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农业依然是社会经济的第一基础，农业人口依然是帝制国家统治的基本对象，所以“重农抑商”的言论与政策表现都依然存在，在某些特定语境下甚至表达得很激烈。但是“农商皆本”的言论已经表达得很清晰，并且愈来愈成为朝野共识；“利商”、“惠商”而非“抑商”，成为国家政策的基调。

明朝初年，曾颁布一系列与商业相关的政策，其中有被误读为抑制商业政策者。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曾谕户部：“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庶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明代“游食”，并不等于经商，“庶民各守其业”包括商人继续经商，并非禁止人们经商。其他如初入商业者需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坐贾需在营业地占籍等政策，都是从稳定社会成员职业、地域性征，从而稳定社会秩序角度出发的政策，具有抑制商业的实际作用，但并非以抑制商业为最终目标。其次，明初商税并不沉重，大致三十税一，同时对军民婚丧嫁娶所用物品及舟车丝布之类免税。明中期以后，商税名目增多，收税机构增设，税率也有所提高。不过，万历中期矿监税使四出，盘剥商民现象，是出自皇权滥用，并不体现明代基本政策，所以遭到朝野一致反对，并在万历帝死去后立即终止，故在将万历皇帝派出矿监税使作为明朝抑商证据的时候，要注意其复杂性。通明一代，商税趋于由轻到重，但商税总额与社会商业总规模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而且，万历初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赋税负担更大程度地落实在土地上面，使得一些富商大贾以“无田而免差”，规避大量赋税负担。

相对于商业规模，明代商业税率偏低而非偏高。这种情况，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财税观念仍然盘桓在农本经验之中，没有调整明白；另一方面表示明朝政府并无意于通过高税收压制商业，使之难以发展。清朝人口大幅度增加，商业规模也较明代更为庞大，而且朝廷随着商业税收增加而日益看重商业税收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相应管理制度也从涣散仅取其大意转向精细严格。

明清外贸政策，曾经多受诟病，被一些学者视为“闭关锁国”。然而近年大量研究表明，此种认识，夸大了该时期的封闭性。综合官方、民间、海路、陆路贸易趋势，并考虑到明清时代前所未有的全球贸易对中外经济往来的影响，应视为“有限开放”更为贴切。

（选自《明清商业与帝制体系关系论纲》，有删改）

孙犁的风骨

江南鹤

那年，我到天津总医院探望孙犁先生。我们不认识，我之前读了很多他写的书，从报纸上得知他住院，就去看他了。他躺在病床上，两只眼睛是白色的。我看到大吃一惊，站在旁边的一位阿姨说，他的眼睛是白内障。孙犁先生发现有人来，眨了眨眼，大声说：“去忙去吧，忙去吧。”旁边那个阿姨又说：“你别往心里去，谁来了，孙先生都这么说。”我站在孙犁先生面前，背了他写的书的书名，那些书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陋巷集》《晚华集》《老荒集》《如云集》等等。孙犁先生听了，点了点头。我转身离开了病房。

不久，我从《天津日报》上看到，作家铁凝来天津领奖，特意到总医院看望孙犁先生。当听了铁凝的自我介绍之后，孙犁说了一句：“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说罢，便流下眼泪。铁凝也是泪眼汪汪。报纸上还特意配发了一张这两位作家见面时的照片——孙犁先生侧身躺在病床上，注视着铁凝，铁凝跟他紧紧握手。又过了不久，孙犁先生便去世了。

我再次从书架上翻出孙犁先生的十本书，《如云集》《晚华集》《老荒集》《无为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陋巷集》《曲终集》。这是孙犁先生从1967年以63岁高龄开始写作，到1995年封笔的作品集。完全是用手写的。读完这十本书后，我内心产生强烈的震撼，十本书里没有一句是废话，没有一句是空话。作为一个年轻的写作人，我从中受益良多。这些文字是孙犁饱经沧桑后血和泪的结晶，从这近百万字的作品里我提炼出两个字：风骨！ 孙犁先生的风骨！

风骨，我个人理解是文章的风格、做人的骨气。而作为文人，还要有一颗文心和一根文骨。孙犁先生的文章，清纯雅致、朴素自然，似山溪汩汩淌流，像春风拂人衣袂。而在做人上，孙犁先生宁静淡薄，志存高远。他的作品语言十分古朴，句中时有点睛之语。像“凡能厚着脸皮批判别人的人，他在接受别人对他的批评时，脸皮也很厚”（《风烛庵杂记之三》）。“对我来说，人在青春，才能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陋巷集》之《太湖》）。

作家贾平凹在其散文《孙犁论》里说：“孙犁一生有野心，不在官场，也不往热闹的地去，却没有仙风道骨气，还是一个儒，一个大儒。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时下的中国，尤其天津大码头上，真是不可思议。孙犁虽然未大红大紫过，作品却始终被人学习，而且活到老，写到老，笔力未曾丝毫减弱，可见他创造的能量多大！到了晚年，他的文章越发老辣得没有几人能够匹敌。举一个例子，舞台上有人演诸葛，演得惟妙惟肖，可以称得‘活诸葛’。但‘活诸葛’毕竟不是真正的诸葛。明白了要做‘活诸葛’和诸葛本身就是诸葛的含义，也就明白了孙犁的道行和价值所在。”

