少年轻戏曲人， ① ，一夜成名。

让我们来做一道数学题，（       ）。而通过戏曲直播，一个戏曲演员可能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就拥有数百万粉丝。戏曲演员在直播中尝到了甜头，一些戏曲院团也“集体”上阵，在会议室、在排练厅、在田间地头、在风景名胜区直播，花样繁多， ② 。

网络直播，说到底就是一种手段，一方平台，一个渠道。从露天演出，到勾栏瓦舍，再到现代化剧场，戏曲本来就是 ③ 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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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职业之所以称之为“新”，是相对于传统雇佣模式下的职业而言的。网络新职业 ① ，因此对青年人具有较大吸引力。首先，借助互联网赋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尤其是青年人喜欢从事灵活自由的工作，他们不囿于传统的就业观念，重视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爱好来选择工作岗位。多项调查显示，弹性的工作时间、管理宽松的工作场所、 ② 是青年选择网络新职业的主要原因。其次，一些网络新职业入行要求相对简单，收入相对较高，对于社会经验和技能水平相对缺乏的青年而言是较好的工作选择。青年选择新职业一方面是看好其行业前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③ ，为以后的就业创业储备社会经验。此外，网络新职业为青年人兼顾工作和生活提供了可能，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通过有效统筹管理时间，发挥多个兴趣爱好，成为“斜杠”青年，在获得工作经验和更多收入的同时照顾家庭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