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朝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而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朴，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神，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使“国学”真正发扬光大。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殷周之际，中华传统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人道主义思潮从而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构建“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秉持“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其思想的核心都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儒、道两家在“人本”的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相融互补，达到辩证统一，也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讲境界的确比讲气质、讲神韵更能揭示中国诗歌艺术的精髓，也更易于把握。但是，讲诗歌艺术仅仅讲到境界这个范畴，仍然显得笼统。能不能再深入一步，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找出一种更基本的艺术范畴，通过对这个范畴的分析揭示中国古典诗歌的某些艺术规律呢？我摸索的结果，是找到了“意象”。我们先来看看意象和物象的关系。

古人所谓意象，尽管有种种不同的用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必须呈现为象。那种纯概念的说理，直抒胸臆的抒情，都不能构成意象。因此可以说，意象赖以存在的要素是象，是物象。

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的存在而存在，也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格情趣，即是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

例如，“梅”这个词表示一种客观的事物，它有形状有颜色，具备某种象。当诗人将它写入作品之中，并融入自己的人格情趣、美学理想时，它就成为诗歌的意象。由于古代诗人反复地运用，“梅”这一意象已经固定地带上了清高芳洁、傲雪凌霜的意趣。

一个物象可以构成意趣各不相同的许多意象。由“云”构成的意象，例如“孤云”，带着贫士幽人的孤高。陶渊明《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杜甫《幽人》：“孤云亦群游，神物有所归。”“暖云”则带着春天的感觉，罗隐《寄渭北徐从事》：“暖云慵堕柳垂条，骢马徐郎过渭桥。”“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陶渊明《停云》：“霭霭停云，港漾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辛弃疾《贺新郎》：“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由“柳”构成的意象，如“杨柳依依”，这意象带着离愁别绪。“柳丝无力袅烟空”，这意象带着慵倦的意味。“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这意象带着诗人早朝时的肃穆感。同一个物象，由于融入的情意不同，所构成的意象也就大异其趣。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可以夸张物象某一方面的特点，以加强诗的艺术效果，如“白发三千文”“黄河之水天上来”。也可以将另一物象的特点移到这一物象上来，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长有归心悬马首，可堪无寐枕蛩声。”这些诗都写到“心”，心本来不能离开身体，但李白的“愁心”却托给了明月，杜甫的“故园心”却系在了孤舟上，秦韬玉的“归心”则悬在了马首上。这些意象都具有了“心”原来并不具备的性质。

诗人在构成意象时，还可以用某一物象作为联想的起点，创造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李贺诗中的牛鬼蛇神大多属于这一类。火炬都是明亮的，李贺却说“漆炬迎新人”，阴间的一切都和人间颠倒着。他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有“忆君清泪如铅水”一句，铅泪，世间也不存在。但既然是金铜仙人流的泪，那么当然可以是铅泪了。

总之，物象是意象的基础，而意象却不是物象的客观的机械的模仿。从物象到意象是艺术的创造。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材料二：

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考夫卡把艺术作品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艺术作品“不是各组成部分的简单集合，而是各部分互相依存的统一整体”。任何整体都是由各种要素或成分组成，但它决不等于构成它的所有成分之和，也就是说，“部分”不能决定“整体”，“整体”的性质却对“部分”的性质有着极重要的影响。在欣赏古典诗歌的过程中，诗歌的意境也是一个整体。在一首诗中，诗人常常通过创造一组意象群来营造诗歌的意境，但诗歌意境的整体基调并不是所有意象的简单相加，而是远远大于这些意象之和。在这个意境整体中，各个意象互相依存、互相作用。正因为整体对部分的重要影响和各部分处间的互相依存，所以即使是同一个意象，放到不同的诗歌意境中也会有不同的审美意蕴。鉴赏诗歌时要开启想象之门，把诗歌中所有的意象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画面，感受这个艺术画面的整体基调，通过诗歌的整体基调，通过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把握诗歌中每个意象的审美意蕴。

