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作物的遗传改良。过去几千年里的农作物改良方式主要是对自然突变产生的优良基因和重组体加以选择和利用，通过随机和自然的方式来积累优良基因。遗传学创立后近百年的动植物育种主要是采用人工杂交的方法，进行优良基因的重组和外源基因的导入，从而实现遗传改良。转基因技术则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外源基因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发生改变。因此，可以认为转基因技术是与传统的遗传改良技术一脉相承的，其本质都是通过获得优良基因进行遗传改良。但转基因技术与传统技术也有重要区别。传统的选择和杂交技术一般只能在生物种内个体间实现基因转移，操作对象是整个基因组，所转移的是大量的基因，不能准确地对某个基因进行操作和选择，因而对后代的表现预见性较差；而转基因技术所转移的基因则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因此，转基因技术是对传统技术的发展和补充。将两者紧密结合，可相得益彰，大大地提高动植物品种改良的效率。

转基因技术既可加快农作物和家畜品种的改良速度，提高人类食物的品质，又可以生产珍贵的药用蛋白，为患病者带来福音。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危险？大量转基因生物会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转基因产品会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尽管尚无定论，但一些科学家担心对生命进行“任意修改”所创造出的新型遗传基因和生物可能会危害到人类，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遗传基因污染，而这种新的污染很难被消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转基因技术的负面影响作了大量研究，相关报道也频频见诸报端。

面对种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议，许多科学家、学术团体纷纷以各种形式表明对转基因技术的支持态度。由美国Tuskegee大学Prakash教授起草的题为“科学家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的声明”称：“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通过重组DNA技术引入新的或不同的基因并不一定会有新的或更大的风险，且商品化的产品的安全性则由于目前的安全管理规则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保障。遗传新技术为作物改良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精确性。”

当然，在目前条件下，转基因技术还存在许多不足，比如转基因表达水平低；转基因在宿主基因组中的行为难以控制，可能会引起宿生细胞染色体的插入突变；制作转基因动物效率低等难题尚未解决。另外，转基因农作物和以此为原材料制造的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的影响尚未有定论，对生命“任意修改”，也是对传统伦理的一种挑战。这些都制约着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但通过科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各国对转基因技术、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规范管理，保证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健康有序，这一技术肯定会更好地贴近民众，造福人类。         

（摘编自朱蒙《转基因技术的研究综述及利弊关系》）

董其昌传

董其昌，字．元宰，松江华亭人。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迁授编修。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归。起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并不赴。

光宗立，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天启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明年秋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寻转左侍郎。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①。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赠太子太傅。福王时，谥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撅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刑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刑、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选自《明史·董其昌传》）

我叫田栀毓

庄学

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2016年1月13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迎来了111岁大寿。这位文化界的名人一生经历可谓充满传奇，精彩异常。11日上午，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周有光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

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解放后，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

在周有光的工作经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他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资料称，是周有光主导建立中国汉语拼音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在50岁左右时，改行专职研究语言学，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内，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该方案最终于1958年正式公布。之后，周有光又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对汉字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周有光的传奇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的“陪聊”，他们见过两次。周有光是极少见的和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

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书中，周有光这样描述：“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到了晚年，乃至年过百岁之后，周有光仍然精神健旺，没有停止思考，先后出版《周有光文集》《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作品，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曾这样评价道：“他达到了勇者无惧的境界。”

在叶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他过生日，有很多人去看望他。他现在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

周老先生自己说过，“我从来都是把坏的东西尽快忘掉，记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情。”叶芳说，周有光对世界新奇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铁回常州老家，但他心里知道，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

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晶报》也称他“敢讲一般人不敢讲的话”。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