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新冠病毒导致很多患者嗅觉失灵，这是一个医学事实，也是一个有哲学“味道”的事件。新冠病毒感染鼻腔导致炎症，进而损害神经细胞。可用于向嗅球发送气味信号的轴突的数量急剧减少，进而引起患者的嗅觉感知减弱或完全丧失。新冠病毒大流行精准打击了现代社会系统。全球化模式下，新冠病毒“使各地的医疗系统、社会管理系统、经济运作和相关物质资源系统猝不及防而陷入困境，使传染病由单纯的疾病问题变成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互相叠加的问题”。

不仅如此，嗅觉失灵还标志着现代系统“祛魅”的再度深化。“眼耳鼻舌身”对应着“视听嗅味触”的感知体验，视觉和听觉关联着光波和声波的“形式”，通常能如实表征环境中的对象和属性。相比之下，味道至今仍是可疑之“魅”：嗅觉、味觉和触觉三种感知模态相互作用，环境中的化学“质料”与主观心理预期发生互动，才让我们拥有丰富的味道体验。味觉是奇特的，因为舌头能提供的，只有咸、甜、酸、苦、鲜和金属味。然而我们在品尝美食时，却能感知松脆的酥饼、软糯的玉米和甜腻的蛋糕。舌头没有酥饼、玉米或蛋糕的味觉感受器，这些可识别的味道，也不能从基本风味中炮制出来。味觉的感知对象是“风味”而非“味道”。丰富的味道，必须借助触觉和嗅觉。

嗅觉与视听感知系统不同，嗅觉受体直接接触环境，不仅是环境物质进入身体的“守门人”，在寻求配偶、躲避危险、调节情绪和唤醒记忆等方面，嗅觉更是起着关键作用。心理学上有一种“普鲁斯特现象”，说的是气味能够唤醒久远的回忆。嗅觉是唯一不经丘脑直接投射到杏仁核的感知系统，气味记忆因而持久不衰，这大概是普鲁斯特现象形成的原因。难怪诗人北岛会写道：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感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

味道有赖于我们主观的“心理建设”，然而现代人的生活却是越来越“没有味道”。事情就像毕·威尔逊指出的那样，现代人的饮食往往在一种“感官断线”的状态下进行：你用手机下单一顿晚餐，食物藏于包裹内送达，在准备吃下第一口前，你闻不到甚至看不到它们。

(摘编自王球《作为祛魅的“祛味”》）

材料二：

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有了特定的嗅觉表达，已经认识到嗅觉的多种场合运用。

鼻子作为嗅觉器官，早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如《荀子·正名》的“香、臭、芬……自以鼻异”，《孟子·离娄下》的“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都提到了鼻子对气味的辨别功能，显示着人们对嗅觉机理进行的初步探索。

先秦时期有着丰富的嗅觉表达。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臭”，臭有二义，一是泛指所有的气味，二是专指恶臭而言。如《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民食果藤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这里的“腥臊恶臭”即是对不好气味的名称表达。对于美好气味的认识，在《诗经》和《楚辞》等古籍中有非常多的记载，如芬芳、馨香、芳菲菲、芯芯芬芬等。

先秦时期，人们对嗅觉已经有了丰富的应用。在宗教祭祀场合，人们把令人愉悦的气味奉献给祖先神灵或者上帝，以图满足神灵的嗅觉需要，这就是“用臭”歆神。虞舜时期的祭祀，崇尚用生气，即用牲血、生牲肉、沉在汤下面的半生的肉块来祭祀。殷人崇尚用声音来祭祀，先演奏而飘荡起乐声，待音乐演奏三段，然后出庙迎牲。周人崇尚用气味来祭祀，他们用有香气的曹酒灌地，使香气下达到深渊和泉水中。日常生活里，人们在给祖先或父母进献祭品或食品时，总会将散发着馨香的食物呈上，以让亲人有一种愉悦的嗅觉享受；或者把散发着馨香的花椒、芳草等送给情人作为礼物；人们用兰草沐浴，或者将散发着馨香的香物佩带于身上，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有舒畅的嗅觉快感。

嗅觉在现实中能趋利避害，有强烈的价值取向性。在现实层面，人们对于芳香的事物，莫不爱之、趋之：对于腥臭的事物，莫不弃之、避之。在超现实层面上，嗅觉中的馨香代表的是美德，如《国语》的“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把盛德作为嗅觉中的最高境界。盛德与馨香的对应，呈现的是赞扬与向往，具有引导色彩。相反，嗅觉中的腥臭代表的是侈靡生活和酷刑，不具有任何美学价值，具有批判色彩。

(摘编自陈智勇《先秦时期的嗅觉文化》）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好想叫一声母亲

郭华

90年前，河北冀县伏家庄村北有棵大槐树。由于树龄年代久远，大槐树的根部形成了一个洞。每当夜深人静，便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脚步轻盈地来到槐树下。兵荒马乱，吃过晚饭，庄稼人便早早地上炕歇息了，河北平原的夜色漆黑而又静谧。她警觉地观察许久，然后弯腰在大槐树根部的洞里放一块土坷垃或一块砖头。

