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文化为族群认同的纽带，而不是以种族、血缘或地域为认同纽带。这一本质特征远在统一的秦朝形成前就已定型。以文化为族群认同标志的文化基因，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传承具有决定性的建构作用。文化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接受的，以文化作为维系族群的纽带，既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统一”成为华夏族群的本能驱动——自有周一代，“统一”就是中华世界唯一的理想形态，也是最终形态。

除了以文化为族群纽带，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形成甚早、延续至今的文化基因，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向心”与延续，那就是建立在儒家话语之上的对“温柔敦厚”的追求。“温柔敦厚”，语出《礼记》，其指的决不仅是人的性格或态度，还是个人对于大道的追求，对民众、家国、集体的深厚感情和悲悯，或者可称为“集体性考量”“整体性思维”等等。在四海升平时，“温柔敦厚”使一个人与邻为善、乐于助人；在天灾人祸时，“温柔敦厚”使一个人为了他人、家国可以慨然赴死。“温柔敦厚”的文化基因依然可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时期——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中。华夏传统中一些鲜明的文化特质，如好仁、不武、中庸等等，甚至诗歌的声韵对偶、楷书的端正庄严等艺术倾向，无不生发于“温柔敦厚”。

是什么塑造了华夏历史的这种文化基因？我以为，文化的问题，最终还是要从文化中找寻答案。

文化是可以被引导和塑造的。中国从汉代起尊崇儒家学说，唐宋时期的政治家又以非凡的政治智慧设立并发展了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科举制度。科举制使儒家的精神追求、文化倾向与普通大众的人生之间形成了无法脱钩的紧密联结，从科举制开始，儒家文化开始突破社会的上层，渗透至社会的每个阶层。文化具有可引导性、可塑造性，那么，如何讲述历史、讲述历史的源头就是塑造文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帝王的封禅巡守，以及几乎持续整个封建王朝时期的尊孔祭孔，其实都是维系族群历史记忆、保持文化基因传承的外在形式。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不断地讲述希腊文明如何恢宏，也正是欧洲人塑造近代欧洲文明“合法性”的历史叙事。而回顾自身，辉煌多样的文明形式自源头时期就具有的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心态、“温柔敦厚”的价值追求，是我们的文化在伊始时期就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换句话说，中国历史的文化基因从根上来说是健康的、有活力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如不用心维护和引导，基因也可能发生变异。放之于当下，如何讲述历史，如何追溯历史记忆，正是维持文化基因健康持续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王学典《江山胜迹，我辈登临——谈中国历史传承中的文化基因》）

材料二：

汤恩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产生于金石并用时代，历经夏、商、西周的连续发展，到春秋时期进入生产力发展史上的铁器时代。同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都没有走出青铜时代就消亡了。中国古文明在青铜时代没有为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所中断。

中华文明在经过春秋、战国之后，继续向比周朝更发达的秦汉时代挺进。过了近600年，到公元四、五世纪，中原地区也发生了民族迁移，还出现过若干少数民族的政权。但这些都属于常见的朝代更迭，没有产生本质变化。中华文明继续前行。

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中华文明的传统又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巩固与丰富。以后虽有元和清两代少数民族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但这些皇朝都在中华文明体系下行政理事。中华文明一直没有中断。

从世界历史上看，两河流域与埃及是世界上最早走出野蛮、走进文明的地区。这里的居民创造了人类早期的辉煌，发明了文字，积累了丰富的文献，办教育，兴文化，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然拥有灿烂的诗篇，也有远古的法典，有宗教，但没有史学。在古代，只有古希腊和中国不但创造了历史，而且创造了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史学。但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史，古希腊人没有形成数代史家连续按时叙史的传统。

古代中国是史学大国，也是史学强国。政治文明的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又为中国史学的连续性提供了丰厚的内容。从甲骨卜辞到金器铭刻，从《尚书》《春秋》到由历代史家编撰的文化长城——《二十四史》，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见证。

中国历史资源之丰富，史事记载之连续，让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感到惊讶。他在《历史哲学》中曾这样写道：“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

汉字是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所产生的标志性成果。汉字的整个发展过程清晰连贯，没有发生过断裂。圣哲的经典通过汉字滋养一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明延绵发展，始终充满活力。

（摘编自杨共乐《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开放性特质——基于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长于直觉的辩证思维，后期墨家与名家（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施、公孙龙）则特别发展了理性的逻辑思维，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思辨精神的逻辑命题。两汉魏晋以来，儒、道、释三家互补成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的认知方法去认识，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特点，一般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更欣赏和满足于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中，去追求和获得某种真理和领悟。

