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叙事与抒情，是文学写作的两大范畴。以往先秦文学史的撰述和研究囿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的文类划分，大量极富文学意味的叙事由此淡出观照、梳理，甚至造成了中国早期文学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误解。“说体”的提出和揭橥，正是考察先秦叙事文学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和全新视角。

“说体”是对先秦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的叙述体故事文本的统称。“说”字取自《说林》《储说》《说苑》等篇题书名之“说”，含义并非说理、辩说，而是述说，用为名词即所说之事。先秦时，除《韩非子》将这种文体题为“说”之外，《吕氏春秋·禁塞》在提到“以说”者“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下称五伯名士之谋”后，称他们“行说语众以明其道”。也都是以“说”指称传闻故事、历史故事。

“说”这种叙事文本在先秦有时又被称为“传”和“语”。叙述故事的文本何以会被称为“说”，或者被称为“传”和“语”？先秦时“说”虽多义，但“说话”为本义，所谓“道听而途说”。如此则称作“说”的文本当与“说话”有关，亦即这些文本最初应是“说”出来的。“语”正好也是“说话”；至于另一个表述“传”，《墨子·经说上》云：“或告之，传也。”“说”“传”“语”三个可以互代的称谓都与说话、告知等口头表述有关。由此可知，先秦存在记录源自讲说的叙述故事文本。口头讲说决定了它的情节性和描述性。

遗憾的是，“说体”这一源于述说的故事文本，述说“母本”其实大都已经湮没无存。庆幸的是，援用这些故事以叙史、论说、讲解，乃是先秦两汉史书、子书、经说书、杂说书的普遍现象。通过对这些著作的考察，即可发现、揭示“说体”的存在。

《韩非子》中的内外《储说》《吕氏春秋》两部著作中的文章几乎是同时写作、同时完成，将两部著作比对，其中不见他述、仅彼此互见的故事，诸如“壬登为中牟令”“夔一足”等，既不存在谁抄自谁的情况，也不可能是作者杜撰，只能是均援引自今已不见的某个故事文本，而内外《储说》又以“说”名篇。这是先秦存在“说体”文本为人们所援用的铁证。互见故事中又有种种差异，则确凿证明了两书所援用的母本是“说体”而非“书体”，因为只有“说”才容易“信口开河”，“白纸黑字”则不会有这么多变异。

“说体”是对已经堙没在历史尘封中、不曾被命名和关注的叙事文本的新揭橥，随之而来的研究便都与“新”字关联。

文学史审视对象的新拓展。对先秦“说体”的援用，才形成了先秦两汉诸子寓言、历史散文、史传文学等特有的文学体类和形式。要重现“说体”，必打破壁垒，不但《左传》《国语》《史记》等会因此被重新梳理，那些较难归类或涉猎不多的著作，诸如《韩非子》《吕氏春秋》，还有出土文献等，更会被纳入考察范围和视野。

传统学术疑难的新回答。比如《国语》《左传》，因被司马迁说同为左丘明所著、重心皆为春秋史且有故事互见者等而关系缠夹，几千年官司不断。其实，改用“说体”视角两相对勘，即可发现两书之所以造成如此复杂局面，乃是皆援用“说体”以成书。

出土文献价值的新发现。从“说体”角度重新审视出土文献，会发现《汲冢琐语》、汲冢《古文周书》乃是典型的“说体”故事文本，对先秦“说体”的存在有重要印证价值。

总之，“说体”范畴的提出，为先秦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将此研究推向深入，必将结出新的硕果。

（摘编自廖群《“说体”：考察先秦叙事文本的新范畴》）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记者：探测太阳的意义是什么？