她就是共产党员刘玉芳。冀县位于冀南平原腹地，刘玉芳的家是冀南地区党组织的联络地点之一。如果她在树洞里放一块坷垃，代表平安无事，否则代表有情况。放好暗号，她还要再观察一番才悄悄离去。无论是警觉的神情、有条不紊的动作，还是悄无声息的脚步，你绝对看不出这是一个没有上过学、缠过小脚的普通农村妇女。

刘玉芳是土生土长的冀县人。1931年，18岁的共产党员李力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冀县，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因为学校距离刘玉芳家很近，两家彼此经常来往。这个年轻的教书先生讲的一些道理，这对农民夫妻闻所未闻，但事后回味又觉得确实对头。时间长了，他们明白了李力是什么人，共产党是什么党。夫妻俩郑重地向李力提出：我们也愿意加入共产党。在报经中共直南特委批准后，1932年刘玉芳成为冀县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这个时候的刘玉芳虽然还讲不出很多道理，也知道自己不能像李力那样，如一盏灯照亮别人，但她有信心做一滴灯油，让共产党这盏灯更亮。

1937年8月，国民党军队向南撤退时，在邻县枣强的一个农民家中留下了三支步枪。组织上摸清情况之后，来同刘玉芳夫妻商量，告诉他们，要想拿到这三支枪，需要三百块钱。用不着讲什么道理，刘玉芳夫妇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当即表示：“多少钱也要买，卖了房子也要买！”他们卖掉祖传的十二间房，卖得500块现洋，用其中的300块买下了三支枪。望着过去属于自家的房屋，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党的事业，家产算什么。

在生死关头，她宁可咬碎牙也决不屈服。1940年深秋，刘玉芳住在宏曲村，因为汉奸告密，她被日寇逮捕关押到威县城里。棍棒打、皮鞭抽、灌辣椒水、踩肚子，敌人对这位柔弱的女子用尽酷刑，轮番审讯十多天，刘玉芳始终坚不吐实。八路军在哪里，共产党在哪里，半个字也没有说。最后，经过组织上努力，刘玉芳才被释放出来。这个面容清秀，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共产党员，面对生死考验，从来没有眨过眼睛。

只要是党分配的工作，不论做什么事，她都用心做好。今天的人们听到“锄奸反特”，一定觉得非常神秘。没错，这项工作不仅神秘，而且惊险。1942年秋天，经历过“五一大扫荡”之后，我们迫切需要打击那些认贼作父的顽固汉奸，净化抗日环境，振奋群众精神。组织上把刘玉芳派回冀县一区担任组织委员兼妇救会主任，负责几个村的锄奸反特工作。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刻，碉堡林立，敌伪猖獗。别说锄奸反特，能保住自己的安全就不容易。刘玉芳胆大心细，她以串亲戚的名义，走村入户，搜集线索，核实情况。确认无误后，将情报转告敌工队，由敌工队实施锄奸行动。

她任劳任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1947年冀县一带的土改工作已经完成，局势稳定下来。区委经过研究，觉得刘玉芳没有文化，又是小脚，对于开展新时期的工作有些困难，便动员她回了家。刘玉芳没有丝毫怨言。虽然重新成为农民，但她始终牢记自己和其他农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一名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只要是党号召的事，她依旧走在最前列。从1947年回村，到1987年去世，她和所有的农民一样，靠劳动吃饭。40年间，她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任何要求，没有要过任何待遇，没有享受过一分钱的补助。当年那些和她编在同一个支部，或者经常到她家联系工作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有省委书记，有开国将军，但她没有给任何人添过麻烦。生活困难的年代，也曾有人问她为何不去找找那些老战友，要一点待遇。她说：说到老战友，我第一个想起我的入党介绍人李力。那么有水平，那么能干，那么年轻就担任冀南区的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牺牲的时候才29岁，他向谁去要待遇？

我第一次知道刘玉芳，是1982年，那时候她还健在。40年来我心中常常浮现出她的形象。然而，当我真的想要写写她的时候，却查不到她有过什么豪言壮语，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静下心来温习我们党的历史，不就是许许多多诸如刘玉芳这样的共产党员，像母亲一样用乳汁滋润了我们的事业吗？

许多村民已经不记得村北有棵大槐树。刘玉芳生前的院子因为没有人住，显得荒凉，但院子里的枣树、核桃树依旧生机勃勃。老人的坟墓就在村子东南角的集体墓地里。穿过一条季节性的小河，一上河沿就可以看到孙辈为她立的墓碑。坟墓旁边有高大的白杨树，树下遍地芳草。在向老人弯腰鞠躬的一刹那间，我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好想叫一声母亲！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