如钱穆所说：“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常爱在生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里去领悟。”中国文化重直觉思维、轻逻辑思维的传统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其长处是对世界、对事物容易进行整体、系统的把握，具有较长远的历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经验，好历史，民族心态总体而言比较冷静、沉稳，民族能够比较从容地应付历史的大灾大变，使民族文化不断延续、发展。其短处则在于由于轻逻辑思维，不善于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丝不苟的精确性，不容易形成科学的观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知。

（摘编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特色》）

材料二：

儒家的学理错误是自命无证。这会导致错误的学风，只要主观意志，而不需要客观实践。这种学风也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现代性的认知是创造性推动的，现代性的实践是积极协作，是动手动口的结合。主观的东西必须被客观证实，自命无效，证实才能有效。这样古典时期的权威独霸脱离群众演变成大众认证、客体认证、监控认证，自命都是无效的。现代性在学理上是客体认证大于主体自命。凸显客观性认证，把认知变成客体化的，这是现代性的特点。

本质而言，主体性必须经过客体认证，才能检测出是不是适合现实。儒家的心学实际是自命无证的。这正是佛教指责的，“想入非非”，舍弃客体，无法正心诚意。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基本导向客体认证。对知识进行客体认证，会使知识成为真实的知识。传统思想走的是权威主义之路，圣人之言无须客体认证。现代性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知识就是被客体认证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确定性的，才能使人信服。

传统文化历经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是远古时代，文字初创、人文初建的时期，以原始人文意识、宗教为特点；第二是秦始皇之后的封建社会，文明开启文字统一并且历史演义家天下大一统；第三是元宋明清时期。远古时期，客观性认识不断增加，自我认识开启，不断对域外文明进行接纳。古典时期自命无证，晚清时期追求知识的客观化标准，接纳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现代性更是把客观化的标准作为知识的尺度、思想的依据以及认识的来源。所以现代性的自命无证被淡化为客观认证，现代性必须经过客观认证才能反思知识作为自身的合理性。从实践认识知识的可行性，到最终以事实作为知识的结果，都以客观化作为自我意志的标准。现代性虽然看似缺少了古人所谓诚信，但是总体上建立了个人认知的可信度。这种现象也就是所谓现代年轻人“未老先衰”，他们没有古人少年时期的疏狂，但是整个传统文化因为自命无证而变成整体性的谎言。古人的言辞散漫正是自命无证造成的，因为拥有无须客观化的认知，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会造成言辞与现实的背离，而古典时期一直不顾这种背离。这是认识论的历史——不断增强的客观化，不断使思想回到现实，工具理性和客观化的理性不断完善。

（摘编自《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材料三：

道与器的相互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一个“道”字和一个“器”字，对宇宙万物的生发及其关系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宏大非凡的概括力，展现了中华文化卓越的思维魅力。

一方面，道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宇宙的总根源，或一切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另一方面，与无形的道相对的是有形的器。在道与器的关系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以道驭器、重道轻器，由此形成传统文化特别注重探究道理、道路、方向、原则等重大问题的特点，但也具有忽视科技等器的一面。究其原因，问题不在于道，而在于我们未能摆正道与器的关系，只看到道高于器、统御器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道生于器、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所以，正确的做法应是以道御器、道器并重。以道御器就是在充满竞争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道文化的优势，驾驭器物之用，引导人类役物而非役于物；道器并重就是道与器协力，使传统文化道的优势和现代化器的优势，形成互补互进的良性状态，促进经济建设、生态建设、科技创新等更快更好发展。

（摘编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协力共进》）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甲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节选自韩愈《师说》）

乙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岂特弟子之过哉，亦为师者有以致之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本无可师，强聚道路交臂之人，曰师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师习其句读，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授以艺术者之有其实也。使师之为道，出于童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下，则是为师者之罪也。

今世以无忌惮相高张口辄骂欧曾摇笔即毁朱陆古人姓氏道听未审议论其学术文章已累幅见于坊书矣。乳儿粉子，轻儇浅躁，动欲越过前人，抗然自命；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盖不特耻为弟子，相率而耻不为师。吁！其可怪也。

昔者孙明复之为师也，以石守道为之弟子，执杖屦，待左右，明复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师弟子之礼，若是其重也。故何北山之于来学,未尝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为苟无其德，宁虚其位，以待后之学者，不可使师道自我而坏也。北山可以为师，避师名而不为，其慎重如此！羲老而失学，欲求为弟子者也，羲其敢冒今世之无耻哉？反昌黎之意，作《续师说》以谢之。

（选自黄宗羲《续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