（摘编自郭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研究》）

【推荐3】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以文为戏：数字时代文学的游戏批评范式

黎杨全

①游戏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在释放用户主体性的数字时代得到充分体现，文学的消费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基于玩乐心理的游戏。

②英国学者威廉·斯蒂芬森主张从游戏范式来理解传播，认为大众传播研究严重忽视游戏元素，应从传统信息理论走向游戏理论。传统传播效果研究将信息刺激与受众反应之间看成线性关系，忽视其个体差异与精神复杂性。在斯蒂芬森看来，用户在传播中是体验快乐的主体，比如人们看报纸，并无明确目标，而是随心所欲浏览，成为自主性游戏。

③斯蒂芬森强调从信息范式走向游戏范式，这种范式转换显然在当下具有很大的阐释力。当代社会是闲暇社会，网络兴起后，数字化休闲更是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聊天、角色扮演、自拍展示、操控、互动、恶搞、玩梗……网民种种行为都带有游戏性。这一特点也表现在文学上，网民对文学的态度主要基于游戏心理，对文学的阅读、“代入”、戏仿、分享、玩梗、吐槽，以及二次创作，主要是为了“好玩”。需要注意的是，游戏性并不限于娱乐性较强的大众文学的消费活动，而是指整个数字时代的文学，不管是大众文学还是精英文学，只要它在网上被消费，都会出现游戏行为。比如传统经典《红楼梦》，网络上有大量关于它的角色粉演、玩梗与二次创作，又比如超文本文学、超媒体文学，对它们的阅读与互动本身就带有游戏性。

④文学消费活动的      实际上是历史趋势。游戏与艺术、文学的游戏性与社会性早期处于交融状态，此后开始分离，或强调文以载道，或走向感官游戏。书面文化制约了交互的游戏性，不过也有一些文学实验试图突出读者的主动性，尤其是后现代文学让阅读走向游戏化。在理论上，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阐释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将游戏视为开放性文本的原型。数字技术兴起后，人们可以随意操作文本，文学消费进一步凸显了游戏性。

⑤数字时代文学消费的游戏性不只在于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还在于主体之间的群体交往。网络阅读与传统阅读的不同在于，论坛环境可以随时交流，社交媒体强化了这种倾向，人们边看故事边讨论，实现了“沉浸”与“交互”两者转换的自由。数字时代也并不只是后现代小说、超文本的精英文学，也可能是中国网络文学、日本轻小说这种流行文艺，后者具有二元性：一方面不是精英文学，而是大众化文本；另一方面又非传统“沉浸”式欣赏，而是因社交不断打破沉浸，具有游戏性。

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论也有“以文为戏”的说法，即以游戏态度对待阅读与写作。韩愈在《毛颖传》中以史传笔法为毛笔立传，充满戏拟与反讽，读者也视其为游戏之作，而韩愈的文人身份与案头化写作，也让“以文为戏”类似于精英化的文本嬉戏。

⑦不过，“以文为戏”还指涉其他情况，被古人用来形容传统文学“跨进跨出”的艺术特征。在《水浒传》第三十回，武松杀了一个丫鬟，另一个见状欲走，却“惊得呆了”。叙述者此时插话：“休道是两个丫鬟，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金圣叹评点道：“忽然跳出话外，真是以文为戏。”叙述者的评论打破了沉浸，具有游戏性。“跨进跨出”是中国艺术较为突出的特点。中国小说时常有干预叙述，人物视角与说话人视角呈现流动性。这种跨层在中国戏剧、曲艺表演中也相当常见，戏谚“一人多角，跳进跳出”，指的就是这种特点。

⑧中国文学“跨进跨出”的叙述程式，与说唱艺术初始对小说、戏曲的影响有关，这与当下数字媒介重建口头文化经验相通，契合了数字时代社交性、群体性的游戏化消费活动。

（选自《文学评论》2023年01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