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某个10月24日,奥地利人马克斯·舒施尼发明了塑料袋,这种包装物既轻便又结实,在当时无异于一场科技革命。可舒施尼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塑料袋百岁“诞辰”纪念日时,它竟然被评为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发明”。

塑料袋“糟糕”,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不可降解和再生的材料生产的,处理这些白色垃圾很多时候都只能挖土填埋或高温焚烧。据科学家测试,塑料袋埋在地里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腐烂,并且严重污染土壤;而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同样会造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

一时间,“远离塑料袋”“拒用塑料袋”“禁用塑料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事实上,要在短时间内完全禁止使用塑料袋是不现实的。积极的态度是依靠科技进步,即采用回收利用和降解相结合的办法去解决。然而环保意识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树立的,一方面,塑料袋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奥”，吃起来“香”,因为它的确有它的便利之处;另一方面,许多消费者认为,塑料袋是免费赠送的,不花钱的东西不用白不用。针对这种情况,1989年7月起,美国近半数的州实施了《塑料袋禁用法》,禁止所有不能分解和还原处理的食品塑料包装袋上市。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禁用厚度不到20微米的塑料袋,并控制生产这种塑料袋的原料。意大利则实行《塑料袋课税法》。

这些法律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以爱尔兰为例，自从征收塑料袋税之后，全国塑料袋的使用量降低了90%。与此同时，各国都加强了对可降解塑料包装材料的研制,并加大了开发塑料回收利用技术的力度。舒施尼那项“最糟糕的发明”将以一种全新的形式继续为人类造福。

国际体系是历史的产物。无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诞生于何处，受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性制约，它所能统辖的地理范围都是相当有限的，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必然先后建立起为数众多的国家。由众多“分而治之”的国家为最高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无政府体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家无能为力建立世界政府的相应后果。置身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国家将始终面临多重结构性力量的作用：（1）同一国家疆域内人们基于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而相互认同，产生对自群体（本国人）的偏爱和对他群体（外国人）的疏离；（2）各个国家优先为疆域内社会的繁荣与福利而行动；（3）没有中央权威阻止拥有组织化暴力的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他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4）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积极作为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改变与他国的力量对比关系，而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也不得不增强自己的力量。这诸方面的合力决定国家间充满着不依单方意志为转移的竞争。国家间的竞争推动着上述诸方面的变化，他们的变化又赋予国家间竞争以新的内涵。

只要没有国家能将世界上“分而治之”的众多国家统合为一个国家，国家间相互竞争，尤其是大国间相互竞争的严峻局面就将持续下去。直接地看，国家间的竞争是彼此实力的比拼，无实力即无竞争力。而国家的实力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总是要被消耗的，一个国家，无论眼前的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足以保证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能长时间处于优势地位。长远地看，国家作为能动性主体，其实力的大小依存于能力的强弱，实力随着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国家间的竞争，如果我们关注的不是一时的成效，就需要从国家应对他国竞争的实力考察上升到国家应对他国竞争的能力考察。

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拥有超大社会规模的中国国力呈现相对他国更快的上升势头，中国在日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地带的同时，也置身于越来越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并面临现有大国特别是居于世界舞台中心的首强大国一环紧扣一环的围堵与遏制。从根本上讲，中国在国家间竞争中严峻乃至凶险的处境，不是自身可以避让的。如果不愿由他国主宰命运，中国的选择便不在于是否应对他国的竞争，而在于如何应对他国的竞争。加强国家应对他国竞争的能力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应对他国竞争的能力建设，破解他国设置的困扰中国发展的迷局。

（摘编自黄清吉《论国家应对他国竞争的能力》）

小说是最能体现和印证“文学是人学”这一伟大论断的体裁。小说和人，天然地暗藏着一种神奇的对应关系，超越了小说的流派、题材、风格、时代和国界而存在。文本就是它的躯壳，故事脉络就是它的骨骼和神经，叙事文字就是它的肌肉和脂肪，故事内核就是它的大脑和心脏，一个完整的小说文本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体系统。所以，小说之于人，就是一个情感复杂而且丰满的血肉之躯。

