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论语》通篇看起来都在讲修齐治平的义理，但并不会让人觉得艰深晦涩。相反，它能让人常读常新，随时翻开的时候也总会发现一些细节的微妙之处。究其原因，在于其文本的一种文学性特质。因为这种文学性，杨绛先生曾经在《我是怎样读〈论语〉的？》一文中说：“‘四书’，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

作为言行录，《论语》中对于孔子在不同情境中的神态和表情的描写虽然简约，却十分生动可感。《阳货》篇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孔门弟子子游做了武城的邑宰，实施庠序教化，学习礼乐的人很多，小城中弦歌不辍。孔子到了武城，对这个小地方化民成俗如此成功喜出望外，“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以前听老师说过，君子学习了道，知了礼乐就会爱人；老百姓学习了道，知了礼乐就容易引导和管理。听到这段话，孔子马上正色道，子游的话是对的，刚才说的话不过是同他开玩笑罢了。这一段文字很有戏剧性，孔子从轻松诙谐到深沉肃穆，前后的转变，氛围感很强，反映出孔子的真实亲切，也体现了他对于治国安邦之事的在意和敬畏。

《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大量比喻手法的运用。如《子罕》篇中出现了两句以自然景物作比的句子，一句为“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另一句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前者是对于时间和生命流逝的哲思咏叹，后者则是对外境磨砺下的风骨彰显和生命韧性、君子人格的歌颂。正如钟嵘所说，“因物喻志，比也”。儒家的修身目标和原则，本质上紧紧关联如何在生命里创造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超越作为人的有限性，达成卓然和不朽。

总体而言，《论语》的文学性特征，是儒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对两千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具有塑造之功。每一位认真阅读《论语》的读者，在掩卷之时，脑海中总会呈现出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形象，也常能体会到一种难以言传的氛围感。这些情形，恰恰是因为《论语》真正体现了以“文”化人的力量。

（摘编自车凤《论语》中的以“文”化人》）

材料二：

读书其实从哪本书开始都可以。但是，要思。读书就是去思，读书是学习，思考。“学而不思则罔。”《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不是告诉你必须如何如何，孔子的语气永远是：我是这么做的，这么想的，你看着办吧。《论语》不辩论，不结论，不指示，不居高临下“比你较为神圣”地“启蒙”。《论语》是讨论、陈述，是对思的启发，对经验的唤醒。读《论语》要思，要体会。真理在思的过程中敞开，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挖矿，忽然，蹦出一颗宝石。

正是那种谦卑低调的语感，经验之思，之谈，令《论语》成为一部伟大的指示，千百年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世俗化的后现代氛围，解构，调侃，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玩世不恭，“新就是好”，蔑视传统、经验已经成为常识。《论语》失位已经若干世纪，它本来是汉语的最高之书，现在随便就可以调侃、否定。孔老二、丧家犬，从一个教授的嘴里说出来，磕绊都不会打一下。

《论语》在中华文明中，曾经有着崇高地位：“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种崇高地位也令《论语》成为令人窒息的教条。所以鲁迅激愤地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一个世纪过去，在读书上，“拿来主义”已经相当媚俗，看看中国的书架就知道。窃以为，“温故知新”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回到希腊去找思想资源，越来越显得先锋起来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好处是，那种教条化的传统已经被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一切复零，从头开始”“怎么都行”“唯我独尊”摧毁，斯文扫地，烟消云散。《论语》的经典地位早已被解构，去蔽。“礼失而求诸野”，《论语》回到了“野”，可以像它刚刚说出来的时代那样去倾听，去拜读了。完全可以想象自己就是颜渊、子路、闪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

这个时代，可以读《论语》了。

（摘编自于坚《可以读〈论语〉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与书本的交往

［法］蒙田

与书本的交往伴随着我的一生，并处处给我以帮助。它是我孤独中的安慰。它解除我的闲愁和烦闷，并随时帮我摆脱令人生厌的伙伴。它能磨钝疼痛的芒刺，如果这疼痛不是达到极点和压倒一切的话。为了排遣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唯一的办法是求助于书籍，书很快将我吸引过去，帮我躲开了那个念头。然而书籍毫不因为我只在得不到其他更实在、更鲜活、更自然的享受时才去找它们而气恼，它们总是以始终如一的可亲面容接待我。