孙犁先生曾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赠作家铁凝。后来，铁凝撰文回忆说：“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性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

孙犁先生曾说过：“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我想，孙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

作家金梅说：“大凡堪称读书人者，多系不慕富贵，远离官场，甘于寂寞，潜心学问（包括写作），刚正不阿，清风亮节之士。孙犁当此称谓而无愧。”

让我们神闲气定地阅读孙犁先生的作品吧。

材料一：

“十一”旅游黄金周，也是不文明旅游高发时段，除了吸引密集关注的刻字情侣，顺手检索还可看到“游客在景点随意丢弃垃圾、吸烟打牌”“郑州植物园内草木被毁”之类的新闻。不文明旅游，所在多矣。每当此时，再借出鲁迅那句“公共的东西落在外行手里他便糟蹋完”竟有陈词滥调之感。

游客在景点的不文明行为，早已屡遭诟病。有人总结了几种不文明旅游的类型：随意攀爬型、乱刻乱画型、乱扔垃圾型、不文明合影型。若有心观察，几乎每一个景区都会出现至少其中一种行为。游客在景区任性而为，几乎成为一种旅游亚文化。

本质来说，不文明出游频发，是国民精神文化层次与经济实力出现了断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同样出现过此种情况。让节假日文明旅游成为一种习惯，要承认现实，也要从个体与外在制度等维度提升国民素养。

(摘自《新京报》社论)

材料二：

材料三：

一些中国人有普遍而顽固的“小毛病”，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公民钱包鼓了，但文明素质却没跟上。正是由于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便后不冲厕的中国游客多了，境外的旅游胜地才会出现用中文特制的“请勿随地吐痰”“请勿随手扔垃圾”“请便后冲厕”的警示牌……文化差异造成的“水土不服”也是原因之一。有一些境外旅游中发生的不和谐或“歧视”事件，和文化差异造成的误会有关。餐间相互敬酒是中国酒文化的一个内容。而在西方饮食文化中，喝酒是一种品味或享受。饮酒适量，举止不失态，才是教养有素之人应有的风度。有中国游客就因为在飞机上或餐厅里喧闹饮酒遭到制止而起争执。所以，出境文明旅游的要求中，就包括要尊重当地人文化礼仪和风俗习惯。你不了解国外当地的文化习俗和法律规则，肯定会出现“文化冲击”带来的不适感。

现在全国上下都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公民文明旅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政府的重视、旅游业管理的加强，将会带动中国公民旅游的进一步文明和规范。

(摘自葛晨虹《专家建言：文明旅游需要引导》)

材料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这不仅是连续第三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旅游，也是第一次将旅游产业作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基础，整体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30多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以景点景区、宾馆饭店建设为主，可概括为景点旅游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和路径为现代旅游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目前已经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且游客以自助游为主，景点旅游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旅游业发展和游客的需求了，这就要求旅游业必须要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

近几年，我国公民出境游出现了一些游客在境外的种种不文明行为，有游客个人素质问题，也有社会舆论过于包容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的文明培育、行为养成不到位，惩治恶习的法规不健全，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必须从每个公民做起。

(摘自《新京报》《“供给侧”“文明旅游”成两会热词》)

黄尊素，字真长，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宁国推官，精敏强执。后擢御史，谒假归。明年还朝，数陈边事，力诋大将马世龙，忤枢辅孙承宗意。时帝在位数年，未尝召见大臣。尊素请复便殿召对故事，面决大政，帝不能用。

天启四年二月，大风扬沙，昼晦，天鼓鸣，如是者十日。尊素力陈时政十失，末言：“不于此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雠，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疏入，魏忠贤大怒，谋廷杖之。韩力救，乃夺俸一年。既而杨涟劾忠贤，被旨谯让。尊素愤，抗疏继之，忠贤得疏愈恨。

八月，河南进玉玺。忠贤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门进，行受玺礼，百僚表贺。尊素上言，事获中止。五年春，遣视陕西茶马。甫出都，逆党曹钦程劾其专击善类，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遂削籍。

尊素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初入台，邹元标实援之，即进规曰：“都门非讲学地，徐文贞已丛议于前矣。”元标不能用。杨涟将击忠贤，魏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一不中，吾侪无噍类矣。”万燝死，尊素讽涟去，涟不从，卒及于祸。大中将劾魏广微，尊素曰：“广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则铤而走险矣。”大中不从，广微益合于忠贤，以兴大难。

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已知为尊素所解恨甚其党亦以尊素多智虑欲杀之。于是取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苏州，适城中击杀逮周顺昌旗尉，其城外人并击逮尊素者。逮者失驾帖，不敢至。尊素闻，即囚服诣吏，自投诏狱。已，知狱卒将害己，叩首谢君父，赋诗一章，遂自戕，时六年闰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福王时，追谥忠端。

(选自《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三》，有删改)

江心寺

柴望

寺北金焦彻夜开，一山却似小蓬莱。

塔分两岸波中影，潮长三门石上苔。

遗老为言前日事，上皇曾渡此江来。

中流滚滚英雄泪，输与高僧入定回。

【注】①江心寺位于今温州瓯江江心的岛上，此诗作于南宋灭亡后不久。②1130年金兵南犯，宋高宗南奔，曾渡过此江，当时的行宫就设在江心寺里；在作此诗之前，文天祥为了组织抗元力量，也曾来到过温州。