血肉之躯都是有性格的，也是有灵魂的。小说的性格就是它的个性，是区别于其他小说个体存在的独特性，鲜明的个性决定了小说的内在气质和艺术魅力。小说的灵魂决定了小说的主题，但小说的灵魂并非完全等同于小说的主题。它存在于主题之中，溢出主题之外，同时也分布在小说主干的各个环节。一部好小说的主题一定是由多重因素构成，是色彩斑斓的宏大乾坤。它与人的性格和情感一样，不会永远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一成不变，呈现出富于动感的“曲线之美”。小说主题的多元化与人的性格多元化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世界公认的经典小说都是智慧的、丰满的、复杂的，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力量，这就是它们的魅力所在，所以它们也能够有资格成为人类的良师益友而得以永世流传。那么，人类从小说中获取什么？获取的就是有益于人类思想进步的健康的灵魂，让人类站在灵魂的窗口前用作品预设的角度去洞悉社会和世界。

小说是一种有生命的特殊物质，小说生命的血液流淌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故事主线是它的神经中枢系统，每个句子都有它的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密集的地方就是小说的痛点、亮点或敏感部位。鲁迅《阿Q正传》中阿Q画圆圈的细节，就是这样的痛点、亮点和敏感部位，是小说的灵魂栖居之所，也是作者匠心抵达之地。小说的灵魂不是主题的简单归纳和总结，它是小说中流光溢彩的精神光照，是小说中的太阳，是小说的核心价值。在太阳的照耀下，它让读者看到人性和社会的光亮，不仅决定着小说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也决定了小说的精神指向。文学研究者通常会从作品的不同角度去发掘它的思想艺术价值，本质上就是对作品灵魂的探寻。作品所建立的艺术空间和作品自身的气血脉络给研究者提供了基础和土壤，对作品灵魂的探幽析微和精准捕捉，才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小说的灵魂来源于人物的灵魂。只有带着时代印记、生命感受和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灵魂才具有深刻性，并由此生发出小说的思想意义。小说的灵魂贯穿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端。从文本意义上讲，灵魂存在于文字之中，是形而下的客观存在。文字是非常奇妙的，一方面它以叙事的表象遮蔽灵魂，一方面又透过文字揭示灵魂。从精神层面上讲，灵魂存在于文本文字之外，是抽象的精神附着物，是弥漫在文本内部的一种深邃气韵。古人对此有着深刻的领悟，曹丕所言“文以气为主”即为此意。这个“气”就是作品所展示出来的精神内蕴。气的清浊强弱，直接影响到小说的审美价值和生命力。

（摘编自李春平《小说的灵魂就像是太阳》）

山水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魏晋南北朝的文人风骨到唐代的富丽堂皇，从宋代的清新淡雅到明清的炉火纯青，众多艺术创作者留下了极具艺术魅力的图画和文化诗篇。山水画的描写对象主要包括自然景观、人和物，画作蕴含的意境美是创作者的生活经历与自然领悟通过传统艺术手法的有效呈现，展示了东方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点滴笔墨绘就出形神饱满的形象，尺幅空间描绘着意蕴无尽的风景，给人以无限的想象，正如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言：“言有尽而意无穷。”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在艺术领域的发展中都有“书画同源”的说法，魏晋南北朝形成的山水画体系就与传统诗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诗歌与绘画的融合是山水画的核心特征。任何山水画营造的意境美都离不开诗意美，文人骚客不仅擅长诗歌创作，同样热衷于用绘画表情达意。当山水画发展至唐宋较为成熟的时期，越来越多的文人画家开始在画中题诗，这不仅能赋予画作典雅的文化韵致，还能更充分地表达画者的思想感情。宋代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中，一叶扁舟浮于冷清的江水之上，渔翁独坐小舟之中，表现出空旷萧条的意境之美，与“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审美角度看，山水画与诗词很难分开欣赏，二者有机结合营造的意境美会带给观赏者亦诗亦画的审美体验。