俗话说：牵着马的人也可步行，只要他愿意。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国王雅克是个年轻、英俊、健壮的人，他常让人将他抬在担架上巡游四方，头下垫只蹩脚的羽枕，身穿灰不溜秋的粗布袍，戴顶同样质料的睡帽，后面却跟着豪华威武的王室随从队，各色驮轿和骏马，众多侍从和卫士，表现出一种还相当稚嫩且尚未稳固的威严。①痊愈之券在握的病人无须同情。这一警句很对。我从书籍中得到的收获全在于对这一警句的体会和运用。事实上，我使用书本几乎并不比那些不知书为何物的人更多。我享受书，犹如守财奴享受他的财宝，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乐意，就随时可以享受；这种拥有权使我的心感到惬意满足。不管在太平时期还是在战乱年代，我每次出游从不曾不带书。然而我可能数天，甚至数月不用它们。我对自己说：“待会儿再读，或者明天，或者等我想读的时候。”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我并不悲伤。因为我想书籍就在我身边，它们赋予我的时日几许乐趣。我无法说清这一想法使我何等心安理得，也无法总结书籍给我生活带来多大的帮助。总之，它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好的食粮，我非常可怜那些缺乏这种食粮的聪明人。不过出游中我更愿接受其他的消遣方式，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何况这类消遣我从来不会缺少。

在家中，我躲进书房的时间要多些。我就在书房指挥家中一切事务。我站在书房门口，可将花园、饲养场、庭院及庄园的大部分地方尽收眼中。我在书房一会儿翻翻这本书，一会儿翻翻那本书，并无先后次序，也无一定的目的，完全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我有时堕入沉思，有时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将我的想法记录下来或口授他人，即如现在这样。

我的书房在塔楼的第三层。一楼是小礼拜堂，二楼是一间卧室和它的套间，为图一个人清静，我常睡在那里。卧房的上面原是个藏衣室，过去那是我家最无用的处所。改成书房后，我在那里度过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日和一天中的大部分光阴，但我从不在那儿过夜。与书房相连的是一间布置得相当舒适的工作室，冬天可以生火，窗户开得很别致。要不是我怕麻烦又怕花费（这怕麻烦的心理使我什么都干不成），我便不难在书房两侧各接一条百步长、十二步宽与书房地面相平的游廊，因为墙是现成的，原为派其他用处，高度正好符合我的需要。②任何僻静的处所都要有个散步的地方。我若坐着不动，思想便处于沉睡状态，必须两腿走动，思绪才活跃起来。所有不靠书本做学问的人，都是这种情况。我的书房呈圆形，只有一点平直的地方，刚好安放我的书桌和椅子；我所有的书分五层排列在四周，围了一圈，弧形的墙壁好似弓着腰把它们全部呈献在我面前。书房的三扇窗户为我打开三幅多彩而舒展的远景。屋子的空间直径为十六步。冬天我连续待在那里的时间比较少，因为，顾名思义，我的房子高踞于一座小山丘上，而书房又是所有房间中最通风的一间。我喜欢它的偏僻和难以靠近，这对工作效果和远离人群的喧闹都有利。③这里是我的王国。我竭力把它置于我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竭力使这唯一的角落不为妻子、儿女、亲朋所共有。在别处，我的权威只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不大牢靠。有的人连在家中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可以在那儿享受清静和避不见人的地方，依我看，这种人真可怜！野心家必得抛头露面，如同广场上的雕像，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有高官厚禄则无自由”，他们连个僻静的退身之处都没有！我在某个修道院看到，修士们有条规矩：必须始终待在一起，不管干什么，须当着很多人的面。我认为修士们过的苦修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这更难受的了。我觉得，终身独处要比从不能独处好受得多。

④倘若有人对我说，把文学艺术仅仅当作一种游戏和消遣，是对缪斯的亵渎，那是因为他不像我那样知道，娱乐、游戏和消遣是多么有意思！我差点儿要说，其他任何目的都是可笑的。我过一天是一天，而且，说句不敬的话，只为自己而活：我生活的目的止于此。我年轻时读书是为了炫耀，后来多少为了明理，现在则为了自娱，从来不为得利。过去我把书籍作为一种摆设，远不是用来满足自我的需要，而是用来做门面，装饰自己；这种耗费精力的虚荣心，早已被我抛得远远的了。

读书有诸多好处，只要善于选择书籍；但是不花力气就没有收获。读书的乐趣一如其他乐趣一样，并不是绝对的，纯粹的，也会带来麻烦，而且很严重；读书时头脑在工作，身体却静止不动，从而衰弱、委顿，而我并没忘了注意身体。对暮年的我来说，过分沉湎于书本是最有害健康，最需要避免的事。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谓大公也。万章问曰：“孔子于卫主雍睢，于齐主寺人脊环，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仇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之以礼，退之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与寺人脊环，是无命也。孔子不说于鲁卫，将适宋，遭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过宋，是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之，观近臣，以其所为之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睢与寺人脊环，何以为孔子乎！”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而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

（节选自《说苑·至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