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国开发出从数字数据打印出3D物体的“3D打印技术”，并在2年后开发出第一台商业3D打印机。之所以叫“打印机”，是因为它借鉴了打印机的喷墨技术，只不过，普通的打印机是在纸上喷一层墨粉，形成二维(2D)文字或图形，而3D打印则能“打”出三维的立体实物来。以一个手电筒为例，3D打印机能通过电脑将手电筒进行立体扫描，创建三维设计图，之后对这个立体原型进行“切片”，分成一层一层的，之后，打印机就将原材料按照设计图一层一层地“喷”上去，直到最终造出一个手电筒来，只不过3D打印机喷出的不是墨粉，而是融化的树脂、金属或者陶瓷等材料。

3D打印这种增材制造技术一下子就吸引了美国空军，他们认为，如果将这种技术用在武器制造上，产生的威力将是惊人的。在传统的战斗机制造流程中，飞机的3D模型设计好后，需要花费长期的投入来制造水压成型设备，而使用3D打印技术后，零件的成型速度、应用速度会大幅度提高。在航空工业上广泛被使用的一种金属是钛，它的密度只有钢铁的一半，强度却远胜于绝大多数合金，如果通过激光将钛熔化并一层层喷出飞机来，无疑将大大提高美国战机的制造速度。为此，1985年，在五角大楼主导下，美国秘密开始了钛合金激光成形技术研究，不过，由于在制造过程中钛合金变形、断裂的技术难题无法解决，美国始终无法生产高强度、大尺寸的激光成形钛合金构件，只能进行小尺寸钛合金部件的打印或进行钛合金零件表面修复。

我国于1999年开始金属零件的激光快速成形技术研究，集中开展了镍基高温合金及多种钛合金的成形研究，形成了多套具有工业化示范水平的激光快速成形系统和装备；掌握了金属零件激光快速成形的关键工艺及组织性能控制方法，所成形的钛合金及力学性能均达到或超过锻件的水平，为该技术在上述材料零件的直接制造方面奠定了基础。近年来，我国在飞机钛合金大型整体结构件的激光快速成形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有效解决了激光快速成形钛合金大型整体结构件的变形开裂及内部质量控制两大技术难题，通过对钛合金零件凝固组织的有效控制，所成形的飞机钛合金结构件的综合力学性能达到或超过钛合金模锻件，已通过装机评审并得到应用。

目前，中国已具备了使用激光成形超过12平方米的复杂钛合金构件的技术和能力，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掌握激光成形钛合金大型主承力构件制造、应用的国家，先进战机上的钛合金构件所占比例已超过20%。我国航母舰载机歼-15项目率先采用了数字化协同设计理念，使用三维数字化设计，改变了设计流程，提高了试制效率；五级成熟度管理模式，冲破了设计和制造的组织壁垒，而这与3D打印技术关系紧密。

夏侯胜字长公，东平人也。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妖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后十余日，光与张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以与谋废立，定策安宗庙，益千户。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于是群臣大议廷中，皆曰：“宣如诏书。” 长信少府胜独曰：“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公卿共难胜曰：“此诏书也。”胜曰：“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 于是丞相蔡义，御史大夫田广明劾奏胜非议诏书，毁先帝，不道，及丞相长史黄霸纵胜，不举劾，俱下狱。

胜为人质朴守正，简易亡威仪。见时谓上为君，误相字于前，上亦以是亲信之。尝见，出道上语，上闻而让胜，胜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扬之。尧言布于天下，至今见诵。臣以为可传，故传耳。”朝廷每有大议，上知胜素直，谓曰：“先生通正言，无惩前事。”

胜复为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选自《汉书·夏侯胜传》，有删节）

踏莎行 晚景①

(明)陈霆

流水孤村，荒城古道。槎牙②老木乌鸢噪。夕阳倒影射疏林，江边一带芙蓉老。

风暝寒烟，天低衰草，登楼望极群峰小。欲将归信问行人，青山尽处行人少。

人生不需要别人来定义

大约11年前，在《今日美国》报上读到一篇写鲍勃•迪伦①的报道，说迪伦拒读别人写他的传记。现在他又自己来写回忆录，自有一股从公众、媒体和评论界的过度诠释中还原、夺回自己隐藏在巨大名声之下的生命真实的倔强。