除了诗意美，空灵美同样是山水画意境美的突出表现，这与道家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道家文化认为自然万物与人类一样具有灵性和生命。画家用笔墨描绘山水，对空白自然景物同画面主体之间的层次做优化处理，营造出饱满美妙的深远意境。山水画一旦缺乏空灵之美，将会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无力感，难成经典。空灵之美通常采用“虚实交融”的描绘手法来表现，如将云雾、天空、水汽、河流以空白形式呈现，经过创作者的巧妙设计成为艺术化留白，科学有效地营造出富有空灵美的艺术观感，为山水画意境美的传达打下扎实的基础。

古代山水画家都是受到过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其作品的意境美还体现出一种人文之美，如儒家文化中的仁义之道、道家文化中的清静无为等，使山水画的意境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东晋画家戴逵的《吴中溪山邑居图》是江浙一带生活风貌的真实写照，体现出“向往山林”的隐逸情怀，而此种情怀又与儒家“山水比德”的思想相契合。宋代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场面壮观，却营造出出奇静谧的意境，天地间的皑皑白雪相互映射出虚幻的冷光，沉醉于这种虚静恬淡的意境会自然领悟到何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

形神兼备亦为中国山水画意境美的重要特征之一。与西方绘画不同，我国传统绘画侧重于情感与表现，而不单是对客观自然物的再现描绘。齐白石认为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如果盲目追求形态真实，忽视了神韵营造，就会使创作落入俗套。中国山水画常采用变形的描绘手法，力求达到“神似传情”的艺术效果，画者赋予作品个性和灵魂，将情感和观念融入对自然的艺术化处理中，从而实现意境美深化表达的目的。

（摘编自席威《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研究》）

空间站，被称为航天员的“太空之家”，是科学研究的“太空实验室”。为早日建好新的空间站，进而实现载人探月、火星探测等更长远目标，无数中国航天人夙兴夜寐，殚精竭虑。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就是这一征途上的重要节点，它搭起了空间站通向太空的“天梯”，将中国人在宇宙建站的梦想勾勒得更加清晰。

如果把空间站比作一个房子，要想建得好，离不开牢固的材料。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使命，就是把主要建材运上太空。搭好房子，还要添置物件，2017年发射的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就像快递小哥，负责运输各类补给。房子布置妥当后，需由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通过载人飞船将航天员送进去“居住”。这三类火箭构成了我国空间站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实现“房子+物品十人”的愿景。所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全面验证了火箭总体和各系统方案设计的正确性、协调性。这也说明:建设空间站，我们有能力正式动工了。

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航天综合实力，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从 “一室一厅”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到由3个舱体组成的“三室两厅还带储藏间”的未来空间站，“户型”升级记录着中国载人航天近30年的科技探索与追梦历程。从“装修”看，无论是让航天员实现更久在轨停留的可再生生命保障系统，还是单翼翼展约30米、用以提供不间断供电电源系统的柔性太阳翼，都秉持着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高效的理念，展现了中国科技进步的丰硕成果。

未来，除了核心舱“天和”用来控制整个空间站组合体外，实验舱“问天”和“梦天”都将用于科学实验。

浩渺深空，行路漫长，接力“长征”，任重道远。当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东方红一号卫星遨游太空，宣告中国进入太空时代。现在，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首飞成功，让中国人在太空安家变为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人类在太空深处居住生活研究、勇攀科技高峰的又一个“家”。

(选自2020年6月1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根”的意义，对于理论来说,包括基础范围的广度、思想来源的深度和影响时间的长度。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蕴涵并彰显此“三度”，所以成为理论自信之根。

我国传统文人常用“腹有诗书气自华”显示自信。从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关系看,“腹有诗书”是基础，“气自华”或“‘论’自华”是自信的结果和表现。按文化大逻辑,理论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种类;先有文化、再有理论,如同先有根、再有树;文化体量大、资源足，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文化朝气蓬勃、生机盎然,激发理论之树茁壮成长。理论是一种关乎价值观念、抽象的甚至是逻辑化的特殊文化，虽不像自然科学那么程式化符号化、历史学那么精细化系统化、艺术那么形象化、生活方式那么具体化,但离开它们,就“穷得只剩下逻辑了”。如果“唯理论而理论”,理论自信“只应天上有”。