赵坚（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主任、高分辨率对地观测重大专项工程总设计师）：太阳是地球人类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是万物生长的源泉。同时，太阳对地球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主要体现在太阳爆发产生大量带电高能粒子，对地球电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其中尤以太阳黑子、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对地球电磁环境影响最为显著。太阳活动周期约11年，2021年至2022年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开始，全世界又进入太阳研究新的高峰期。探测和研究太阳活动，提出应对措施，可以降低或规避对地球的不利影响。我国作为航天大国，及时开展太阳探测活动，十分必要，不能缺席。

记者：人类目前对太阳探测的进展如何？

赵坚：自古以来，人类对太阳充满了好奇，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了观测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全世界已发射了70多颗太阳观测卫星，主要集中在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主要聚焦太阳黑子、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的观测研究。

（摘编自崔兴毅《为什么要“探日”》，《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5日）

材料二：

2021年10月1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该星将实现国际首次太阳Ha波段光谱成像的空间探测，填补太阳爆发源区高质量观测数据的空白，提高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研究能力，对我国空间科学探测及卫星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

发射前，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办公室、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南京大学还联合组织发起了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征名活动，经过征集、通选和专家推介三个环节，最终定名“羲和”。“羲和”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定时历的女神，象征着中国对太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

（摘编自《我国正式步入“探日”时代，探测太阳有何意义》，新华网2021年10月15日）

材料三：

国际上已有几十颗专门或相关的太阳探测卫星了，近年来，我国发射了中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羲和号”，美国也发射了“帕克号”太阳探测器，中国还有必要发射一个全新的太阳探测卫星吗？

“夸父一号”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甘为群的答案是：当然需要！甘为群解释，“帕克号”是飞到太阳附近进行观测的卫星，“这也意味着会受到非常强烈的热辐射，不能对太阳进行直接的成像观测。所以，‘帕克号’只能局地探测太阳大气中的粒子，磁场和太阳风等太阳环境。而“夸父一号”是直接“看”太阳，用遥测遥感的手段观测太阳，对太阳进行成像，与“帕克号’在科学目标上是不一致的，可以互为补充。”

而“義和号”则是一颗科学试验卫星，主要目标是从技术上验证一种卫星平台—“双超”平台。甘为群介绍，“夸父一号”这颗卫星是专门为太阳观测而提出的，是完全以科学目标为牵引的空间科学卫星计划。所以这颗卫星的提法是“空间科学卫星”，这跟“羲和”是不一样的。此外，“羲和号”和“夸父一号”在科学目标、观测对象、观测波段等方面均不相同。

“据统计，2010年左右，中国在太阳物理领域发表论文的总量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但我们写论文所用的绝大部分观测数据都是来自国际上的太阳卫星。”甘为群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在2011年提出了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卫星项目，如今，万事俱备，且看中国！”

（摘编自《“夸父一号”如何“逐日”》，《光明日报》2022年10月10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张字条

王愿坚

1931年9月，整个武夷山区沉浸在一场暴风雨里。像谁拉开了一个看不见的闸门，雨，连成一片，向着整个山区倾倒。风借雨势，雨助风威，山石上溅起浓浓的白雾，大片的竹林梢头卷摆着浪花。

傍晚时分，程元吉把屋里的东西归置了一下，把薄薄的茅草屋顶上又压上了几块石头，怀里揣了几块红薯，就往外走。按说，像这样的天气，他是不该再到山里去的，但是不去又不行。那片南瓜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两年前，爹送萧家地主小少爷进城，爬山时因为轿子抬歪了点，被小少爷一脚蹬下山崖摔死了。想打场官司，争口气，官司没打赢，几亩地花了个干干净净。程元吉只好在山坳里、坡坡上一锨一锨地刨出了二亩多荒地来，种上了南瓜。总算不错，南瓜长得蔓儿粗、果儿肥，远看青艳艳的一片，近看横七竖八的一堆，是个好收成。只是地处偏僻，又是这么个大风大雨的晚上，万一有个坏人打这些南瓜的主意，只有老婆和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怎么能看得了？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程元吉把棕皮蓑衣掩了掩，往山坳里走。这曲曲拐拐的山路，又是这么大的风雨，实在不好走，等他翻上了山梁，望见那块心爱的南瓜地时，天已擦黑儿了。就在这时，程元吉望见一串黑影从山腰的矮树林里踪出来，直奔他那看瓜的小茅棚子。程元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不好，这样的天气成群结队地满山跑，一定不是好人！他不敢再往前走了，连忙一闪身藏在几棵大树后面。