迪伦把书命名为《编年史》，也体现了文体上的追求，有意打破严谨的结构和叙述，迪伦如此解释他的自传文体：“就像把手上的纸牌在桌上摊开，我随意挑哪张就从哪张进去…… 这些纸牌之间未必有多少联系。”正是这种散乱扑克牌式的写法成就了一部散文杰作而不仅 仅是一本名人回忆录或者什么“历史见证”。

《编年史》重新诱发人们探讨迪伦的文学——而不仅仅是音乐——价值和地位。迪伦的纽约青年时光令人想到海明威《流动的圣节》中写的巴黎青年时光，但有别于海明威淡淡的伤感，迪伦在忆旧时笔触坚韧有力；他天马行空的跳跃也让人想到亨利•米勒；迪伦对人物的精妙刻画，还令人想到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

《编年史》让人再一次领略迪伦在他的歌词中已一再展示的修辞尤其是用喻的魅力，比如：“五十年代的文化就像是一个再过几天就要退休的老法官。它就要走了，在今后十年的时间里，它会挣扎着起来，然后跌落到地板上。”

诗人、抗议歌手、美国的良心、60 年代的代言人、民谣教父、摇滚宗师……鲍勃•迪伦的这些头衔早已写进教科书。然而这位老人平静地说：“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迪伦二十出头便能写出众多流传千古的好歌，人们惟有赞叹这是天才的奇迹，但迪伦却毫不隐瞒地披露自己的一个个学习对象，比如范容克、哈里•巴里方蒂、麦克•西格、保罗•德莱顿等等，甚至是当年下等酒吧的无名卖艺者，他们中有的人早已被音乐史淡忘，但迪伦以 近乎赞美的方式让他们复活。迪伦谈论同道音乐家的方式让人一再感受到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公正，诚实，开放。

人们习惯把迈尔斯•戴维斯称作爵士变色龙，把大卫•鲍伊称作摇滚变色龙，迪伦何尝不是一个民谣摇滚的变色龙？他提及布莱希特的歌谣写法给他的影响，以及布鲁斯天才罗伯特•约翰森给他的启发，越到后来，迪伦越是变来变去，也有点存心推倒外界对他偶像化、模式化的定论，他一会唱得像个牙齿掉光的布鲁斯疯子，一会又像约翰尼•卡什那样字正腔圆地唱起乡村歌曲，甚至偶尔会唱得像个凶巴巴的朋克。

迪伦一再宣称：“我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代言人，我不过是一个音乐家而已。”“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迪伦坦言：“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我的人生不需要别人来定义，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后世的愤青很容易批评迪伦守旧。但问题是迪伦从来都更迷恋于历史，以发现“历史的样板”和“人性的全部复杂性”而保持对现实的冷眼旁观。“我喜欢旧新闻，不喜欢新新闻，一个二十四小时都是新闻的世界就是地狱。”他初到纽约曾经在图书馆从微缩胶卷上阅读1855 年到1865 年间的报纸。

一个愤青也很容易痛感迪伦往往立场不明，他隐喻叠出、话中有话、模棱两可的歌词也令那些把他视为预言家的人找不着北。然而这就是迪伦作为一个艺术家和诗人的可贵之处，那就是绝不自诩为真理的代言人和真相的发现者。“真相是我脑子里所想的最后一件东西，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存在，我也不希望它留在我的家里。俄狄浦斯去寻找真相，当他找到时，真相摧毁了他。这是个非常残酷的笑话。真相不过如此。我打算模棱两可地说话，你从中听到什么完全取决于你的立场。”迪伦说,“当我开始说教的时候，我便成为自己的敌人。”

迪伦回忆录的最后一段给人很大的震撼：“……很多人误会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的有过正确的认识。我径直走进去，它敞开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它不仅不受上帝的主宰，也不被魔鬼所控制。”

（选自《当代》2016 年 10 月 13 日，有删节）

山水田园在文学中出现并非从隐逸文化的意义上开始的，但对山水的表现方式却存在很大差异        ，        。         ，        ，          。因此，刘勰以为‚“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正表明了隐逸文人对自然审 美的独特视角。

著名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引发我们对“民族文化将何以为继”的思考。但影 片上映之初票房惨淡，63岁的电影制片人方励为了让更多人欣赏到这部以师徒情分和唢呐 传承为主题的电影佳作，通过网络直播下跪的方式恳求各地影院给《百鸟朝凤》多一些排片。 此举在引发争议的同时，也收到了效果，随后，《百鸟朝凤》的排片率和票房收入都应声大 涨。

“老方这一跪”引发了你怎样的思考，请据此写一篇文章。自定立意、自选文体（诗歌 除外）、自拟标题，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