理论不是“空心菜”,而是文化的结晶、文化海洋中耸立的灯塔。1973年,汤因比提出一个著名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和终结的文明,其世界主义精神、人文主义价值观等,将成为世界文明的希望和未来。如同“探骊得珠”或“冰山一角”,这一理论主张来自博大精深的世界历史文化,来自他对世界历史扎实而深入的研究,来自令众多文史学者叹为观止的《历史研究》。他的文化自信、学术自信促使他产生理论自信,能够作出这样的结论。存在决定意识。当历史的物质存在和意识产品转化为历史文化、成为“被意识”的历史存在,也就成为理论生成的一个源头、理论反思的一个对象、理论提炼的一个熔炉、理论链接的一个要素、理论自信的一种资源乃至资本。文化史告诉我们,文化不只是理论的“充电器”,也是理论的“发动机”,文化底蕴的厚薄、文化功率的大小、文化研究的深浅往往决定理论的深度和厚度、理论自信的强弱。

理论是思想精华，只有与文化合流才能源远流长、千古流芳。先秦“诸子百家”，源于此前的传统文化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演进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文化自信包括对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的肯定、领悟及超越;由此生发的理论自信,促使提出的理论与传统文化“接得上”,与当时人们文化心理需求“合得上”,在现实文化中“落得下”“叫得响”;面向未来,“传得开”“传得远”。

文化自信的要义在于精神自信，理论自信的要义在于价值自信,或“根”或“果”,都是为了塑造和提升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当代中国人就能清晰呈现自己的人文精神和本质力量,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内涵,以更加充沛的精神状态、更加鲜明的价值追求，昂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节选自2016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媒介形态的演进，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日前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指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大量新业态、新职业”，网络直播、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模式拉动灵活就业人数快速增加。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没有知名度的普通人，靠优质内容创作赢得了关注度。去年“双11”，有网络红人创下3.3亿成交额的纪录，某“口红一哥”5分钟内卖掉1.5万支口红。数字经济新趋势，改变了传统商业营销格局，让人看到了社会化营销的新商机。

网红经济的本质是口碑经济、诚信经济，信用是其发展壮大的基石。比如，一个特别懂电子产品的“极客”，之所以能在垂直领域建立知名度，带动产品销量，关键是其经得起检验的专业见解。但现实中，一些网红及其身后的孵化公司，在流量价值面前打起“如意算盘”，或弄虚作假“刷单”买粉丝、买评论，制造数据假象，骗取广告客户信任；或为劣质商品代言，做一锤子买卖；或索性绕过平台，将交易移到“桌面底下”，可能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粉丝没买到合意的产品，广告客户没得到承诺的效果，伤害了社会化营销这一电子商务新业态。最近，一位网红直播博主就因为大量刷假评论、以虚假阅读量欺骗客户，被关停了账号，其所属机构也被暂停旗下所有账号在微博上的广告投放权限。

无论是保护新业态发展还是保护消费者权益，对出现的问题，不能听之任之，而应在规范的同时加强监管。相较于线下门店，网红直播销售的即时性，无疑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这就要求监管部门进一步畅通投诉梁道，对明确违法的行为做到“重拳出击”，以儆效尤。从平台监管角度看，一方面要保护广告客户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帮助其准确知晓相关账号的流量价值，对商业纠纷要建立常态化的处理机制；另一方面，对“买粉”“刷单”“假评论”“卖假货”等行为，也要加大打击力度。比起监管部门，平台凭借数据优势与管理权限，更容易刺破商业欺诈的面纱，理应更深度参与到互联网发展共治中来。只有用健康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作保障，让人们愿消费、敢消，才能让消费更好地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

新的电商模式和消费模式，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新亮色。这背后，是大量个性化产品对人们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满足。通过更健康的模式、更好的监管，让新业态、新供给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就能让更多消费者放心消费，促进消费的蛋糕越做越大，推动经济高质发展。

（选自2019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