程元吉一阵心跳，脑子里马上浮起一幅景象：这些人就要气汹汹地一脚踢开那扇破竹门，把屋里翻弄个乌七八糟，说不定……他不由得捏紧了拳头，向前迈了几步。但奇怪的是，那些人跑到门前却停住了，好一阵不见动静。接着这群人又离开房子，在一棵树底下围拢来，一个人指手画脚地讲了些什么，然后，人们又散开了。

程元吉刚松下的心立刻又紧缩起来：原来那些人散开之后，就跑到瓜地里去了。只有一个人在树底下蹲下来，打开电筒，垫着膝盖，在写些什么。写好之后，又回到房子跟前去。不多会儿，散开的人群又合拢了来，每人肩上扛着一个南瓜。程元吉望着这些扛着南瓜向山里走去的人，默默地数了数，有二十多个人，这就是说有二十多个南瓜没有了。他不由得痛苦地叹了口气。

等那些人走远了，程元吉才钻出树丛，也不顾泥泞，快步赶到房子跟前。老婆带着惊惧的神情给他开了门，随即一把拉住他，断断续续地说：“可……可吓死我了！……”

原来那些人来到屋跟前以后，只是轻轻地敲了敲门，喊了几声：“老乡！老乡！”，

她哪里敢应声。接着，又是两下敲门声。这次敲得重了些，声音也提高了：“老乡，开开门，我们有事商量！”

这一喊，她更吃惊，看样子要砸门了。她慌忙坐起来。这时，外面另一个声音插话了：“刘同志，声音小点，看吓坏了老乡。”接着，又压低了嗓音向屋里说：“老乡，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有粮食没有，我们买点用用。”

粮食倒有一点，可是……她还是不敢吭声。半天，那人又说话了，声音还是那么和气：“老乡，实在不开门，我们只好就这么做了。”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奔到瓜地里去，看样子是摘瓜了，一边摘一边还传来这样的话：“大雨天，别把瓜地踩烂了。”“看，你怎么把这样嫩的捕下来了，留着还能长嘛。”“小心别把瓜秧子踩断了。”忙乱了一阵，又静下来。外又说话了，“老乡，我们实在没办法，把你的瓜摘走了，钱留在东头第十棵瓜秧根上，请你收下吧！”

程元吉听着老婆讲完了这段事的经过，坐在床上，低着头直叹气，半天不吭声。待了一会儿，还是老婆先开了口，她说：“去看看吧，瓜少了多少。说不定人家真给留下钱了呢。”

“想得倒美！这年头能有那样好心的人？”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走出去了。他来到瓜地东头，数到第十棵瓜，伸手往瓜根上一摸。可不，在那硬硬的瓜蔓上，用茅草紧紧地捆着一包瓜叶；解下来一掂，沉甸甸的。

程元吉心一阵跳，把瓜叶包拿到屋里，打开一看，里面包着明晃晃的两个银圆。在两个银圆的中间，夹着一张叠得四角方方的字条。那张字条上写着：

老乡，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消灭压迫穷苦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来到这里。因为没带粮食，又叫不开你的门，只好摘了南瓜二十个，约计市价，留下银洋两圆，请你收下。

中国工农红军支队连

程元吉两口子被这神奇的事情惊呆了。银圆，除了卖地打官司以外，他们什么时候见过银圆？这些叫作“红军”的人虽然并没有露面，但是这张写着潦草字迹的小字条，却把程元吉的心照亮了。半年之后，红军真的来了。程元吉最先参加了贫农团，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1955年11月5日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